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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承诺,提醒医生洗手的最佳策略 | 模糊谈判力 第八十八篇

这是桔梗在“谈判思维”的第766篇推文。

全文共2522字,阅读大约需要3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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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1引言

如果我提到“洗手”这个动作,你最先想到的是哪种职业?

医生,对吗?

没错,医院的医生或护士们为了时刻保持卫生,洗手的频率应该是最高的。

应该说,“洗手”作为保持无菌操作的手段,已经成为医院的重要规章制度之一。

但如果我告诉你,直到1847年前,医生们也并没有把“洗手”作为必要环节来操作,你会不会很惊讶?

1846年,一个名叫伊格纳兹-塞梅尔维斯(Igna Semmelweis)的产科助教医生,在维也纳总医院产科工作的时候发现,这一年住进这个医院产妇共有4010名,因产褥热(造成产妇感染死亡的一种主要疾病)死去的数量是459人,约占11.4%;

有时候,月病死率最高曾达到过18.3%!

伊格纳兹大夫认为这和产科医生每天做尸体解剖有关,于是他要求所有医生在接触产妇前,必须用氯化钙溶液洗手。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规定,直接让产妇的月病死率从18.3%,降至1.3%!(下降了14倍!)

自此,医学界对“洗手消毒”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和实践,事实证明,“医生洗手”的流程规定能大幅降低病患在医疗过程中感染以及死亡的比率。

所以,现在你能在医院里随处看到墙上安置“洗手液”的装置,方便医疗人员随时洗手。

尽管如此,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医生们主动洗手的次数依然不到实际要求频率次数的一半。

因此,如何鼓励和督促医生们按照规定洗手,就成了心理学家的课题;

2011年,沃顿商学院的心理学家,亚当-格兰特教授,专门就“医生洗手”这个课题做了相关的研究和实验;

他发现,医生们并不是不认同“勤洗手”这个制度的重要性,只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强度和压力都非常大,“洗手”这件事无法经常得到他们的注意力。

因此,解决问题的焦点就被放在如何引起医生的注意力上;

格兰特教授在一家美国医院里,针对医院安置的66个“凝胶洗手液盒”的洗手液用量,做了跟踪统计;

这66个凝胶洗手液盒子被分成了三组,格兰特教授在这三组盒子对应的明显位置上,做了不同的“指示牌设计”;

第一组(Control组)的指示牌上写着,“Gel in,wash out”,意思是“按下出凝胶,好好洗手!”

第二组(Personal consequences组)的指示牌上写着,“Hand hygiene prevents you from catching diseases”,意思是“洗手能保护你不被感染!”

第三组(Patient consequences组)的指示牌上写着,“洗手能保护患者不被感染!”

你猜猜,哪一个牌子真正能够提高医生们洗手的次数?

2洗手

2洗手

我们依然在“模糊谈判力”这个系列推文中,它的思维方式启发自牛津大学的实验心理学研究。

这一篇依然在介绍“七字说服力”的最后一个字,“诺”。

所谓“诺”,承诺也,也可以理解为,

人,有想要和自己保持一致的天性。

一个最初的行为,就是一种“诺”,它会支配你在今后与之保持一致。

“诺”字说服力系列进入尾声了,我花了十几篇的篇幅来描述它,希望你能体会到它的威力;

有时候,“诺”字说服力在经历了一些时间后,会弱化甚至消失;

但适当地“提醒”,却又能再次把“诺”字的威力恢复。

让我们回到文首的实验中,格兰特教授的哪一组指示牌设计能解决医生洗手频率不够的问题?

让我们看看三组凝胶洗手液盒子在摆放指示牌两周后的消耗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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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我们能看出,

第一组洗手液盒在摆放指示牌后,洗手液用量从38.24%,增长到了40.13%;(增长比例不到5%)

第二组洗手液盒在摆放指示牌后,洗手液用量从35.49%,反而下降到了33.98%;

第三组洗手液盒在摆放指示牌后,洗手液用量从37.25%,增长到了54.18%!(增长比例达到了45%!)

