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

王树华，湖北省天门市净潭乡白湖口村人，中学语文高级教师，民革党员。先后在卢市中学、竟陵中学执教三十余年，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教学论文二十余篇，有《大语文小百科》《古代诗歌散文阅读鉴赏指南》等专著二百多万字。

忆得年少读书时

天门东土，我的家乡，一个美丽神奇的地方。

天门，古称竟陵，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天门河，古称义河，一条比古竟陵还远古的河流。天门河源自京山大洪山脉，在天门拖市谢家岭进入天门境内。然后汇入竟陵古郡西门之外的西江，从茶圣陆羽的笔下，“曾向竟陵城下来”。

这西江之水，义河之流，绕过竟陵城头，流经杨林口，巾河口，黄家口，白湖口，自古至今，蜿蜒东向，不舍昼夜。这源远流长的天门河，从盘古而来，流过周文周武，流过秦皇汉武，流过唐宗宋祖，流过洪武康乾，一直流到天门东土，净潭之乡。在这里一分为二，一支继续东进，叫做东支河；一支转90 度直角拐而向南，叫做南支河。然后，它们殊途同归，分别在汉川新河口和吕家巷汇入刁叉湖。

就在这天门河南岸，南支河西岸，在天门河转向南支河的曲尺形的臂弯里，美丽的华严湖和曾经同样美丽的白湖宛如两颗珍珠，镶嵌在方圆几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华严湖天长地久，虽湖体萎缩过半，然湖光水色，风韵犹存。而白湖历史上几经汉江溃口，泥沙淤积，现已“沧海桑田”，成为近代乃至当代白湖人民赖以为生的主要耕地，而今只有几根根细长而翠绿的芦荻，从远古的湖底探出头来，无声地诉说着它亮丽的身世和鲜活的历史。

就在这华湖和白湖的分水岭上，踞着几座落寞却又神奇的村庄，生活着以沈王二姓为主的一两百户人家。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个地方被称作只有童话世界里才称得上的“凤凰岭”。

凤凰岭最南端，是沈家角垴台，踞华湖北岸最高脊岭，且呈三角形，颇似神鸟凤凰之头。往东北方向两里，毗邻角垴台的沈家七屋台 呈长方形，是凤凰修长的身躯。而左一撇右一捺，斜贴于七屋台的刘家窝和三家村（隶属七屋台的三户人家）恰似凤凰展开的翅膀。与七屋台仅隔一口“堂坑”（修天主堂取土填台挖成的水塘）便是大王家台，与大王家台相距一里多地的是小王家台，这大小王家台便是凤凰的尾部和尾巴了。 这鬼斧神工的地形地貌，也不知何方神圣造就；这巧夺天工的布局设计，也不知何方高人规划。多么微妙，多么神奇！北边有白湖水波潋滟，南边有华湖烟涛浩淼。每当两湖之水轻吻堤岸，这凤凰岭上天造地设的图腾，就在两湖之间随波荡漾，活脱脱一只凫在湖面上，翘首东向，展翅欲飞的凤凰！

真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抗战时期青岛特别市市长、山东省省主席沈鸿烈先生，民国时期湖北省财政厅厅长沈肇年先生，都出生在凤凰岭上的角垴台。还有著名的海外富商沈元成先生也出生于这里。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出生的“华湖子弟”，大多就读于当时的“十台小学”。这十台小学就开设在当时已定居海外的沈元成先生的大宅院里。而沈家七屋台则更有一奇，这里建有民国时期中国乡村最大最好的天主教堂，据我有限的见识，这“最”字后边还无须加上“之一”。我，还有我同乡的一些同龄人，其暂短的读书生涯，就是从这雄奇的天主堂开始。

那年秋季，我刚满六岁去上学。父亲牵着我的手，为我肩着一个用作课桌的半人高的方凳。我背着母亲用几块旧棉布缝成的书包，仰望着教堂主楼上端高耸入云的金色十字架，走过“堂坑”当头的土路，爬过教堂墙角下边二十多米的高坡，跨进了高大神奇的教堂，踏进了发我愚蒙，开我心智的小小学堂。学堂就设在天主堂当年用作厨房的小堂里。学校的教室是这里，老师的办公室是这里，学生的操场也是这里。学校只有一个班，却有两个年级，一年级是这个班，二年级也是这个班。全校只有一位老师，语文是这位老师，数学是这位老师，体育、书法也是这位老师。至于校长、主任，也还是这位老师。这位老师就是民国时期毕业于汉口柏泉神学院，精通国学、英语、拉丁语，先后在上海天主大教堂、汉阳天主大教堂供职多年的沈凤章先生。先生年近六旬，个子高挑，着民国时期鲁迅先生、梅贻琦先生常穿的那种灰色长袍；先生面容清瘦，慈眉善目，蓄两缕不疏不密不长不短修剪有致的髭须。没有孔子牌位，没有行三叩九拜之礼，也没有到教务处报名，到总务处交费。不善言辞的父亲讷讷地跟先生说了几句什么，先生便接过我们自带的“课桌凳”，把我安排到“混合班”的第一排，我便怯怯地坐上小板凳，开始了读书写字的新生活。

