最近几年来,缅北的电信诈骗越来越猖狂。国内很多人受高薪招聘引诱,被骗到缅北去后,不仅遭遇了绑架、毒打等令人发指的经历,甚至还被当作“猪仔”“噶腰子”等,而缅北这个地方,似乎因此成为了中国人的“噩梦”。正所谓历史无新鲜事。实际上,缅北出现的这种情况,和清末时期的“卖猪仔”很相似。那么,清末时期的“卖猪仔”是怎么一回事呢?

清朝末年,随着鸦片战争爆发,腐败无能的清廷,被迫和列强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甚至强调了贩卖华工的合法化。

此时,英、美等西方国家已经废除了奴隶制度,“黑奴贸易”也成为了历史。然而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发展,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却有增无减。毕竟只有获得廉价劳动力,才能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因此,列强便盯上了中国的老百姓。

当时的中国正是外有列强入侵,内有太平天国运动的时候,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腐败的清政府无能解决不了内忧外患,却不断加重赋税,盘剥百姓。很多老百姓,因此陷入十分困难的生存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列强们便纷纷使出各种诓骗手段招募华工,再把招募到的华工运送到国外的种植园、矿厂等地,从事最为繁重的劳动。

由于有市场需要,当时出现了不少从事买卖劳工的人贩子。又由于大多数劳工都来自于沿海地区,因此广东人又把他们称为“猪仔”,而这些人贩子则被称为“猪仔贩子”。

陆佑就是在走投无路时,被人贩子诓骗,卖到了马来西亚。

陆佑是广东江门人,他出生于贫困农家,自幼父母双亡。年少时,唯一的姐姐也因病去世。无奈之下,他只能靠给地主做长工过活才勉强糊口。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陆佑的乡邻响应起义,发动武装暴动,结果遭到清兵镇压和屠戮。不少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了躲避追杀,只得远走异国他乡。

突生变故,陆佑的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尽管他非常勤劳,可是生活却日渐拮据。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人贩子主动提出愿意借钱给他赎身,带他到马来西亚去挣大钱。

人贩子给陆佑描绘,马来西亚不仅能顿顿吃肉,而且还能发财。陆佑见人贩子穿得非常阔绰,因此信以为真,便找人贩子借了20个银元替自己赎了身,并跟着人贩子来到了位于黄埔一带的一家猪仔馆。

此时,“猪仔馆”里已经有2百多个“猪仔”等在那里,他们将被送到不同的地方去做劳工。而人贩子也依此把他们分别关在不同的房间里,并派人持重棒对他们严加看管,为的是不让他们逃跑。

这时,陆佑才知道自己受了诱骗。但为时已晚,而他也在和其他人闲聊时才得知,不少人竟是被“布袋套住拉牵而来”的。

在上船之前,这些劳工都必须签一份形如卖身契的劳工合同。由于合同内容非常苛刻,因此有人不肯签。或者那些被拐的人,由于“父母在,不远游”的心理,拒绝出国做工。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遭到毒打,比如“小刀割喉”“吊起脚趾或手腕,用棍棒连续打头”等。总之,在“猪仔馆”里,每天都能听到撕心裂肺的惨叫声,直到被折磨得不能忍受,签下劳工合同才会罢手。

其实,人贩子们为了能获得更多劳工贸易的利益,他们也是使出了各种手段。

起初,人贩子自称从外国务工归来。他们往往衣着阔绰,把西方世界描绘得如金山银山一般。并信誓旦旦地表示只要愿意出去淘金,就没有不发财的。

本来清朝一直以来都是闭关锁国,老百姓根本不了解外面的情况,所以他们对人贩子描述的西方世界充满向往。毕竟留在国内也生活艰难,所以等人贩子招工的时候,他们就蜂拥而至,纷纷报名。

这时,人贩子却故意提高门槛,借机从老百姓手中再骗取钱财,然后才把那些受骗上当的老百姓,带到“猪仔馆”转手卖掉。

随着越来越多的不法之徒想要从中捞取不义之财,人贩子的手段也越来越多。比如《鸦片战争后的中英抗争》中,就记载了一个叫蔡亚松的人贩子。

蔡亚松被捕入狱后,曾供认称,他本是广州西关的水果贩子,由于五官长得有些像洋人,因此被人介绍到“猪仔馆”做起了人贩子。

蔡亚松先是被剪去辫子,等他学会使用迷魂水后,他便在洋人的指使下,多次潜入内地,诱骗同村、同族的破产百姓,把他们送到“猪仔馆”,再由从事贩卖华工的洋人,用大船载到东南亚或美国等地去卖给资本家。

