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一场大规模的传染病在中国南方悄然蔓延,人们把这场被载入史册的瘟疫称为“非典”。如今,20年已经过去,非典的伤疤也早已愈合,但在历史的角落里,还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仍深陷在过去的泥沼中……

01、“捡回了一条命,也借下了一堆债务”

郭仕程是全国非典“2号”病人,他从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一场历史大事件中的关键人物。

2002年12月,郭仕程感到喉咙不舒服,去医院吊针几天都不见好转,反而开始咳嗽,于是他决定转到市人民医院看看。医生告诉他可能是肺癌,需要做探管检查。几天后,郭仕程因突发高烧而住院。

当时,郭仕程所在病房的对面住着非典“1号”病人黄杏初。随后,黄杏初因病危转到广州治疗,很快郭仕程也因病危,转入广州呼研所,成为钟南山治疗的首位非典患者。后来郭仕程经常开玩笑说:凭自己的名字,就能随意进出钟南山的办公室。

非典痊愈后,郭仕程觉得自己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然而,他做梦都没想到,由于治疗期间大量使用激素,自己的后半生都要与股骨头坏死的后遗症一起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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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郭仕程接受股骨头坏死的手术,医生从他的左腿取出了一截骨头用来移植,两只大钢钉被装进他的体内。手术后,郭仕程说:“走上几分钟就受不了,比死都难受,家里马桶的高矮都是特制的,否则上个厕所都受不了。”

不仅如此,高血压、糖尿病、肺部纤维化的疾病也随之而来。郭仕程抱怨:每天吃的药比吃的饭还多。

因为是最早的非典病人,而且没医保,这些年来,郭仕程的治疗费用都是自掏腰包,前后已经花了70多万。为了治病,郭家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卖掉了家里的房子,还欠了一屁股债,儿媳和儿子也因此而离婚。

02、“等到看不见的那天我就走”

2003年5月8日,是张金萍走出非典病房的日子,她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得那么美好,沉默寡言的丈夫开始变着花样给自己做饭吃,刚刚毕业的女儿也找到了工作。然而,幸福却只是短暂地停留了一下。

由于治疗非典时,张金萍使用的激素比别人多,后遗症也比一般人严重。半年后,张金萍相继被确诊干眼、股骨头坏死、脑梗等病症。光是治疗干眼症,一年下来买人工泪液的费用就要2万块。

但生活对她的打击还远不止于此,婆婆心脏病突发、女儿因手术造成脑瘫,自己又因疾病找不到工作,全家得开销就靠丈夫一个人,丈夫也变得一夜白头。

张金萍与女儿丨图源: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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沮丧的时候,张金萍有想过一死了之,她说,“不想等到眼睛失明之后,连自杀的门都找不着了”。病友们都劝她不要想不开,但张金萍从来没有放弃过自杀的念头,偷偷背着家人,积攒了整整一大瓶安眠药。

生病之后的张金萍变得不爱出门,也不爱社交,有时,家里的电话响半天,她也不接,“我不愿意见到以前的同事、朋友,看着他们一个个过得比我好,心里觉得委屈”,张金萍说道。

张金萍喜欢把自己困在那间潮湿的小黑屋里,没有表情,没有言语,她闭上眼睛,一遍遍地在回想:“如果当初不去住院,就不会感染非典”。

03、“坐公车,有小姑娘让坐,我不知坐还是不坐”

2004年1月,老汪被确诊为股骨头坏死。当时,妻子刘梅强装镇静地对丈夫说:“没关系,瘫了我推你。”

开始,老汪为了维持自己作为男人的自尊,每次和刘梅出去买菜时,实在疼得厉害时,才拄个小拐杖。有时候在公交车上,有小姑娘给他让座,老汪也会感觉很尴尬。“我不知坐还是不坐,这些微妙的心理是正常人很难体会的”,老汪说。

时间一久,老汪的脾气开始变得喜怒无常。面对为给自己治病,四处奔波的妻子,总是冷眼相待,有时甚至拒绝和她说话。久而久之,刘梅的热情被一点点地浇灭,最后妻子提出了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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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汪心里知道刘梅也是为自己好,但也只能在心里自责:“其实我也不是冲着她,但我心里有怨气,控制不住,只能撒在她身上。”

除了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等生理摧残,非典后遗症患者还有个共同症状:心理问题。他们普遍认为,自己再也无法回到正常人的生活状态。“活得没尊严,要健康没健康,要钱没钱,要家没家。”一些非典后遗症患者说。

04、“永远不能翻过非典那一篇”

2003年3月,新姚和丈夫、公公、婆婆一家四口,先后被确诊为非典。当时22岁的新姚已经怀孕6个月,但因非典救治时,使用大量激素,医生劝新姚拿掉孩子。看着引产的胎儿,新姚精神大受刺激,落下了癫痫的毛病。她说自己永远忘不了那一天。

出院半年后,新姚再次怀孕。不幸的是,丈夫和婆婆相继出现股骨头受损的症状。为了赶在双腿瘫痪时,给即将出生的孩子赚一些生活费,丈夫没日没夜地跑长途运输。

很快,丈夫因过度劳累,股骨头坏死从二期到四期,最后不得不做股骨头置换手术。为了做手术,他们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变卖了,冰箱、电视、洗衣机、嫁妆……那是全家最艰难的时候,每个月只靠公公的两三千块退休金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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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新姚和丈夫都丧失劳动能力,一家人就只能靠低保过日子,新姚抱怨地说:“永远不能翻过非典那一篇”。

05、“与非典有关的一切,都成了家里的敏感词”

非典治愈后不久,路梅就被确诊为股骨头坏死,她和丈夫商量好不要孩子。

2008年,路梅意外怀孕,但她却高兴不起来,她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会影响孩子的健康,计划打掉孩子,最后在家人的劝说下才打消念头。

幸运的是,路梅生下来的孩子很健康。只是喜悦没有持续多久,因为骨头坏死,路梅连抱孩子这样简单的动作也做不了,孩子只能由外婆来带。有一次在喂奶时,孩子动了一下,路梅的手没劲抱不住,孩子就直接滚到地上去了。

正在厨房做饭的外婆跑出来,看着哭泣的外孙和懊恼的路梅,极力压制自己的情绪,不敢在女儿面前流露出半点沮丧。在这个家里,那些与非典有关的一切,都成了家里的敏感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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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尤其是那些“后遗症”的幸存者,活着对他们而言,是幸运也可能是不幸。非典后遗症患者大多数丧失工作和劳动能力,但却一直得不到妥善的社会救助,唯一能拿到的是每年几千块的救助补贴。但这对于他们而言,无疑是杯水车薪。

  • 参考资料:
  • [1]《广东“非典”10年:伤痛与重生》,三联生活周刊,2013-03-13
  • [2]《非典十年后:那些活着的后遗症患者》,凤凰网,2013-03-06
  • [3]《非典妈妈》,半月谈网,2013-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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