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雏鹰振翅（1933-1937）

1933年，面对刚刚结束的“128”松湖抗日战争，一线士兵和当时的最高指挥官蒋介石都对日本强大的空中支援能力印象深刻。

1933年2月，蒋介石决定将航空局改为航空委员会，并将其纳入军事委员会直辖权。1935年4月，搬到南京的航空委员会迎来了一位特别的委员会秘书长：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担任订购战斗机的重任，周至柔担任委员会主任。

周至柔（中华民国空军一级上将）

空军航空学校也同时成立，中国空军正在规范化。

截至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空军已编制了由9个空军大队、6个独立中队和航空学校师生组成的临时编制大队和空运队。其中，第三、第四、第五大队配备战斗机（当时也叫驱逐机），是作战的主力军。第一、第二、第九大队配备轰炸机，第六、七、八大队配备各类侦察机和轻轰炸机。

当时，空军的主要战斗机是1936年10月国民捐赠购买的70架美国寇蒂斯“霍克3”双翼战斗机（因为抗日战争初期空军的“四大天王”都驾驶这种飞机，他也受到大多数军迷的追捧）。除9架战斗机配备第三大队外，所有这些战斗机都配备了第四、第五大队，是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空军战斗机的绝对主力军。

此外，1936年6月离开陈济棠部队的广东空军也加入了周至柔的指挥。他们带来的战斗机是美国“波音281”单翼战斗机（即P-26“斗牛犬”的出口版）。此外，中国空军还有一些旧的意大利制造“菲亚特CR”.32战斗机(又称“布雷达”)和“霍克2”。俯冲轰炸机的主力是美制的“雪莱客”A-在中德军事合作的背景下，一些He-111轰炸机也加入了序列。截至七七事变，中国空军拥有约300架各类作战飞机。

陈济棠（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

然而，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空军仍然对日本感到困难，因为中国空军的飞机相对落后，这是宋美龄和其他判断错误，为了节省宝贵的资金，错过了购买先进飞机的机会；另一个原因是20世纪30年代世界航空业发展迅速，缺乏独立研发能力的中国无法跟上世界先进水平。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日空军在上海迅速展开对抗。虽然中国空军赢得了“8.14”和“8.15”两次空战，但由于中国空军实力有限，无法独立生产飞机。此外，日军将先进的单翼战斗机A5M“96”战斗机送往中国战场。到8月底，中国空军只剩下87架作战飞机，几乎失去了战斗机。

意识到中日空军飞机之间的差距，中国政府紧急向英法订购了格罗斯特36架“战士”战斗机和D.510战斗机24架。

1937年8月21日，为争取国际援助，民国政府与苏联政府签署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此后，苏联援助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中国空军重新武装。

第二部分：苏联援助（1937-1940）

从1937年初到1941年底，苏联向中国提供了2.5亿美元的军事贷款，培训了10206名中国航空人员，中国政府从苏联购买了1285架飞机。其中驱逐机777架，斯波中程轰炸机328架，TB远程轰炸机30架，TB-50架重型轰炸机，100架教练机。

“1938年春天，广西空军北上接受苏联飞机训练，并被授予第三大队的名字，以取代耗尽的中央空军第三大队。”（当时是空军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的中队长，空军上尉陆光球在回忆录中写道。）

伊-15(绰号“黄莺”)和伊-16(绰号“燕子”)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空军的主要战斗机。1937年9月22日，第一批伊-16-5型战斗机交付给中国空军第四大队。中国飞行员对这架飞机赞不绝口，其中高志航评论说:“有了这架新飞机，我们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96型飞机”。其中，伊-153战斗机创造了中国空军的王牌:刘哲生。他驾驶的“檀香山华侨”号伊-153吓坏了日军。

在轰炸机方面，被称为“斯波机”的SB轰炸机加入了中国战场，取代了中国轰炸机队数量逐渐减少的机组。TB重型轰炸机大多被用作运输机，因为它们的性能很差。然而，由于SB轰炸机的飞行速度比当时的日本95和96战斗机快，它们曾经在日本飞行员中产生恐慌，因为它们不需要战斗机护送。

除了中国空军改装苏联飞机外，苏联还成立了苏联志愿者航空队，包括轰炸机旅和战斗机旅（后来扩建到两个旅），苏联志愿者航空队成员轮换，在中国有2000多人，许多人在战斗中牺牲。其中，最高军衔是格里戈里·库里申科。苏联援助中国空军和中国空军参加了武汉空战、兰州防御战和对台湾松山机场的惊喜袭击。驻扎在广东和广西的中国空军也使用了有限数量的“战士”来支持军队。在战斗中，中国空军第四大队队长李桂丹、陈怀民等士兵相继牺牲。1940年夏天，面对欧洲德国法西斯的侵略，苏联逐渐撤回了其在中国的航空队。

