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上野千鹤子承认秘密结婚”的词条登上热搜，也引发了诸多争议。

事情始于日本媒体《周刊文春》于2月22日发布的一篇文章。在 《单身教的教祖上野千鹤子已经入籍》 中，文春爆料上野同已故历史学家色川大吉是夫妻关系。此事引发了许多人对“女权教祖秘密结婚”的讨论，一时间网络充斥着关于上野“跌落神坛”“背离女权”的争议。

3月15日，上野发表了一篇名为《15个小时的新娘》的文章来回应此事。

她否认入籍，但承认与色川大吉“注册登记婚姻关系”，而结婚的选择与她作为朋友长期担当照料者，所面对的各种手续办理的困难有关。为方便各种手续及后事料理，上野最终提交了结婚申请书。 因为日本的婚后夫妇同姓制度，色川为此改姓上野，而从提出婚姻申请到色川去世，实质只有15小时的婚姻关系。

据新周刊，在日本，“入籍”一般指结婚，因为日本人一旦登记结婚，便会更改户籍，把两人放在一个户籍上。

上野结婚之所以引起这么广泛的讨论，与她的女权主义者形象以及大众对于女权主义者的单一想象分不开。

重点是“秘密结婚”，

还是社会制度的不完善？

一直以来，上野千鹤子通过书籍和对话，给人们留下了不婚的印象。 在书里，她曾经言辞犀利地批判婚姻制度，以及女性在当下制度里所面对的结构性困境。

而结婚的报道一出，不少人抨击她有悖于自己的主张，更有网友言辞激烈地批判道“照顾男人，结婚，每一项都是对女权主义的背叛”“不彻底的女性主义就是彻底的非女性主义”。仿佛上野结婚这一个体选择，足以让她所有学术研究和对于大众性别意识觉醒的影响毁于一旦。

但在上野的回应里，她对结婚直接的回应寥寥无几，文字里呈现的更多是日本独居老人的晚年照护问题。

上野提到，色川大她23岁，晚年独居，因为摔断大腿骨不得不靠轮椅生活了三年，作为朋友的她在此期间一直提供照护工作，直至色川去世。

她说：“随着介护的长期化，衰亡也成了肉眼可见的过程。我和色川先生多次谈到他死后的事情，我（在法律上）完全是他关系外的人，连死亡证明申请书也没办法提交，到了紧要关头，入院或手术的同意书也没办法签字。也彻底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手续都以家族优先的事实。”

于她而言，选择“结婚”，更多是结成法律关系有助于处理手续后事。而结成法律关系有两种选择，一是成为养子关系，二是成为婚姻关系。上野称，成为养子的话，自己在法律上就只能改姓色川，于是仅剩下婚姻关系可选。

上野之前的几本书以及研究方向都有讲到老年独居的照护问题，以及如何在家中迎接死亡，而70多岁的上野照顾90多岁的色川先生直到生命的尽头，也是在践行她的老年照护理论，以至于色川生前还打趣说，上野现在是在她实践理论的最中心处。

在此，比起“承认结婚”这一被网络舆论反复传播引起争议的点，上野回应的内容更多呈现了日本老年社会的独居老人照护问题，结婚只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方式。而这件事的曝光也印证了上野一以贯之的研究方向：依然是在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下，看见弱者的生命处境。

可是即便上野详尽地阐述了结婚的原因，揭露了背后呈现的社会问题，到了媒体 传播 这里，最终出现的仍是“上野千鹤子承认秘密结婚”这个结果，她的结婚选择依然成为人们攻击女权主义者的手段，甚至成为否定她学术和社会影响的论证。

舆论反复检阅和审判女权主义者的个体选择，而忽视个体所面临的系统性的、具体的社会困境，或许某种程度上，恰恰论证了父权结构下“厌女”的内核。

“拉下神坛”“知三当三”
对女权主义者的偏见和审视

上野结婚一事在引发争议的同时，也引得媒体大肆追踪报道上野同色川大吉的关系往来细节。

一时间流言四起，从上野的车子、房子到生活日常，媒体拿着放大镜仔细检阅，希望从中找到这当中的“私情”以佐证上野言行不一、自相矛盾的罪行。 而在上野上一次因为北大对谈而在中文网络“走 红”时，网络上也不乏有对她化妆参加节目是“服美役”的讨论。

这些显现了公众对女性主义者的审视和苛责，似乎女性主义者需要某种程度的“道德无暇”和“完美”才得以不受批判，而审判标准却又充满着误解和歧义。

在中文互联网上，关于上野千鹤子“知三当三”“伤害了原配近三十年”的言论甚嚣尘上。

类似的误解有很多，例如部分舆论将女权主义对婚育制度的批判片面地解读成鼓励所有女性“不婚不育”，而忽略个体选择的困境，甚至转而批判婚育的女性；

将女权鼓励女性参与社会生产等同于要求女性都做“独立女性”或者“精英女性”，甚至唾弃“家庭主妇”或者抨击没能经济独立的女性自食其果；

将女权对整体意识观念的反思和批判（例如服美役，婚育作为制度和主流导致的女性处境的阐述等）曲解为对个体选择的强烈批判（批判女性个体化妆，抵制女性个体选择结婚等），然后再用这种曲解的定义来检阅评判所有女性的个体选择（包括女权主义者），结果是无人能在刻板的标准下幸免。

