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印象：我不是知青，但我对知青的印象很深刻|周南|小娥|知识青年|知青往事|营盘

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过去半个世纪了，一段知青的经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昆三中“老三届”的老师们不顾年迈体衰、不辞劳苦、满怀深情地编撰了回忆录《回眸50年》，真实还原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承蒙编务组约稿，不胜荣幸。作为当事人，我本人不是知青，没有知青的经历，也没有知青的体验和感受；作为旁观者，本人当年尚幼，与知青相关的人和事也知其不多，看到的、听到的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尽管如此，还是非常愿意把与知青相关的印象和记忆回顾整理成文，分享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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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插队

从1968年底开始，我们云南省陇川县章凤街上、学校的广播喇叭不停地播放毛主席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随后一批又一批从内地来的知青临时住进我们章凤小学，又被分配到各个村寨。同时，我父亲李自训（章凤乡营盘一社会计）与社长周绍刚、保管孙朝满等几个社干部领着社员把社房清理出来，准备了竹笆床板，垒了灶台，购置了锅碗瓢盆及油盐柴米等生活用具用品，就等着知青的到来。

1969年春节过后，我父亲他们几个社干部赶着牛车到章凤小学拉回了插队到我们章凤营盘一社的知青。我们小孩子爱凑热闹，跟前跟后地围着转着看，知青有男有女，跟寨子里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差不多大，一个个白白净净的，大都穿着草绿色的军衣，女知青留着短发，男知青有的戴着军帽。知青们也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时不时给我们小孩子使个眼色、扮个鬼脸，一下子拉近了相互间的距离。

分到我们营盘一社的男知青有吕宗华、王明善、黄斯鹏、何锦明、吕惠明；女知青有许玉珠、王竹媛、李继芬、郭莲玉、吕惠珍、李桂芳。印象中吕宗华个子比较高，带着一副哑铃，还有一根很宽的练功腰带；黄斯鹏个子不高，浓眉大眼，唱歌很好听，带了一把吉他（不久后他送给我一个很大的毛主席像章）；吕惠明带着一把小提琴；何锦明个子瘦瘦的有点高，据说他年龄最小，初一年级的学生。

1969年底，营盘下寨三个汉族社和上寨德昂社合并为营盘生产队。下寨二社的知青有高以信、蔡尚礼、李德明、孟云峰、周南、周园、麦建秋、钟翠红、马文惠，高以信和周南是两口子，他俩还带着一个出生不久的小男孩小海，周南和周园是两姊妹；三社的知青有李庆献、纳德福、丁尚科、施秀荣、姜美卿，还有姜美卿的妈妈和弟弟；上寨的知青有张达民、张达毅、张家明、李天慈、陈君健、许祖培、滕国均、李宁、刘世贤、刘汝丽、罗淑珍，张达民和张达毅是两兄弟，许祖培和我们一社的许玉珠是兄妹。

知青到寨子后不久就融入了社员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跟着社员上山下田出工做活，男知青学着使牛犁田耙田打谷子，女知青跟着拔秧栽秧薅秧割谷子。知青评工分时开始评4至8分，女知青最高6分，男知青最高8分。后来知青们熟练掌握生产技能，劳动也很积极，评工分时也能评到最高分了，女知青8分，男知青10分，相当于全劳力了。

知青在家从来没有做过农活，插队后都是初次接触农村做农活，生产生活中不免闹些笑话或尴尬，印象中有几件事比较深刻。

担肥

三、四月份备耕时要把田房牛厩里的牛粪挑到周边的田里，挑粪时人手一对畚箕、一根扁担，社员们无论男女老幼，挑着牛粪走在窄窄的田埂上健步如飞。知青们刚开始挑粪时样子有些滑稽，弯腰驼背缩脖子，担子在肩上前高后低，双手扶着肩前的扁担还是掌握不住重心和平衡，顾了肩上顾不了脚下，不断的从田埂上摔下，经历了多次摔打才逐步掌握要领，可以熟练的挑担运肥了。

蚂蟥

印象中知青最怕蚂蟥了，知青插队的第一个栽秧季节，我们小学生放农忙假，跟着大人到田里栽秧。记得有一天在叠撒老伙房田栽秧，栽着栽着突然一声歇斯底里的惊叫，一个人影在水田里乱窜，接着又是几声嚎叫，几个人影在田里乱跳，仔细一看原来是几个知青的小腿上叮着几个蚂蟥。女知青哭喊着怎么也摘不掉蚂蟥，后来几个社员群众过去才帮她们把蚂蟥摘掉。

