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隋文帝初年，隋统治区内行用的钱币是非常混乱的。

关陇地区，除行使北周的五行大布（一抵千钱）和永通万国钱（一抵十钱）外，

还使用北魏所铸的太和五铢钱

；梁（陕西南部）益（四川）地区，又杂用古钱交易；山东地区，犹杂用北齐旧钱（常平五铢钱）；河西（河西走廊）诸郡，还行用西域金银钱。

钱币的不统一，会妨害全国经济与政治的统一

，《隋书·食货志》称：

“高祖既受周禅，以天下钱货，轻重不等，乃更铸新钱······文曰五铢，而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是时钱既新出，百姓或私有熔铸。三年（公元583年）四月，诏四面诸关，各付百钱为样。从关外来，勘样相似，然后得过；不同者，即坏以为铜，入官。”

开皇四年（公元584年），诏前代旧钱，

“仍依旧不禁者，县令夺半年俸”

。五年，又

“严其制。自是，钱货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

。灭陈之后，又废陈氏旧钱，在江南推行隋氏新钱。这样，全国行使的钱币就渐渐统一起来了。

隋王朝在统一货币同时，还统一度量衡，颁行开皇新制，市上交易，依为标准。

钱币与度量衡的统一，这都有助于全国在经济上的统一与刺激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同时使人民在缴纳田租户调及出卖剩余生产品时，少受地主、商人和官吏重重盘剥的痛苦。

在隋王朝前期，无论官府手工业和民间手工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隋王朝的官府手工业，在太府寺下，有左尚方署（掌车辇、织扇、胶漆、画镂等作），右尚方署（掌皮毛、胶墨、席荐等作），司染署（掌织纴、组绶、绫锦、冠帻并染色等作），掌冶署（掌造铸金、银、铜、铁、涂饰、琉璃、玉作等作），甄官署（掌营砖、石、瓷、瓦等作）；在将作寺下，有左校署（掌营构、木作、采材等事），右校署（掌供版筑、涂泥、丹雘，并烧石灰等事）。

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从太府寺分出少府监，把原来太府寺所辖左尚方署、右尚方署、司染署、掌染署拨归少府监管属，还在少府监下置司织署、铠甲署、弓弩署等。不久，撤掉铠甲、弓弩两署，将司染、司织两署合并为染织署。

隋代官府的工匠，也都分住州郡，轮番给役。在隋初，

“役丁为十二番”

，即十二丁兵，一年服役一个月。匠户的番役，规定为“匠则六番”，

即六丁兵，一年服役两个月

。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减十二番每岁为二十日役”（《隋书·食货志》），而工匠的番役时间未见缩短，很有可能一直到隋亡，工匠户还是采用“六丁兵”制，一年服役两个月。据《大业杂记》的记载：隋炀帝在大业三年

“十月，敕河北诸郡送工艺户陪东都三千余家，于建阳门东道北置十二坊，北临洛水，给工艺户居住”。

这里也没有提到工艺户轮番给役的时间。

在私营手工业方面，首先是家庭纺织业。

自十六国以来，家庭纺织业就不断在发展。

当十六国前期，石勒出官绢市、钱（事在公元317年至321年之间），

“限中绢一千二百，下绢八百；然百姓私买中绢四千，下绢二千”

（《晋书·石勒载记》），可见绢价是很昂贵的。到了北魏前期的天安、皇兴（公元466-470年）间，绢每匹犹在千钱左右。

张丘建《算经》，大概是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前后写成的一部算术教科书，在这书里，还说绢“一匹直七百五钱”。可是到了北魏永安二年（公元529年），官绢“匹钱二百，而私市者犹三百”。普泰元年（公元531年），“天下调绢，四百一匹”（《魏书·食货志》），绢价已经下降到二百文至四百文左右一匹了。

经东西魏、北齐、北周，绢价迄未上涨。绢价的降低，说明绢帛的生产量在急剧上升。

隋代“京都及并州库，布帛各数千万匹”（《通典·食货典》），

隋文帝每年用作赏赐的往往在数百万段以上，这些库藏和作赏赐之用的布帛，大都是向人民征调来的，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家庭纺织业是非常发达的。

北方的丝织业中心，如北齐曾在定州（治卢奴，今河北定州）置轴绫局（见《隋书·百官志》）。相州的“魏郡，邺都所在······雕刻之工（指丝织品），特云精妙，士女被服，咸以奢丽相高”。