那是由“大跃进”跑步进入“大饥荒”的特殊年代，才几个月的“大锅饭” 就把“公共食堂”里的白米饭和集体库存的五谷杂粮吃了个精打光。即便号称“鱼米之乡”的江汉平原，这“民以食为天”的“食”，也早已是稻菽谷黍告罄，瓜果野菜当家了。每当放工之后，“凤凰岭”上的乡民便扛着锹，弓着腰，成群结队，急匆匆地赶往华严湖畔，挖遍了湖滩，刨尽了里面所有的野葧荠、野茨菰、野菱角等。说来也怪，那年的野葧荠又多又大：一锹下去，少则三五个，多则八九个；小的如黄豆粒，大的如大算盘珠。这野葧荠倘若磨成浆，好像是加点石膏明矾之类，和水拌成浆，烧开后静置几分钟，便成为极富弹性、晶莹剔透的乳融状，与江南美食“米豆腐”不差毫分。这正是天降奇珍于湖泽，救我乡民于饿馁。

可即便是在那样的日子里，我们的先生总是从早到晚，教我们读书写字画画，无一刻闲暇。尽管饥饿与疲劳交加，先生日渐骨瘦形销，可他从未误过一次点，缺过一节课，更从未放过一天假。当时，先生的儿子又在县城工作，那湖滩刨食、生产自救的重担，就全落在了先生的夫人和儿媳肩上。夫人和儿媳也和乡亲们一样，在集体劳动之余，或披星载月下湖滩挖葧荠，采野菜，或顶风冒雨寻沟坡处开荒地，种瓜菜，藉此纾解一家老小生活的困难。先生的夫人本出生于书香门第，与先生同在汉口柏泉神学院毕业，后来在上海、汉口等教会学校教书。可惜那时英雄无用武之地，两人都在七屋台当农民。那时的我，年幼无知，只是心安理得地享受先生的教育，全然不知岁月的艰难，也全然不知先生生活的困难和工作的辛苦，甚至不清楚先生是公办教师还是民办教师。直到好多年后，我们才知道，先生当时既不是公办教师，又不是民办教师；既没有谁给他发工资，也没有谁向他交学费。到了如今，我们更无从理解，先生在凤凰岭倾一己之力，启童蒙，发民智，那是怎样一种古道热肠，又是出于怎样一种“初心”？

两年之后，我进入了华严湖畔、凤凰岭上的县立公办学校——十台小学。这是一所“全日制完全小学”，学校有一至六年级至少六个班。那时还没有普及小学义务教育，中途辍学的同学比较多，所以有些年份三年级或四年级才会有双班。

儿时的眼里，古时皇帝的宫殿也不过如此吧？而沈家大宅院——我们的学校，真是太大太大，太完美太完美了！学校是一座江南四合院，家乡的老人都说它有“一百根柱头落地”。学校坐北朝南，面朝华严湖。站在学校的二楼上，推窗远眺，波光粼粼的华严湖尽收眼底。学校大门前有约两百多平方的小广场，三面都围着用大青砖砌成的二三米高的“驳岸”(江南一带沿河堤湖岸修建的，用以防止河湖堤岸和房屋台基垮塌的构建物)。门前一对威武的石狮子，老是睁大眼睛看着出出进进的我们。跨过约两尺高的门槛，面前便是青石板铺成的天井。天井好大好大的，学校的大礼堂就是这里了。每年举行开学和散学典礼，全体学生就在天井里列队集合，学校领导就在二楼的“主席台”上，“居高临下”地演讲；设若举办文艺演出，天井便成了舞台，低年级同学便有序地站在天井边的走廊上，而高年级的同学则站在二楼设有楠木围栏的露天回廊边观赏。

天井左边有两大一小三间厢房，大的是两间教室，小的是教务处办公室兼教务主任卧室。天井右边是通往北边厨房的过门和两间厢房，厢房自然也是用作教室或老师寝室的。从天井左边走廊径直往西，到头便是楼梯口。上得楼来，转身向东，左右各有两间大厢房，一般用作三四年级的教室或老师的卧室兼办公室。中间便是与一楼天井上下对应的露天回廊，回廊四边的“回”字形走廊也是与一楼对应。再往东到头，有楼梯通三楼，上面还有朝东开窗，宽敞明亮的两间阁楼，那里好像是校长办公室和学校会议室了。学校五六年级需要大一点的空间，就设在紧贴北墙的“御膳房”了。它本是东西贯通，两头与正屋平齐的长条形，从中隔开便是先前的厨房和餐厅，正好改作两间教室。

