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城市发展看，大部分城市都是沿江湖河道发育壮大起来的，沿江河设城，是我国南方城市分布的一般规律。
但是，每当我们打开地图就会发现，许多城市呈长条形展开，河岸两侧发展并不均衡，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呢？这与城市的历史和地理又有什么关系？
什么是江河城市
定居与聚落，是人类从原始社会发展到下一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纵观世界历史，我们能发现“四大文明古国”都坐落在大江大海附近。
坐落于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尼罗河畔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恒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与长江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都被称为“大河文明”。
由此，我们可以窥见，江海河湖在人类早期历史的发展中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
换言之，古代世界早期人类的共同特征就是“逐水而居”，而早期文明都与水流密切相关。江河水系资源不仅分布广，也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
河流不仅为人类生存提供水源，而且对农业、牧业、手工业和交通运输等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和文明的主要载体，城市与河流关系密切，而许多重要的城市都坐落于江河之畔。
纵观中国城市的起源，可以发现几乎所有早期城市都与河流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绝大多数大城市靠近大河大江沿岸。
作为古代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黄河流域哺育了夏商周三代，为中华文明的诞生与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在大江大河影响下，北方许多历史久远城市的特征也十分明显。
在古代中国的北方，许多城市都由一个中心地区作为城市的核心，其他道路与街道和设施以圆环状或方形环状环绕城市中心辐射而成。
这种是历史上最为古老的一种城市格局，世界上许多古老的城市均保留这种城市形态。如今，我们将这种城市形态称为放射型城市。放射型城市极为常见，其中大多数历史悠久，建成较早的平原城市。
例如，我国首都北京市就是以天安门广场-故宫博物院为核心，中轴线为南北轴，长安街为东西轴，向外展开形成城市。古都西安市也是如此，城市以钟楼为核心，东西南北大街为轴，向外辐射形成城市。
根据学者研究，北方城市放射型城市的特点，在古代中国典籍中也有一定的体现。在商周时代，人们就已经认识到，建城实际上是建立一个中心连同周围田地居邑所构成的城邦国家，城市应居于区域地理中心。
这种观念后世称其为择中观，主张城市作为一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应有适中的区位。
《苟子·大略篇》曰：“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在先秦，尤其是西周，“居中”作为周天子的地位，分封诸侯，控制四方疆域的。
秦朝后，郡县制逐渐成为中国政治形态的主流，其建城意识仍承袭择中观，逐渐从“理想”的中心转为相对“适中”的区位。
北方许多省会城市，例如太原、沈阳、长春、郑州、西安、兰州、银川、乌鲁木齐等均位于所辖行政区域的大致中心位置上。
正如上文所述，平原地形有助于城市四面八方的扩展，从而形成放射型的城市格局。南北朝以前，黄河流域的城市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分布也最集中，重要的政治中心城市和工商业大都市多集中在黄河流域。
但是，当我们把眼光移向南方，则发现南北方情况大相径庭。长江与黄河虽同为中华文明的摇篮，但是早期中华文明以黄河流域为主，城市分布也以黄河流域更为密集。
这种态势一直到了南北朝时期才开始发生改变。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长期处于战乱，北方大量人口南迁。
几百年间，大量人口与生产资料的南迁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长江流域的持续开发使南方逐渐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
与此相关，南方的长江沿岸城市得到快速发展。唐宋至清代，长江城市的发展更加快速，无论是城市数量还是城市规模等方面，长江流域都超过了黄河流域，长江水系沿江城市更迎来了进一步发展。
近代以来，上海、武汉、重庆等长江沿线城市在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留下了重要一笔，长江城市经济带贯穿中国东、中、西部，将整个古代中国通过长江联系到一起。
尤其是进入近现代后，南方诸多沿江城市对中国城市发展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当我们打开地图就能发现，长江沿岸的许多城市都是呈长条形展开，两岸发展并不平衡，呈现出江南/江北的不同城市面貌。
江河两岸的地位各异
城市的历史是人与自然的历史，因此我们不能忽略历史发展本身的因素。古代交通相对不发达，沿江城市常常局限于长江一侧发展。
现代以来，仍有很多城市呈现这种趋势，地图上这些城市某一侧的沿江土地都被占得满满当当，并且呈现出沿江呈条带状分布的倾向。
当我们研究沿江沿河城市的两岸发展情况时，能发现有一些发展态势不均衡的城市本身就是由江河一侧发展而成的，比如南京、长沙、衡阳等城市。
以南京城市营建的发展历史为例。据学者研究，先秦秦汉时期，南京地域的聚落是以自然村落和军事城堡为主要构成。至三国时期，孙吴政权重视南京险固的地理优势，以军事据点为基础建设都城。