隋开皇十五年，

相州刺史豆卢通贡绫文布，隋文帝看了觉得太精致了，命焚之于朝堂，表示不提倡生产这类轴绫。

青州（治东阳城，今山东青州）地区，纺织业也很发达，从两汉时代起，“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隋书·地理志》）。到隋时，“大抵数郡风俗（包括丝织生产），与古不殊”。所以北方的绫绢产地，还是在今山东、河北一带。此外如江南的吴中和豫章（郡治豫，今江西南昌），

也是“一年蚕四五熟，勤于纺绩”。

四川的锦织业，也还保持着全国先进水平。《隋书·地理志》称：蜀郡等地，“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麻布的纺绩方面，在豫章郡，“亦有夜浣纱而旦成布者，俗呼为鸡鸣布”。

这种不产蚕丝的麻布地区，在全国范围内占有很大的比重。

在冶铁制造业方面，到了隋代也有很大的发展。不仅

“铸铁为农器兵刃，在所有之”

（《魏书·食货志》），而且根据最近在湖北当阳县玉泉寺出现的旧藏隋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李慧达所铸的重达隋称三千斤的大铁镬来看，这是隋代铁器中的突出作品，这样巨型铁镬的铸成，充分说明当时冶铸技术达到的先进水平。

瓷器烧造方面，自十六国北朝以来，北方青瓷的烧造虽没有江南那样发展得快，譬如说北方当时青瓷器大部分是挂半釉的，而江南的青瓷器当时大都已经满釉了。

但北方制瓷术也在飞跃发展，尤其是到了北朝后期，北方青瓷的烧造逐渐趋向成熟阶段。釉色或青绿，或黄褐，这是北方青瓷的特色。1948年在河北景县封氏墓群中发掘出来的青釉器，如在北齐封子绘墓中掘出的酱褐釉的细颈鼓腹壶，更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同时在封氏墓中还发现了莲花大尊，造型优美，可算是当时极优秀的艺术作品。

后来陆续又发现了北朝墓群，如在河北河间县发掘出北魏延昌三年（公元514年）邢峦墓和东魏兴和三年（公元541年）邢晏墓，两墓出土了青瓷一百二十件。在河北平山县发现的北齐天统元年（公元565年）崔昂墓中，又出土了黑釉四系罐，这是北方唯一早期黑瓷，在瓷器史上有它特殊的意义。

到了隋代，青瓷的烧造，更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由于当时的工匠选料比较精细，捏练的技术水平有所提高，使瓷土得到较好的溶解，胶体物质增加，胎体较薄，可塑性和耐火性能加强，使得瓷器在烧造过程中的变形和损坏率有所减少和降低。

在安阳隋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张盛墓和仁寿三年（公元603年）卜仁墓中，

出土了许多生活用具和俑群等等，极大部分是青瓷烧造的，它代表了当时青瓷的发展水平。

最近考古资料证明，河北磁县贾壁村和河南巩义，都是隋代青瓷烧造的重要产地。

白瓷的烧造，也在隋代大大地发展起来。白瓷的烧造历史较青瓷为晚。白瓷的烧造创始于北朝后期，1971年在河南安阳城西北三十华里，发掘了一座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出土了瓷器十三件，其中有白釉者十件，胎白细腻，有带绿彩者三件。

从胎质淘练细洁，釉质较润并带绿色推断，这批白瓷不似最初阶段产物，因之白瓷的烧造还应该追溯到北齐武平之前。

近年发掘出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李敏女李静训（北周宣帝的外孙女）墓，隋大业六年姬威墓，隋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张盛墓，出土了近百件白瓷器。

瓷器原料中普遍含有铁的成分，由于所含铁的氧化物在结构上或分量上的不同，而使釉色各异。

隋代烧瓷工匠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掌握到如果把胎料和釉料的铁的成分提炼出去，或控制在一定比例之内，就能够烧成色调比较稳定的白瓷。

白瓷的烧成，是制瓷手工业的突出成就，说明隋代在瓷器烧造方面的进一步发展。

据最近考古资料证明，白瓷的制造地点，主要在河南巩义铁匠炉村附近。

琉璃的烧造，到隋代也有发展。琉璃就是今天的玻璃，当时佛经译文中称“颇黎”。据近年考古发掘资料证明，在河南洛阳庄淳沟两座西周早期墓中，发现了一颗穿孔白色料珠，继之又在陕西宝鸡市茹家庄西周时代的強伯墓中，发现了上千件琉璃管、珠。

经有关单位化验，琉璃的主要成分有硅、钙、镁、铅、钡、锡、钠等十八种元素，以硅为最大量。它与西方古代玻璃有所区别，西方的玻璃，含钠、钙较多，而中国的玻璃，含铅、钡较多。

