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国民党军向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几个月以来，晋冀鲁豫解放军在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的率领下，接连打下胜仗。与此同时，一个接一个的胜利，也让部队中开始滋长出一些骄傲的情绪，有的指战员甚至开始不检点，不仅斗志松懈，就连群众纪律也出现问题，导致军民、官兵团结不太好。
在数十年的斗争中，邓小平不仅有出众的军事指挥能力，而且，在治军方面也十分严格，政治上要求绝对服从中央和军委领导。他更是以身作则严于律己，经常深入基层检查，一旦发现不良倾向，便立即开展整顿，他深知军队纪律的重要性。因此，在这一背景下，他决定召开一次整顿纪律、增强斗志的会议。
9月10日，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和七纵队司令员杨勇奉命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开会，这一天正好是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
去野司的路上，陈锡联心想：这次一出陇海，就活捉了赵锡田，仗打得虽然辛苦，但战果颇丰。开会时间还选在了中秋节，这下可以去野司吃月饼了。
陈锡联一到野司，便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没有原本以为的热闹、轻松的氛围，相反，他察觉到了一丝紧张。
各纵队的司令员们刚刚进入开会场所坐下，政委邓小平便宣布开会。一开始，他便直奔主题说出了今天的主旨：“今天，我们开个‘不握手’会议。”
话音一落，各纵队司令员们面面相觑，陈锡联也意识到了这次会议的严肃性。
邓小平扫视了一圈在座的部下后，继续说道：“今天请你们来，不是来欢度佳节，更不是来庆祝胜利的。不要以为刚打了两个胜仗，就沾沾自喜，心满意足了。我们要多想想自己的不足，这几个月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部队的纪律如何？内外团结有没有搞好？在指挥作战中还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好，现在就请大家发言吧。”
随后，刘伯承、参谋长李达和副政委张际春相继发言。会议一直开到了下午，中间简单吃过饭后又继续开会。
下午一两点时，不断有人急匆匆进来汇报敌人情况：报告，敌人五军和十一师正在逼近。但是，邓小平始终紧绷着一张脸，就是不散会。会议的气氛一下就变得紧张起来，这时，有人提议先稍微休息一会儿。
趁着会间休息的这一会儿，陈锡联悄悄找到杨勇，“人贵有自知之明”。陈锡联对杨勇说，“看来今天只要咱俩不做批评，这个会就散不了。”
“是啊。”杨勇深有同感，“回去以后，我先做检讨。”
会议再次开始后，杨勇率先发言，说：“七纵的军民、民政关系不好，仗打得也不好，这些都应该由我负责，我回去后，一定好好整顿，提高斗志。”
杨勇发言完毕后，陈锡联急忙接过话茬，检讨道：“三纵出现的问题，也是我的责任。”
陈锡联话音刚落，邓小平便站起来，宣布道：“好，会议就到这里，现在散会。”
尽管邓小平在会上没有多说些什么，但这次“不握手”会议仍然给陈锡联等部下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后来，每当陈锡联回忆起当年的这次会议时，便对身边人感叹称：
“邓政委对高级干部的要求更加严格，尤其是在重大是非原则问题上，他是决不迁就的；但他对这些干部也非常信赖，相信人们的觉悟，知道高级干部们一旦认识到错在哪里，就一定会勇于克服的。”
回到部队后，陈锡联、杨勇等司令员立即着手进行了有效的整顿。
1947年8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蒋介石调集20多万兵力“围剿”。12月，刘伯承和邓小平经过仔细商讨，决定分开行动。研究作战部署时，考虑到大别山区不利于大兵团作战，加之刘伯承年纪比自己大，邓小平便建议由刘伯承司令员率领一纵和中原机关转移至淮河以北。刘伯承明白邓小平的关心，但他还是拒绝了这一提议。
无奈之下，邓小平只好“以权相压”，他说道：“我是书记，是政委，这件事就这样定了。”
就这样，邓小平率领二纵、六纵和三纵继续留在内线作战，拖住敌军。在缺少物资和后勤支援的极端困难条件下，邓小平带领大别山军民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一次，陈锡联来到前方指挥所，见到了邓小平和李先念。李先念见到陈锡联后，关心地问道：“锡联同志，背得动吗（背着敌人行动）？”
陈锡联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一旁的邓小平便抢先说道：“就是要多背一点，背重一点。我们多背点敌人，多忍受一个时期的艰苦，拖住敌人几十个旅，就能够让山东、陕北的兄弟部队腾出手来，消灭大量的敌军。釜底抽薪就不能怕烫手，这是个关系到全局的战略行动。”
邓小平的一番话让陈锡联深受鼓舞，并深深地折服于他的全局观念。陈锡联当即大声说道：“请政委放心，我们一定完成多背敌人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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