1940年的璧山空战可以说是中日空中对抗的转折点。在璧山空战中，日军后来在太平洋发出了A6M“零”战斗机。毫无准备的中国空军损失了27架飞机，无法阻止日本战斗机的进攻。如果有苏联援助的中国空军还能与日军争夺制空权，那么“零”的出现就彻底打破了当时空军战士的希望。

1939年2月，中国空军购买了一批美国“寇蒂斯CW21恶魔”战斗机，但由于种种原因，它们无法形成战斗力，也无法对抗咄咄逼人的日本战斗机。

1940年9月至1941年12月，这段时间是中国窒息的时刻。在这一时期的地面战场上，枣宜会战，张自忠将军血淋淋地洒在战场上；抗日根据地因“三光”而苦不堪言。

对于中国空军来说：从那个时期幸存下来的飞行员都知道“逃警报”的含义：即起飞、分散以避免“零”，为中国空军保留生力。

第三部分：飞虎队和中美联合空军（1941-1945）

中国空军美国支援大队，英文缩写A.V.G.，于1941年7月开始组建，8月正式组建，加入中国空军序列。包括三个战斗机中队，主力装备是原定买给英国的P-40C战斗机（也称之为霍克81战斗机），指挥官为1937年以“美国农民”身份来华担任空军顾问的陈纳德。

1941年8月1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宣布该大队的成立，同时由陈纳德担任指挥官。面对这支队伍，蒋介石开出了天价一般的工资：每月500美元，每击落一架飞机300美元。这让很多原美国陆航和海军航空兵的飞行员“怦然心动”，此外，一些反感日军侵略的美国飞行员认为“反正美日迟早开战，不如赶紧前往中国作战。”事实上，最后一批抵达中国报道的飞行员于1941年11月底才抵达中国，距离珍珠港事件只剩下几个星期的时间。

1941年12月20日，10架日本飞机进犯中国昆明，“飞虎队”初战告捷，击落敌机6架，一战成名。因为“飞虎队”大多在机鼻处喷涂著名的鲨鱼嘴，加之昆明老百姓没见过鲨鱼，便称这种飞机为“飞虎”，久而久之，这支队伍便被称为“飞虎队”，这也是随后美国援华空军的普遍代称。

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1942年7月4日，“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改称“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又称华东空军特遣队，正规番号是第10航空队第23大队），但是实际的人事变动并非番号改变这么简单。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属于雇佣兵性质，除了工资较高外，对于军纪要求也比较松懈；突然改编为美国陆军航空队下属的正规部队，对于这些散漫惯了的飞行员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在最初创立“飞虎队”的老队员里，只有不足五人选择留下。这支部队的规模相对于之前的“飞虎队”而言，除了增加了轰炸机之外，实力没有增强。

在中国空军消耗殆尽的关头，这支部队为保卫中国领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由于美国“先欧后亚”的政策，大部分装备被优先支援给欧洲：根据相关资料显示，直到1942年底，美国只援助中国轰炸机19架、战斗机150架、运输机5架，其中战斗机为P-40式27架、P-43式41架、P-66式82架，这些飞机主要用于陈纳德的美国驻华航空特遣队，而不是恢复中国空军的实力。

空权，中美空军依托衡阳、赣州、老河口、桂林等空军基地不断发动进攻，切断日军的补给线、破坏日军的计划。为此，日军被迫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制定了打通大陆交通线、摧毁中美空军基地的“一号作战”计划。但是，因为中美空军掌握了制空权，尽管日军在1944年底打通了所谓的“大陆交通线”，但是因为缅甸战事结束，中美空军的战斗机和轰炸机部队开始袭扰这一日军命脉，加之黄河大铁桥被摧毁，这相当于日军打通了一条无法使用的交通线。

第四部分：胜利之翼（1945）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8日，蒋介石与冈村宁次讨论，21日在芷江举行洽降仪式。1945年8月21日，日本洽降代表从汉口起飞，在中美混合团P-51“野马”战斗机的监护下飞往芷江。

枝江作为湘西的一个小县城，1945年驻扎了10万军事人员。抗日战争期间的最后一场战争在这里爆发，这也是中国军队的一大胜利。因此，枝江被载入史册。

承载着中华民族航空救国梦想的“霍克”从桥上起飞，标志着中国胜利的“野马”降落在枝江。中国空军（中华民国）也光荣地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任务。

芷江受降结束了八年的抗日战争，这是亚洲和二战东方主战场胜利的标志。

本文向一线抗击日寇的空军士兵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