这一时期发掘出来的琉璃器，除了琉璃珠以外，还有呈现五色缤纷和带有荧光层的琉璃器。

在长沙楚墓中出土了琉璃璧和琉璃印章，更证明了琉璃制造在战国时期，有了巨大的发展。

汉魏西晋时代，史籍上和考古发掘上，也有使用琉璃器皿的许多记载和发现。东晋时人葛洪在《抱朴子》的《论仙篇》里说道：

“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五种灰（矿化物）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

可见西晋东晋之际，交、广一带在我国原有琉璃制造的基础上，又引进海外先进技术，改进技艺，有所发展。这种烧造的器皿，已采用“水精碗”来称呼它，表示它的透明度已经和近代玻璃相接近了。

在辽宁北票县的十六国后期北燕冯弗素墓中，也出土了五件琉璃器皿，详细的报告，尚未发表。据《北史·西域·大月氏国传》称：北魏

“太武时（公元424-452年），其国人（指贵霜王朝的商人）商贩京师（北魏国都平城），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国中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

这不仅反映了北魏当时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大量烧造琉璃的事实，而且“国中琉璃遂贱”一语，也透露出琉璃器皿在北魏的普遍使用程度。到了隋代，对琉璃器皿的烧造，又有进一步的改进和发展。

《隋书·何稠传》：

“开皇初·····时中国久绝琉璃之作，匠人无敢厝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

琉璃与绿瓷不是一种东西，瓷器依靠瓷土作胎，琉璃依靠矿石作原料，但掌握火候温度，却有相同的地方，所以何稠制造的琉璃，也能达到较高的水平。1957年，在西安玉祥门外发掘出的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李静训墓中，出土了绿色透明玻璃瓶两件。绿色玻璃蛋形器一件，玻璃管一件，玻璃有盖小罐一件，蓝色半透明玻璃小杯两件。

这些琉璃器具的出土，更证实了隋代琉璃烧造技术的进步。

唐代的琉璃烧造，是由少府监下的掌冶署令掌管的，这大概是由于琉璃烧造，必须矿物合成，而国内矿石的开采，都归掌冶署来经管的缘故。唐冶署令职掌内，提到

“掌造金银铜铁涂饰琉璃玉作等事”

（《通典·职官典·少府监》）。琉璃烧造中所必需的原料大鹏砂，《唐六典》中尚署令职掌下，曾提出“大鹏砂出波斯及凉州”。那么，唐前期已经用波斯进口的大鹏砂和国内凉州出产的大鹏砂来烧造琉璃了。

今日本正仓院保藏了唐代传去的琉璃器皿数件，如深紫色的琉璃杯，外侧有鱼藻花纹、口部呈十二曲波纹的“绿琉璃十二曲长杯”，白琉璃瓶，藏青色的琉璃唾壶，淡褐色的白琉璃碗等等，可见唐代的琉璃烧造技术，在隋代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不过，

由于我国古时的琉璃器皿是属于低温度的铅钡玻璃制品，它的缺点是质地轻脆，容易破碎；

尤其是不耐高温，经不起骤冷骤热，因此实用的价值是不高的，只能供贵族地主阶级陈设玩赏之用而已。同时在当时政治条件下，只有官府作坊才能采矿烧造，产量有限，价值昂贵，所以生产规模，始终跼蹐在很小范围内，无法扩大。琉

璃器皿在人民日常生活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比起人民所喜爱乐用的陶瓷和髹漆等日常用品来，它只能屈居于非常次要的地位。

造船业，在隋代也有一讲的必要。隋灭陈时，杨素在信州

“造大舰，名曰五牙，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容战士八百人。.····次曰黄龙，置兵百人”

（《隋书·杨素传》）。隋炀帝巡游江都时，他乘的“龙舟，高四十五尺，阔五十尺，长二百尺，四重。上一重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周以轩廊。二重有一百六十房，皆饰以丹粉，装以金碧珠翠，雕镂奇丽，加以流苏羽葆，朱丝网络。下一重，长秋内侍”（《大业杂记》）居住。皇后所乘名翔螭舟，也是三层楼，规模宏大。

这些都说明隋代行驶内河的平底船，在造船技术方面，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全国的统一，钱币与度量衡的统一，农业生产与手工业（主要是绢布生产）生产的发展，给统治阶级积累了大量财富，王侯富商聚居的城市，也大大地繁荣起来。

京兆大兴，是“王都所在”，商业比较发达。都城内有东西两市，东市叫都会市，西市叫利民市。居民“华戎杂错”，不少居民“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隋书·地理志》）。