起初,一个中国劳工的成本大约在十二三块钱。卖给资本家时,最少可以赚到一倍以上的利润。后来,随着对中国劳工需求数量越来越大,中国劳工的价格也逐渐涨到了30块钱,售价也涨到了125块钱,利润达到了4倍之多。

正因为利润很高,广州、厦门、汕头和澳门等地的“猪仔馆”不断壮大,招募中国劳工也更加不择手段,从最初的诱骗,发展到拐卖人口,甚至掠夺。

比如人贩子会在赌场里找寻目标。一旦看到有人输钱,就会借钱给他,赢了加倍奉还,输了就“拘而赴诸海外”。或者夜间把小艇停于偏僻的码头,待有人从旁走过,就“擒售于洋船”。或者直接隐于街市拐角,有人经过,便从后面用“布袋套住,牵拉而去”。甚至光天化日之下,也敢行绑架之歹事。

所以,在沿海地区生活的老百姓,别说夜里经过海边担惊受怕了,就算白天,他们的安全也很难得到保障。

那么,社会乱成这样,地方官员为何不制止呢?

据葡萄牙文献记载,“官风懒怠,法令法规形同虚设。”

对于地方官来说,他们可不愿意为着几个百姓,和洋人闹得不愉快。并且在他们看来,凡是到海外谋生的华人百姓皆是可憎的,因此民不告,官亦不究,这也就大大地助长了人贩子的猖狂气焰。

不光官员不作为,地方乡绅也担心引火烧身,所以也不为失踪的百姓做主。

像蔡亚松这种小商贩,成为人贩子后,他们会再来诱拐同胞,包括自己的兄弟姐妹,乡邻工友。与现在的传销非常相像。

隋季云是衙门的职员。有一次,他因事从佛山乘船回广州。结果在熟睡时,被人贩子绑架到苦力船上,后来又被转卖给了澳门的“猪仔馆“。

由于家中有妻儿老小,身上又担着公职。再说也是个文化人,所以隋季云不管怎么挨打,也不肯签劳工合同。结果他被鞭打得很惨。好在在3个月后,他终于找到机会逃出了“猪仔馆”。

不过,隋季云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在猪仔馆里,还关着不少像他这样在地方上做官的或者读书的人,这些人抵死不肯离家,于是就遭到了各种凌虐,有的几乎被打得半死,还有的受不了虐待,最后自缢而亡。

那些签了劳工合同的中国人,在被逐一点名后,会被撵到大船下层的船舱里,往往二三百人蜷缩着,吃喝拉撒也都在船舱里。

船舱潮湿闷热,人又多,供水很少,伙食粗劣,医药更是没有。不仅条件非常恶劣,而且行动坐卧还不能自由。但凡稍有动静,就会挨到一顿毒打。所以在这种恶劣的环境里,死亡率几乎达到了30%-50%。而这种运送劳工的船,也被称为“浮动地狱”。

这些中国人就算熬过了海上的航程,他们在种植园或矿厂,也仍然会被逼迫着,日复一日干重体力活。所以,他们在海外的死亡率高达40%-70%,哪怕最终顽强地活了下来,这些中国人也需要用5到10年的时间,才能还清身上的债务。

如今,缅北也是打着高薪的名头,诱拐我国的一些年轻人过去,然后逼迫他们从事电信诈骗,这手段和清末时期的人贩子何其相似。而被诱骗过去的受害者,不仅失去了自由,甚至还有被“噶腰子”的危险。

面对缅北越来越猖狂的犯罪行径,网上的舆论一浪高过一浪,这也引起了我们国家的高度重视,目前我国已经联合泰国、缅甸联合举行了关于人口贩卖问题三国三边会议。无疑,我国已经把以诈骗为主的犯罪集团,列为了重点打击对象。希望在不久后,这些犯罪分子能够得到严惩,能让受害者得以平安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