陇川的雨季蚂蟥较多，有草蚂蟥（旱蚂蟥）、水蚂蟥、牛蚂蟥。牛蚂蟥个头最大，可以把人的小腿缠一圈。摘蚂蟥最有效的方法是用烟头烫，或是用烟药屎（即烟锅、烟杆里的油性糊状物质）抹、用利器刮，也可以吐点唾沫在手掌上猛拍，这是我们小孩子常用的方法。还有其他害虫如蛇、花苍蝇、蠓虫、辣蚂蚁等，也给知青们带来很大困扰，后来知青们慢慢消除了恐惧，学会对付的方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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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傣话

知青插队后都喜欢跟着社员群众学方言，特别喜欢学傣话。上寨的德昂伙子们恶作剧，总是先教一些骂人的脏话、丑话、音义相佐的话。上寨老社长软相家的姑娘小娥长得很漂亮，小伙子们都爱去逗她，小娥脾气有点倔，常不给脸色。有一次在山坡地栽风茅草，中间休息时，上寨的金小三、依伦、依过等几个德昂伙子怂恿着一个男知青（记不得是谁了）去找小娥搭话，让他跟小娥说：猫嚇着狗，狗嚇着猫”，这是傣语“高嚇勒某，某给嚇勒高”的谐音，意为我喜欢你，你喜欢不喜欢我。小娥听完红着脸跑开了，知青一脸惊讶、茫然，社员们捧腹大笑。

文体活动

黄斯鹏歌唱得好舞也跳得好，弹得一手好吉他（后来借调到陇川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吕惠明拉得一手好听的小提琴；吕宗华经常在傍晚练哑铃，引得我们小孩子围观，一些大一点的哥哥们也跟着练。

合并大社后，社房盖在上寨下寨之间，会议室里安了一块黑板，知青们经常组织社员特别是上寨的德昂族社员识字扫盲。过去开会时草烟、旱烟抽得乌烟瘴气，社员们讲小话冲壳子，知青来了后，每逢开会都组织读报，学习时事新闻；组织教歌唱歌，主要是教当时流行的红歌，至今还记得几首：“葵花向太阳，嘿！战士心向党……”、“最大的恩人毛主席，最亲的亲人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嘿！就是好……”

通过这些活动，活跃了会场气氛，社员们参加开会的积极性、自觉性也提高了。

在知青的倡议下，生产队还在社房上边修建了一个篮球场。农闲的时候，知青就组织寨子里的小伙子打篮球、打比赛，寨子里的男女老少都来观看，当拉拉队，还组织了球队参加大队、公社的比赛。

随着时间的推移，知青们日益融进了社员群众群体，普遍赢得了社员群众的尊敬和信赖，王明善、纳德福等还被选为社干部，纳德福成天背着一支美式卡宾枪，很是威武。

后来知青们因各种原因逐步回城了，过了不久走一个，过了不久又走一个，到了1975年底寨子里的知青都离开陇川回昆明了。

（二）烛光

我的小学、初中、高中分别是在章凤小学、章凤中学、陇川中学读的。在这些学校里都有众多的知青老师，他们像一簇簇烛光，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章凤小学

1972年底，我们章凤小学24班来了一位新老师——魏述雄。魏老师中等个子，理着一个小平头，大大的眼睛，满脸笑眯眯的。他是插队到叠撒乡南等傣族寨子的昆明知青。当时章凤小学本地老师多数年纪较大又拖儿带女，受 “文革”冲击，教学积极性不高，课堂上比较沉闷。魏老师像个阳光帅气的大哥哥，给我们上课、做游戏、带着春游，还时不时吟几首诗词，带给我们一种清新活泼的感觉。

我后来学文科，大概也是受到魏老师的影响。魏老师教了我们一个学期多就走了，很多同学依依不舍，帮他拿着行李物品送到南等村知青点，我贪玩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没有去送魏老师。后来从马丕熙老师处得知魏老师回城后又进母校昆三中教书了。我1980年高考录入到昆明军区步兵学校读书，利用周日休息进城到翠湖边的海潮巷找到马丕熙老师，约着一起看过魏老师。1983年毕业分到河口边防团后与魏老师中断了联系，1995年调昆明军分区司令部后又与魏老师恢复了联系和往来。

章凤中学

上初中时，在章凤中学也遇到了几个知青老师。

一个是郑国斌老师，郑老师教我们数学，他一脸的严肃，同学们有点怕他。郑老师教了我们一段时间后就走了，后来听说他回城后到昆明面粉厂工作，我调上昆明后见过几次面，现在也有联系。郑老师身体不太好不大出门，吉人天相，愿郑老师早日康复。

另一个老师是张国权老师，张老师从省化学教师培训班毕业后分到章凤中学教我们化学。张老师腼腆得很，上课时眼睛总看门外，像是不敢跟我们对视似的，遇到同学提问脸就红，特别是女同学提问脸更红。后来张老师调到昆明嵩明县一中，我在昆明军分区司令部工作时与同学张之华去看过他一次，现在张老师退休在昆明，我们多有往来。