那时的我们，能在这皇宫般的学校里读书，就像童话里的王子和公主一样幸福快乐。每当晨曦初露，华严湖由绿波漾漾变得金光灿灿的时候，校园里便响起了同学们朗朗的读书声。那银铃般的读书声响彻湖畔，声振林木，引得农家鸡笼里的鸡儿、鸭儿，村头树林里的喜鹊、八哥，全都叽叽嘎嘎的，啾啾唧唧的叫起来，组成一支支人与鸟儿交相应和的晨光曲。每当“铛……铛……铛…”上课预备铃响起，各班又由文娱委员领起，唱响激情澎湃的歌曲。高年级唱得最多最响的有“我们这一代，豪情满胸怀。走在大路上，东风扑面来”，还有“火车在飞奔，车轮在歌唱”等等。低年级常唱一首“小树苗”的歌曲。同学们不知怎么知道我小名就叫“小树”，每当预备铃响起，我又从他们教室前跑过，他们就会敞开歌喉，特意加大音量，拼命高唱“小树苗，快快长，长大以后架桥梁——”现在回想起来，那激动人心的旋律就仿佛在耳边响起，心里总是暖暖的，鼻子总是酸酸的，眼泪都要掉下来。

每到“草长莺飞”的春天，学校总要组织我们到华严湖边春游。在那“草色远看近却无”的草地上，同学们高兴得又蹦又跳，又唱又笑，更有调皮的遍地打滚比谁滚得快，彼此追逐“抓特务”看谁抓住谁。有时候，我们还坐在草地上看湖中鸬鹚抓鱼。只见那湖中鱼人脚踩两只比“彩龙船”还窄一点，中间用一块小木板连成一体的“鸭划子”，双手舞动一根长竹竿，划水行船。他时而用竹竿拍打水面，催促随船而行的三五只鸬鹚潜水抓鱼。那些鸬鹚便一会儿扎下水去，一会儿又浮出水面。 有的鸬鹚出水时喉囊鼓鼓囊囊的，那是它将捕获的鱼儿吞在了那里，只是鱼人用一根细绳不紧不松地系在喉囊下部，使它吞不下去。鱼人抓起鸬鹚，将它喉囊里的鱼儿挤出，再将它放入水中。有的鸬鹚叼起一尺多长的鱼儿，渔人便麻利地用捞网将那鱼儿捞起来。还有时候，鸬鹚撞上了七八斤甚至十几斤的“大家伙”，那几只鸬鹚便会不约而同地围过去，它们用铁钩一样坚韧锋利的喙，去啄鱼儿的眼，去钩鱼儿的鳃，去叼鱼儿的肚皮。这样一场恶战往往要持续一两个小时，水面上会旋起一圈又一圈的波浪。直到“大家伙”遍体鳞伤，筋疲力尽，鸬鹚们才将它抬出水面，渔人便顺势用捞网将它拖入船中。只是这如此刺激的现场，我们当时只是听说，以后也没有眼见过。

每到天寒地冻的冬天，为了御寒，同学们在课间除了踢毽子、跳绳，最爱的还是当时惟有十台小学才能开展的“挤墙运动”。学校中堂的外墙与两边厢房的外墙是退进去两三尺的，这样大门外边自然便有了两个九十度的墙角。只要天不下雨，也只要下课铃声一响，中高年级的男同学便争先恐后跑去抢占墙角，“占山为王”。不一会儿，接踵而至的同学便贴着墙，斜着肩，奋力向墙角挤过去，抢夺早先被占的“王位”。就这样，一排排勇士挤上前去，一个个“为王”的胜者败下阵来，循环往复，周而复始。一旁观战的小同学、女同学，就在石狮子周边叫着喊着，蹦着跳着。当天值日的老师，一边守护着激烈竞争的孩子们，一边也情不自禁地跟着孩子们喊“加油，加油，加油！”小广场上一片片欢声笑语，同学们头上都冒出腾腾热气。一会儿，上课铃声响起，孩子们又纷纷跑进教室，校园内又响起了银铃般的歌声……

那年代冬天要比现在冷得多。通常年份，水面上都结满一层冰。有些年份，人们还可以踏着冰从河面上、湖面上走过去，连摆渡人都一时失业。记得当时的语文课本上是这样写的：“下了一夜大雪，地上白了，树上白了，房子上也白了。天多冷啊，小朋友们不怕冷，唱着歌上学去。”真是这样，那时的我们都是不怕冷的，即使冰天雪地的日子，也没有无故迟到或旷课的。因为全是走读生，根据实际情况，学校在校实行班级管理，“在路”则实行“路队管理”。学校以各自然村为单位组织“路队”，每个“路队”选一个路队长。上学，各路队同学相约同行：放学，则以“路队”为单位集合，站队，然后分头而回。离校太远的路队，放早学回家吃饭的时间太短（那时我们是继承古代“日再食”的习惯，即每天只吃两餐的），有时略有耽误，路队长便会率领他的“路队”，一路气喘吁吁地跑到学校。在校则每个班级门口贴着钉了一排大头针的值日表，旁边一颗铁钉上则挂有写着“二屋台”“李家台”等“路队”名称的的小纸牌。哪个“路队”在这个班里的同学全到齐了，就把自己路队的牌子挂到值日表上去。同学们集体主义意识很强，谁都希望自己路队的牌子第一个挂上去，谁都不甘愿上学迟到。