大众舆论对一个女权主义者的严苛审视，本质上也是“厌女”的体现，就像舆论对于“完美受害者”的苛责一样，这种逻辑就是让女性永远要自证清白。但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不审判一个女性的选择，不需要她展现道德的无暇和个人选择的自洽，更无需她对每件事一一做详尽的自我阐述？

上野结婚这件事的重点也在于此。我们会如此精细地审判男性的个体人生选择，要求他自证清白吗？

于我来说，上野结婚与否并不重要，她的个体选择和她女权与否，抨击婚育体制也不冲突。

上野的著作《厌女》和《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度是我女性意识觉醒的科普读物。对于父权制的运作以及女性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上野的书给予了清晰而又通俗的阐述，我很感激能读到这些书，让我得以在日常感受到的“不舒服”背后找到其理论出口，我也相信，无论舆论多热衷于检阅批判其私生活，那些书中的文字还是会冲破国界，走进千千万万女性的心中。

看到具体的人，

看到“不完美”的女权主义者

在回应文春的文章里，上野特别指出自己并非所谓的“单身教的教祖”，也没有传播过“单身教”。对于文春有意用“单身教的教祖”的来称呼她，她回应说“这是一个嘲讽性质的词”。

显然，公众媒体有意将“批判婚姻制度以及父权制”粗暴地等同于“拒绝异性恋婚姻”， 在这个逻辑下，“女性选择婚育”就是“与女性主义割席”“对女权主义的背叛”。

近几年，媒体上有越来越多“独立女性”“不婚不育”以及“女性就是要多花时间搞钱”的流行话语。网络上也 充斥着大量“女权结婚”的争议， 很多人认为，女权主义就是反婚育， 而婚育的 女 性又怎么能自称女权主义者。

但事实是，对女权主义粗暴单一的解读正在遮蔽我们去看到个体选择和境遇的复杂性。

在一个巨大而顽固的制度结构里，人面对着各种具体而实际的现实压力：具体到传播女性主义时，所感到的孤独、步步难行的实况；具体到无论知晓多少女性主义理论，还是会有来自社会的“结婚的压力”“年龄的焦虑”；具体到在工作或生活中听到某个”厌女“的笑话时，没勇气立刻反驳……

而上述流行的单一叙事，解决不了知道是“服美役”但就是会“容貌焦虑”，解决不了知道“女性会因为婚育陷入被动或者遭遇职场歧视”但依然会有“婚育压力”，会“难以想象或者看到主流之外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无法看到大多数人生活的现实，以及其处境的制度和结构的困境，只是一味为女性主义设定高门槛，那么只会让更多正在觉醒却因为生活中偶尔的“没能做到”的女性望而却步。

用统一片面的标准来评判女性是否女权，够不够女权，最终只会导致今天舆论对上野结婚的选择群起而攻之，明天又对另一个女性在因生育陷入困境时评判“自找苦吃”，制度和环境的问题则会再一次隐身。 如果 昨天主流审判女性“为什么不结婚”， 今日 舆论 审 判女性“为什么结婚让自己陷入如此境地？ ”， 没有环 境的错，都是自我选择的错，那么，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普通女性如何选都是错。

我们必须看到，将女性主义对现行体制现象内在不平等的阐述粗暴地等同于“抵制女性婚育／做家庭主妇”的宣传，也成为新一轮舆论对女性／女权主义者的审判。正如媒体对上野的审判一样，它依然是对女性独有的审判，而我们需要的是，放弃对女性的偏见和检阅，在对主流意识形态保持批判的同时，不苛责女性的个体选择。

我一直坚信“女权主义没有门槛”，它也不该有门槛。女人可以是好女人，坏女人，道德高尚的女性，或者品德低下的女人，当某种美好的品质只要求一种女性具有，它也同样构成了某种不平等。

同时，任何人都可以自称女性主义者。无论你结婚与否，无论你够不够女权，你可以是走了很远的女性主义者，也可以是刚刚开始的女性主义者，我们都是不完美的女性主义者，恰恰是因为不完美，我们更应该看到和肯定自己在巨大体制下每一次微小却又充满力量的抗争。

最后，即便生活有进有退，即便 我们可能会在某个现实处境里败下阵来，但别怕，随着知识和经验的积累，随着我们一点点在生活里实践女性主义的努力，我们定会越走越远，越来越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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