借由南京的长江天堑，孙吴政权能够充分发挥其擅长水战的特点，从而更好地稳定领土完整。既然看重长江天险，那都城的营建肯定要辟出长江以南的地区，才能防御长江以北的来敌侵犯。
自此之后，南朝、南唐以南京为都，继续借由优越的地理形势带来的军事因素，巩固长江以南的统治。
学者总结道，此时“筑城以卫君”仍是南京城筑城的主导思想，都城营建以宫城为主，保持其单一政治中心的特征，而一般居民区与集市尚未进入都城之内，因而六朝时期城市与周围堡县的结构关系仍保持相互联系又相互分立的聚合状态，其主旨仍是依靠长江天险得以偏安江南。
因此，长江南京段南北两岸的巨大差距则就不难理解了。
地形因素导致发展不平衡
除了人为选择的因素之外，城市内部本身的地形因素也是城市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与平原地区不同，西南地区四川、重庆等地多为山地地形。
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山地区域的河流与平原地区的河流形态结构也有巨大差异，从而影响了城市的营建与发展态势。
受地形限制，假如一座城池靠近山区，城市就难以呈四面八方地大面积铺开，比如重庆等地。
山地的河流往往流经地势高峻、地形复杂的区域，河流的动态运动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流水地貌，河谷即为其中最常见的表现形态。
在不同类型的河谷区段，山地城镇选址的空间区位也有所差异。据学者研究，山地地区的城市营建与城市分布自古以来就遵循着一定的哲学思想。
从人的生产生活需要与精神需要而言，人们倾向于坐北朝南，负阴抱阳的形态。因此，“背山面水”常常是古代传统风水观念中城市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格局。
具体地说，人们倾向于选择这样的聚居地：左、右、后均为山峰形成“凹”字形空间，前面有河流“凸”字形经过基地，且最好河流所经过的前方有浅山，其凹凸之间所形成的山水环抱的有一定坡度的场地空间正是传统风水学说所指的理想福地。
在具体实践中，古代中国城市得建设也遵循了上述思想，据学者总结主要呈现为以下三种选址：
一、城市选址于微弯顺直河谷的谷坡、谷底。
受山际与水边的限制，城镇建设或选址于V型河谷的谷坡、或选址于U型河谷的谷底，易于引导城镇形成沿河“一”字型带状布局的空间格局。
因此，“一”字型也为城镇提供了宽阔的景观视野，也形成城镇“山水交融、山城合一”的特色空间景观。
二、城市选址于曲折河谷的凸岸。
无论是平水期还是洪水期，曲折的河谷的河道都是弯曲的，一旦洪水位以上这些坡度较缓的凸岸用地露出水面，这就是天然理想的人类栖息地。
这些地方土壤肥沃、水源丰富，成为河谷地区城镇建设用地的首选。同时，这些城市形态往往为具有较强的向心性的团块状，如嘉陵江上的阆中城，城市选址于嘉陵江“几”字形的端头。所以，城市一定会体现出两岸发展不平衡的状态。
三、选址于河道的交汇处。
显然，从常识中可以知道，河流交汇处资源丰富，自古以来都是人类聚居地的重要选址之一。两河交汇处容易形成浅滩、开阔平坦的凸岸和具有水深较大河道的凹岸。
凸岸用地条件好，尤以两江相夹的凸岸为佳，既有利于城市建设，又有充足的水源便于农业生产。
因此，西南地区的河流交汇处的城镇老城区都位于河流交汇的河口处。因此，凸岸是人口聚居的不二之选，也是城市建设的重中之重。
相比而言，凹岸容易形成先天良好的港口码头。随着近代以来经济的发展，航运物流业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的人流、物流在此集聚中转，是城镇物流中转的理想环境。
然而，受限于古时候生产水平，老城区的发展相对突出，直到近现代才开始出现转机，江河两岸的发展不均衡现象开始逐渐得到改善。
城市发展逐渐走向均衡
鸦片战争以后，长江城市由于开埠通商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长江城市得到了一定发展。与此同时，中外贸易格局也从单一的南北走向，转变为南北东西走向并重的新局面。
作为贯穿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通道，长江经济带的经济比重越来越大。
尤其是近代以来，以上海、武汉、重庆三大新的经济中心城市为首的长江城市逐渐建立起新的城市体系，长江沿岸城市也逐渐连为一体，形成一条连接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长江城市带。
近代长江城市的强势崛起，带来了既定的城市格局，也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城市发展格局，深刻影响了长江流域乃至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格局。这种格局对后世影响很大，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而在政策方面，许多城市在近些年来十分重视江河两岸城市的共同发展。武汉的“一城三镇”就是其中发展的佼佼者。
除此之外，长沙等地也提出了适合于自身发展的城市规划。长沙提出，“一江两岸”是城市风貌的重要载体，打造湘江和浏阳河两条百里画廊，着力构建“百里江廊、东西辉映、聚心控城、六脉通江”的城市整体风貌格局。
沿江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沿江沿河，体现其便利的交通条件，丰沛的水资源和相对平坦的地面情况。如今，中国的经济建设局面大好，交通便捷，交通路网大力铺开。
因此，很多沿江城市已经拥有了两座以上的长江大桥，对岸资源变得不再遥远，如果不开发岂不是暴殄天物。
从城市空间地理上看，沿江城市大多呈条带状展开，若城市沿江延伸过长，城市内部交通就会出现一些不便之处，从而影响城市经济运转。
如果开发相对发展落后的对岸，就能解决交通堵塞与老城区发展受限的问题，从而有助于沿江城市转变为团状或放射型城市，更加高效地助力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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