洛阳在北周末年，一度建为东京，隋文帝也时常巡幸。

隋炀帝即位后，又以洛阳为东都

，“徙各州郭内人及天下诸州富商大贾数万家”（《隋书·食货志》）于此。又曾命“江南诸州，科上户分房入东都住，名为部京户，六千余家”（《大业杂记》）。

王侯世族，富商大贾，集中在洛阳居住，使洛阳的工商业迅速地繁荣起来。运河开通以后，洛阳成为通济渠的终点，因此商业更是欣欣向荣。

隋炀帝为了招徕蕃客，更命

“修饰诸行，葺理邸店，皆使甍宇齐正，高卑如一，环货充积，人物华盛”

（《太平御览》卷一百九十一引《两京记》）。此外如丹阳（今江苏南京）“旧京所在”，“市廛列肆，埒于二京”；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等郡，

“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

南海（今广东广州）“所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

蜀郡（今四川成都）“水陆所凑，货殖所萃”（《隋书·地理志》），也成为西南重要商业中心。荆州（治江陵）是长江中游的重镇，“南控岷峨，东连吴、会，五方枕陭，四民昌阜”（《隋张寿墓志铭》），所以商业也很发达。

蔡州（治汝阳，今河南汝南）“地接荆、郢，商旅殷繁”（《隋段济墓志》），是仅次于荆州的一个商业据点。

那时中国内地和西域的交通，有北道、中道、南道三条大道，而“总凑敦煌”（《隋书·裴矩传》）。

隋炀帝

“令裴矩往张掖，监诸商胡互市”

“自是西域诸蕃，往来相继”

（《隋书·食货志》），可见当时对外贸易也很发达。

近二三十年来，在河南陕县刘家渠隋开皇三年刘伟墓中出土了波斯萨桑王朝科斯洛埃斯一世时期的银币两枚。在隋大业四年李静训墓中也出土了波斯萨桑王朝卑路斯（公元457-483年在位）时期的银币一枚。在陕西耀县隋代的食利塔里也发现了波斯萨桑王朝卡瓦德一世（，公元488-532年在位）时期的银币。在陕西咸阳张湾隋独孤罗墓中出土了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二世（，公元565-578年在位）时期的金币。

这些金银古币的出土，一方面证实了当时记载中提到的我国西北边区行用西域金银钱这一事实的存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隋代对外贸易的繁荣。

这里要说明的是：不管隋代的城市中商业如何发展，对外贸易如何发达，由于隋王朝的剥削对象是均田户，隋王朝的主要军事力量是府兵；而商业的发展，必然会侵蚀小农经济，分化均田户，从而削弱国家的军事力量。

因此，隋封建统治者还是贯彻执行我国自古以来一条崇本抑末政策，是不允许手工业（家庭手工业的纺织业除外）和商业过度发展的。

如隋文帝在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祠泰山还，路过汴州（治浚仪，今河南开封），

“恶其殷盛”

，乃任命令狐熙为汴州刺史。熙到任，

“禁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开门者，杜之；船客停于郭外星居者，勒为聚落，侨人逐令归本”

（《隋书·令狐熙传》）。文帝非常同意这样做法，还命相州刺史豆卢通向令狐熙学习。

开皇十八年，隋文帝又以“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勒令“江南诸州，人（民）间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官”（《隋书·高祖纪》）。

这些措施，无疑是对商业的打击，以达到其崇本抑末，巩固小农经济的目的。

所以隋代的统一与继隋而兴的唐代的统一，是在均田制、府兵制相结合的基础之上必然出现的一种趋势。我们不能因这时的手工业和商业有了一定程度滋长，便说隋唐统一的形成，是由于手工业的发展，货币商品经济的发展，全国经济联系的加强。如果这样说，不但抹杀了这一时期社会构造的特质，

而且也无法理解以后唐王朝由于均田制的崩溃，府兵制的破坏，而招致再度分裂，到北宋才又统一起来的历史事实。

隋王朝在政治和经济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它便随着均田制的巩固、府兵制的发展很快昌盛强大起来，隋文帝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隋文帝的许多改革措施，是顺应当时国家统一后的发展趋势的。

而隋文帝本人能够“躬先俭约，以事府帑”（《隋书·食货志》），也有着积极意义。《隋书·高祖纪》称：“尝遇关中饥，遣左右视百姓所食，有得豆屑杂糠而奏之者，上（文帝）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责”，因此“撤膳不御酒肉者，殆将一期”。