还有一个是白丽兰老师，她和爱人余兆利老师到章凤中学实习，白老师给我们上语文课。记得是讲古文《黔之驴》，白老师绘声绘色地比划“小老虎……”至今记忆犹新。巧的是我到陇川中学读高中时又遇到了白老师两口子，白老师在初中部教语文，余老师在高中部教数学。我1979年高中毕业后留校代了一年的课，在初二年级教地理又与白老师搭档。

我后来在蒙自军分区司令部当参谋，从陇川中学校长李枝源老师处得知白老师和余老师调到开远市，白老师在红旗小学，余老师在乐白道中学。1991年的一天中午，我乘到开远市人武部检查工作之机到红旗小学看望白老师和余老师，经门卫指点找到白老师家，敲开门后白老师看着我一脸茫然，我说：白老师，我是李润金。白老师大叫：李润金，是你啊！认不出来啦。也难怪，分别十多年，当年瘦弱的农家子弟与一身戎装英武帅气的青年军官反差太大，白老师怎么能一下子认出来呢。我至今与白老师、余老师均有联系，但一直未能再谋面。

陇川中学

到了陇川中学读高中，知青老师就更多了，有马丕熙老师、白丽兰老师及爱人余兆利老师、温院堂老师及爱人罗琼仙老师、罗琼元老师及爱人付玉芳老师、王俊强老师及爱人苗亚玲老师、戴惠卿老师、周应仓老师及爱人朱昆娥老师、孔繁金老师。

先说马丕熙老师。马丕熙老师和魏述雄老师是同班同学，又一起插队在叠撒乡南等傣族寨子，魏老师在章凤小学代课教我们时，每逢节假日或章凤街子天，马老师都会到章凤街上来，也必定会到魏老师处，时间久了我们都认识他。马老师好打篮球，好像是打后卫，章凤公社组织篮球比赛总有他，要么当裁判员，要么当运动员。马老师打球时总弓着腰运球，嘴上不停的嘟囔着“慢慢嘞，慢慢嘞。”

魏老师离开章凤小学后，我就没见过马老师，碰巧在陇川中学读高中时又见到他了。陇川中学有三个马老师，分别是大老马、中老马、小老马，大老马是我们高九班的班主任马冠群老师，小老马是教我们化学的马连全老师，中老马就是马丕熙老师。马丕熙老师性情温和，说话轻声细语、做事慢条斯理，永远给人一种天塌下来有高人顶着的感觉，恐怕是我见过的最淡定的人啦。马老师当时教初中政治，住在李枝源老师旁边。我们高二文理科分班后，我和同学张之华几乎都在马老师宿舍里复习功课，特别是每天晚上。1980年我高考离开陇川，1981年马老师调到昆明昆阳磷矿子弟学校，我多次到宝善街一号、海潮巷、昆阳看望马老师，这些年见面更频繁些。

后说温院堂老师及罗琼仙老师。温老师和罗老师虽然没有教过我们，但是我们对温老师和罗老师印象相当好，温老师在师范教数学，罗老师教初中地理，他们一家住在学校图书室隔壁的宿舍里，用竹篱笆在门口的走廊上围起来做厨房，温老师不上课时总是抱着儿子在门口转，一脸的慈祥。后来听说温老师是印尼华侨，按政策是可以不下乡的，但温老师响应号召，义无反顾地插队到距缅甸一步之遥的陇川章凤蛮丙傣族寨子，由此更增添了对温老师的敬重之情。

再说王俊强老师。我们高二文理科分班后，历史和地理没有老师上课，学校安排刘凌清老师辅导我们历史、王俊强老师辅导我们地理。每当理科班上理化课时，我们文科班的十几个同学就拎着凳子围坐在乒乓球桌边，由刘老师或王老师辅导史地课。陇川冬天的早晨还是比较冷，我们围坐在乒乓球桌边不停地哈着气、搓着手或是站起来走一走，王老师从没有责备我们。王老师个子不高，脑门有点亮，与爱人苗亚玲老师有一对双胞胎女儿，他们住在农机厂旁边的教师宿舍，有一次他们的厨房失火，幸好没有人员伤亡。我离开陇川后一直没有王老师和苗老师的消息，去年通过信息查询才找到王老师和苗老师。

其他知青老师接触不多，在陇川中学代课时见面打个招呼。罗琼元老师教体育，操场上、球场上总有他的身影；戴慧卿老师教美术；付玉芳老师教数学；苗亚玲老师教政治；周应仓老师教英语；朱昆娥老师教数学；孔繁金老师在总务处。这些知青老师都先后调回昆明了，只有孔繁金老师留在陇川，听说前几年病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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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浓情