同学们常说，上学读书无所惧，不怕饿来不怕苦。就怕天公不作美，又下雪来又下雨。因为那时候广大农村是买不起也买不到雨具雨鞋的。春夏秋季还好说，大家都是打着赤脚去上学。到了天寒地冻的雨雪天，实在不能光着脚了，同学们大多穿“木器”（当年的一种雨鞋，鞋面是用麻线缝实，用桐油油过的几层棉布，鞋底是钉了四个大头铁钉的实木头）去上学。一天早晨，路队长约我时，母亲穿走了家里独有的一双小“木器”还未回家。情急之下，我就光着脚和同学们一起上学了。一路走得疾，踩到冰凌很是疼，踏进烂泥倒有点暖。可上课时，脚冻得实在受不了。我不住地用左脚板搓右脚背，用右脚板搓左脚背。我本坐在第一排，发现老师檫黑板的一块棉布掉在讲台边，便伸出脚，用脚趾把它勾过来，盖在脚背上。恰巧老师擦黑板找“黑板揩”，发现我是光着脚在上课，他既惊讶又心疼：“村子里有没有亲戚家？快去洗个脚，穿双鞋。像这样会把脚冻坏的呀！”我哽咽着说：“我……我去我伯伯家……”我说的伯伯，是我的姨伯，即我母亲的姐姐。可她又不是我母亲的亲姐姐。当年母亲的亲姐姐与沈氏亲戚订下娃娃亲，可惜幼年夭折。外婆家就收养了一个孤儿，长大后将她“赔嫁”给了沈家。可就是这位“赔伯伯”，比亲姨妈还要亲的。她立马烧了半盆温水，给我洗好脚，亲手给我穿上“表哥”的一双半新不旧的圆口鞋。临走，还往我棉衣口袋里塞了一大把沙炒的豌豆，又叮嘱我放早学就去她家吃饭。从“赔伯伯”家里出来，踏着人家屋檐下的墙角边跑向学校，我的脚热乎乎的，我的心热乎乎的，就连扑簌簌掉下来的眼泪也热乎乎的……

就这样，从七屋台到角垴台，小学六年，给我留下了六十年难以磨灭的美好记忆。小学六年，我年年都被评为“三好生”，还得到过十台小学不知几年才有一次的最高奖励，一支乌黑油亮的钢笔。多么珍贵的奖品啊！要知道，那时的我们连半寸的铅笔头都舍不得丢，连圆珠芯都是用竹片绑起来就用，一所小学能有几个人用得上新钢笔呀。可是由于我太贪玩，不知是在禾场捉迷藏，还是在麦田里抓“特务”，也不知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没过几天就把那支心爱的笔给弄丢了，至今想起来都懊悔不已，心疼不已。那时候，我实在不是一个听话的乖孩子，也不是一个合格的三好生呀！我曾在上体育课列队时，不听口令，逆向而行，被体育老师拉出队列，罚站一堂课。也曾为算术格式顶撞老师，被老师拉到教务处训诫。更有甚者，在一个星期天应同学之约去叉青蛙，以致缺席全区组织的在卢市中心小学举办的少先队活动，事后被撤销少先队大队长的职务。可是学校领导和老师总是最大限度地宽容我，耐心细致地教育我。就连不几天才撤销的大队干部职务，学校也通过补选方式予以恢复。我本天性桀骜不驯，懵懂顽劣。如果当初老师不是以慈母般的爱心来感化我，以春风化雨的方式来点化我，我人生发展的轨道极可能错位，至少也难以成为一名颇具善良之心、小有教育成效、多受学生欢迎、少为社会诟病的中学教师。

忆得年少读书时，校园歌声耳边起。一个甲子过去了，一个甲子又开始。重拾那支被我丢失的笔，蘸上滴滴赭红的心血，写上几段笨拙的文字，呈给华严湖的水，凤凰岭的地，呈给七屋台儒雅仁义的沈凤章先生，呈给大宅院年轻帅气的蒋振汉校长，呈给我还记得名和不记得名的小学老师，呈给我不知名的慈爱善良的“赔伯伯”，呈给也像我“赔伯伯”一样慈爱善良的父老乡亲。

202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