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David Boaz（加图研究所杰出高级研究员）

来源：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

华盛顿准备史无前地斥资520亿美元来支持国内芯片产业，于是想分一杯羹的公司纷至沓来，其中一些与芯片并无明确关系。

根据2022年最后三个月的游说申报文件，其中包括工会、社交媒体公司Snap、联邦快递、家庭供暖和制冷公司、加密货币交易所Coinbase，甚至还有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

这就是Brendan Bordelon和Caitlin Oprysko在Politico网站撰写的关于《芯片和科学法案》所引发淘金热故事的开头。但不用担心，大公司并没有被甩在后面：

大部分资金预计将流向老牌半导体巨头，如英特尔和三星……

美国五大科技公司——Meta、微软、谷歌、亚马逊和苹果——都在2022年的最后三个月就该法案的实施进行了游说……

顶级国防承包商，如诺斯洛普·格鲁曼公司（Northrop Grumman）和通用动力（General Dynamics）等雇佣了说客围绕这个法案发力，而像开利（Carrier）和特灵（Trane）这样的空气调节系统公司也是如此……

包括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和美国通信工人协会(Communications Workers of America)在内的大型工会，已经就该法律的实施展开了游说。

诸如此类。

当然，每当国会拨款或考虑拨款一大笔纳税人的钱时，就会发生这类惯常的故事。书本里是这样解释的：人们向国会提出问题，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听取专家证词，对问题进行辩论，然后国会可能会拨款，无私的官僚专家们则按国家利益支配资金。现实更像是争夺每个新资金机会的疯狂抢夺。正如我同事Scott Lincicome在Politico上表示的，“不去争取这笔钱几乎是企业的渎职行为。”

不仅仅是芯片法案，《纽约时报》在11月报道称，

如今，在许多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看来，打给商务部长、罗德岛州前州长Gina Raimondo的电话是最重要的。随着美国开始推进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产业政策，Raimondo肩负着向各州、研究机构和企业发放巨额资金的责任。

我以前提到过，在2009年和2010年，也就是奥巴马总统执政的头两年，游说支出总额达到了顶峰——当时，在刺激计划、全面支出法案、《多德-弗兰克金融监管法案》、《平价医疗法案》以及充斥着税收、监管、漏洞和补贴的最终不成功的1200页能源法案的推动下，数万亿美元被发放或转移。《华盛顿邮报》发现，“超过90个组织雇佣游说者专门影响大规模刺激法案的条款。”在奥巴马政府后期，游说支出有所下降，随着新政府上台后调整新的优先事项，游说支出有所上升，但在挥霍狂的拜登政府中，游说支出现在达到了新高。

正如“公共公民”组织的Craig Holman在金融危机期间接受采访表示的那样，“游说支出……与联邦政府对私营经济的干预程度完全相关。”

Marketplace的Ronni Radbill进一步解释：“换句话说，政府越积极，私营部门就会花费更多来发表意见……随着白宫在2009年初向经济注入数十亿美元，游说者表示，利益集团对华盛顿的关注比以往很长一段时间都要高。”

大政府意味着大游说，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指出过：由于只有国家的强制权力可以决定“谁应得到什么”，唯一值得掌握的权力，就是参与行使这种管理权。

这就是游说增长的最糟糕方面：它表明市场决策正在被游说者和政客的决策所挤压，这意味着更强大的政府、更少的自由和更慢的经济增长。

*译文不代表本机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