上山下乡运动是时代的产物，始于五十年代中期北京青年志愿者垦荒队，盛于六十年代后期的最高指示，终于七十年代“文革”结束。运动延宕二十多年，席卷全国城乡，波及千家万户，近两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其功过是非，邓小平同志的一段话定了性：“国家花了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当下民间研究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正评负评之声皆有，众说纷纭，但我个人认为，插队知青对我们边疆地区繁荣稳定的历史功绩不容抹杀，对我们边疆地区文明进步的推动作用不容否定。

我们陇川是个“边山少穷”地区，位于祖国西南边陲顶端，与缅甸阡陌相连，国境线长50多公里，境内山区、坝子、河流交错，居住着汉、傣、景颇、德昂、阿昌、傈僳等民族，其中景颇、德昂、傈僳是直过民族，即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县域内交通闭塞、经济贫困、文化落后、民俗原始、民风淳朴、发展缓慢。知青下乡插队后，在与各族社员群众日常生产生活相处中，在向当地群众学习的同时，以相对先进的理念、文化、生活方式，潜移默化地感染着群众、启迪着群众，促进了当地各族社员群众思想观念、精神风貌、生活方式、民风民俗及村寨面貌的转变。

强边固边的保卫者

七十年代初以前，西南地区边境形势严峻，打击境外蒋帮残余势力和境内走私贩私、投机倒把、偷越国境等违法活动的任务十分繁重。知青下乡插队后普遍编入民兵组织，部分知青编为武装民兵，配发制式武器，担负武装保卫边境任务，配合驻军、公安派出所巡逻、堵卡，抓捕各类犯罪份子，有效地保障了边境地区的安全稳定和社员群众安居乐业。

民族团结融合的促进者

我们国家是个多民族国家，我们陇川也是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在边疆地区，民族团结尤为重要，陇川自解放以后没有发生过民族械斗，没有大的民族隔阂。知青插队到各民族村寨后，从没有听说过与当地各民族社员群众发生矛盾打架斗殴的，他们与当地社员群众和谐相处，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发展了生产、巩固了边防。有效的促进了民族团结融合，促进了边境繁荣稳定。

知青插队前，很多傣族、景颇族、德昂族、阿昌族、傈僳族都是本民族聚居，没有其他民族混居。知青插队到各个寨子与各民族混居，尊重、遵守当地少数民族及风俗习惯，逐步融入民族大家庭，有的知青还与当地青年结合，把心把根永远留在了边寨。下乡在章凤贺闷傣族寨的昆明知青宁海留就是一个典型，他与寨子里的傣族姑娘结为连理，一直留在边疆，当地的汉族都说他能做到这样不容易，好些回城知青重返陇川去看望他时都说他已变成一个典型的傣族老倌了。据估计，留在陇川当地的昆明知青有三、四十人之多。

记得前年回陇川，与朋友到叠撒弄彦村赶摆，在奘房里闲谈时说到知青，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布涛（老大爷）说：哦！知识青年么样样好呢，他们什么什么都晓得，教给我们这种那种，他们走掉么，人像佛塔一样有影子留在我们心上呢。

的确，上山下乡插队的知青在与当地社员群众相处中，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建立了血浓于水的亲密关系。下面是我亲见和听到的几件事：

我们营盘寨子的知青纳德福帮社员连金汉家盖房子，从房架上跌下来伤着腰，卧床不起，社员杨世金床前灶后服侍了半个多月。

1972年在章凤南兰寨子，知青李锦鹏为一名生命垂危的社员无偿献血400CC,当时是唯一匹配的特殊血型。1974年在章凤户弄费弄傣族寨子，知青刘天祥为患巨型肿瘤急需手术的老咩巴（老大妈）输血4OOCC。上章凤知青尹茂生为抢救傣族青年二彪献血200毫升；上章凤知青王健华不顾自身安危救了触电倒地的傣族妇女小唤母女二人……

还有一件是1978年在清平中学，知青老师罗琼仙为一名孕妇老师接生，当时该孕妇临盆婴儿头已显露，卫生所医生抽不开身，万般无奈之下罗老师援手接生（也是罗老师一生中唯一一次接生），医生赶到时罗老师已精疲力尽。

这类事不胜枚举，至今感人至深。

知青纳德福一直把社员杨世金尊为救命恩人；知青李锦鹏、刘天祥重访寨子时受到村民的隆重接待；当年罗老师接生的女婴已成长为德宏师专讲师，其对罗老师接生救命之恩感激不尽。

我离开陇川近四十年，无论是在校读书还是在部队任职或是到地方工作，每次回去寨子里的老人都要问见过知青谁谁谁没有？他们情况怎么样？在昆明与知青相聚闲谈时，知青也总要问陇川乡亲这家那家如何？这个那个怎么样？谁谁谁还健不健在？可见，虽然分别多年，知青和社员群众还总是彼此牵挂、相互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