而且文帝平日“居处服玩，务存节俭”，自已服御的东西，或旧或坏，“随令补用，皆不改作”（《隋书·食货志》）。不是大宴会，他本人“所食，不过一肉而已”。官吏尝用新布袋盛装干姜进贡，他认为太浪费，对进贡干姜的官吏加以训斥。后来又有一个官吏用毡袋装香进贡，他甚至笞责这个官吏。

由于文帝提倡俭朴，

“上下化之，开皇、仁寿（公元581-604年）之间，丈夫不衣绫绮，而无金玉之饰，常服率多布帛，装带不过以铜、铁、骨、角而已”（《隋书·高祖纪》）。

因此在文帝统治的年代里，“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隋书·食货志》），这不是偶然的现象。

隋文帝还能注意到农民的痛苦，有时也予以赈济，如在开皇元年（公元581年），“以官牛五千头，分赐贫人”（《隋书·高祖纪》）。以后，关中连年大旱，百姓饥馑，“发故城（长安）中周代旧粟，贱粜与人，买牛驴六千余头，分给尤贫者”（《隋书·食货志》）。

然而隋文帝的一切措施，其目的都是为了巩固统治权和强化中央政权。

因之，如果有人违反了隋统治政权的利益，他是不惜采用任何残酷手段，来严加惩办的。如在开皇三年，下令禁止民间私藏“大刀长稍”。开皇九年，下诏“人间甲仗，悉皆除毁”。

开皇十五年，下令

“收天下兵器，敢有私造者，坐之。关中缘边，不在其例”

（《隋书·高祖纪》）。还禁止江南民间私造三丈以上的大船，甚至还颁布了“盗一钱已上皆弃市”，“四人共盗一榱桷，三人共窃一瓜，即时行决”这类苛法，来镇压人民，一时造成了“行旅皆晏起晚宿，天下懔懔焉”（《隋书·刑法志》）的恐怖气氛。

后来他也知道这样的严刑酷法，不但行不通，反而会使阶级矛盾更加激化起来，影响统治权的巩固，才很快把这一条“盗一钱已上皆弃市”的法律废止了。

隋开皇九年灭陈之后，隋文帝以为南朝刑法疏缓，乃悉用北人为守令，尽变其法，更为严峻。

又听从苏威的建议，使威作《五教》，叫江南士民，人人必须背诵。

这样做法，深深地刺伤了江南士民的自尊心。

当时民间谣言又盛传隋王朝要把江南人民迁徙到北方，由此江南士民人人惊骇。

越州（治山阴，今浙江绍兴）高智慧、苏州（治吴，今江苏苏州）沈玄侩、婺州（治长山，今浙江金华）汪文进等，先后举兵，

“自称天子，署置百官”。

乐安（今浙江临海县）蔡道人，蒋山（今江苏南京市钟山）李稜、饶州（治上饶，今江西上饶）吴世华、温州（治永宁，今浙江温州）沈孝彻、泉州（治晋安，今福建泉州西北）王国庆、杭州（治钱唐，今浙江杭州）杨宝英，

“皆自称大都督”。

其余如京口（今江苏镇江）朱莫问自称南徐州刺史，晋陵（今江苏常州）顾世兴自称晋陵太守，无锡（今江苏无锡）叶略，南沙（今江苏常熟西北）陆孟孙，黝、歙（今安徽黟县、歙县）沈雪、沈能等，也纷起响应，“攻陷州县”，

起义的火焰，燃遍了“陈之故境”。“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

起义的群众，到处执获隋王朝所派遣的县令，“或抽其肠”，曰：“更能使侬诵《五教》邪”（《资治通鉴》隋开皇十年）。隋文帝派遣杨素为行军总管，统兵前往镇压。这次大规模的起义，终于被血腥镇压下去了。

隋文帝吩咐杨素在击破起义军时，“

男子皆斩，女子赏征人，在阵免者从贱

”（《北史·杨敷传子素附传》），所谓“从贱”，就是变为奴隶。从这种血腥的镇压办法看来，隋文帝又是一个极其残暴的帝王。

总起来说，

隋的统一，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长期分裂局面。隋文帝的代周，又结束了魏晋以来匈奴、羯、氐、羌、鲜卑各族统治阶级剧烈斗争的局面。

唯有南北分裂局面的结束，国内各少数民族混斗局面的结束，社会经济和文化才有更进一步发展以至开启盛唐的繁荣统一局面的可能。

隋文帝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完成了他所应该完成的历史使命，即结束了南北长期分裂的局面和进一步促成了各民族的大融合，同时又把王权强化起来，因此，他的业绩是值得称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