(相关实验见:Grant, A. M., & Hofmann, D. A. (2011). It’s Not All About Me: Motivating Hand Hygiene Among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 by Focusing on Patient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2(12), 1494–1499.doi.org/10.1177/0956797611419172)

这个结果的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

让我们再看看三组指示牌上的措辞到底有何不同?

第一组的“按下出凝胶,好好洗手!”,只是在提示附近的人,这里可以洗手;

第二组的“洗手能保护你不被感染!”,是在提醒看到的人,要保护自己;

第三组的“洗手能保护患者不被感染!”,是在提醒看到的人,要保护患者;

为什么只有“保护患者”的措辞,能提高医生们45%的洗手频率?

原因还是“诺”。

要知道,每一个医生在医学院毕业的那一天,都要用“希波克拉底誓词”来宣誓;

“希波克拉底誓词”中最重要的部分就包括,

我本着良心与尊严行医,病患的健康生命是我首要顾念......

因此,每次看到“保护患者”的提醒,医生们都能感受到“诺”字说服力又开始发挥作用。

3滥用抗生素

3滥用抗生素

在医学界类似的“诺”字应用案例并不只限于“洗手”。

“过度开具抗生素处方”,也是医疗行业又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据美国医疗部门2014年的数据,美国每年因“急性呼吸道感染”而开具的抗生素处方次数高达4120万次,相关医疗费用达到11亿美元;

其中几乎一半的处方是不当甚至过度的。

这不仅仅是医疗成本过高的问题,滥用抗生素还会导致患者的过敏反应,更糟的是加速细菌对抗生素耐药性的演化,从而导致抗生素失效。

2014年,南加州大学及哈佛医学院的几名学者,做了一个相关的社会实验,希望能找到降低过度开具抗生素处方的办法。

实验的聚焦点,依然是“如何提醒医生”。

“提醒”的方式,就是在医生的办公室里摆放一个“合理使用抗生素”的指示牌;

实验也分为两组,

第一组为参照组,指示牌上只有标准的抗生素知识,包括过度使用抗生素带来的危害介绍;

第二组为提醒组,指示牌上除了标准的知识和介绍,还有这个办公室里医生的照片,以及这个医生对“拒绝过量开具抗生素”做的手写承诺签字书;

签字书的措辞是,

你的健康是我最大的目标,我承诺将尽一切努力避免滥用抗生素对您的伤害......

实验统计了一年后两组数据最终的抗生素处方开具数量,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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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看到,

第一组参照组的处方数量,实际上升了9.9%;

第二组提醒组的处方数量,实际下降了9.8%;

这相当于,“誓言提醒”的作用让抗生素的用量整体下降了19.7%。

(相关实验见:Meeker D, Knight TK, Friedberg MW, et al. Nudging Guideline-Concordant Antibiotic Prescribing: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JAMA Intern Med. 2014;174(3):425–431. doi:10.1001/jamainternmed.2013.14191)

这些在医学界的实践,不禁给我们的“诺”字说服力提供了有趣的思考角度;

如果我们能捕捉到对方曾经的誓言,也许唯一要做的,就是去“提醒他”。

4小结

4小结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内容的背后,依然都是“模糊谈判论”的影子;

分类、二元、语言、极端;

“诺”,“承诺”的本质,是对“战Vs逃”二元差异的极化;

当我们尝试画出一个分类,战 Vs 逃(做Vs不做),人们的大脑迅速二元化,寻找决策动机;

当“动机”还没出现之前,这个分类对我们来说就是模糊的,没有说服力;

“诺”,可以让我们在谈判中撕开这个分类,让人对“承诺”保持一致的感受越强烈,“诺”字说服力就越极端;

说服力的流动,再次从模糊走向极端。

这里是“谈判思维”!

“模糊谈判力 第八十八篇”待续

---桔梗(83923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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