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31年底,毛主席作了指示:要设计印制一套像样的苏维埃政权货币。当时,担任国家银行行长的毛泽民就把货币图案的设计工作,交托给了黄亚光。

黄亚光回忆:那时,苏区正受到敌人严重的破坏和封锁,工作条件很差,连绘图用的笔和圆规都没有,加上自己又无设计货币的经验,困难很多。后由毛泽民同志从上海秘密买来绘图笔、圆规、油墨和铜版等,他仅凭着对所用过的一些钞票的记忆,开始了货币图案的设计工作。

设计初期,黄亚光曾建议,钞票上设计毛泽东的头像。毛主席知晓后,连忙摆摆手,说:“可以印上伟人的头像。”

在这之前,黄亚光差点儿被杀,好在毛主席、毛泽民等人及时相助,才让他有发光发热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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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黄亚光

黄亚光第一次见毛委员

1929年,毛泽东、朱德为开辟闽西革命根据地,率领红四军入闽。3月14日,红四军在长岭寨发起攻势,很快地打垮了盘踞在长汀县的敌郭凤鸣旅,击毙了匪首郭凤鸣。

红四军进入长汀县城后,司令部、政治部设在“辛耕别墅”,毛泽东和朱德都住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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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安顿好住处,毛泽东就和长汀县的党组织取得联系,说要找些在本行有20年以上工作经历的6种人开调查会。这是黄亚光以中共长汀特别支部的负责人身份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他记得很清楚,毛委员让他找的这6种人分别是:裁缝师傅、钱粮师爷、教书先生、佃户老农、流氓头子和老衙役。

当时,他听到毛委员要找这些人开会,感到纳闷,不禁问道:“毛委员,干嘛挑这些人开会呀?”

毛委员和蔼地反问他说:“你知道长汀有多少土豪劣绅?他们有多少地?收多少租?长汀又有多少佃农?他们收入多少?纳粮缴税多少……”

黄亚光一下懵了,答不上来。

毛委员开导他说:“找这些人来,就是要了解这些情况。”

在红四军谭震林同志的督促下,黄亚光很快把这些人找来。毛泽东在“辛耕别墅”亲自主持召开了好几次调查会。期间,黄亚光看到毛泽东手拿着自己草拟的提纲,询问了长汀的经济状况、社会各阶层情况、民情风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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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谭震林

调查的结果,使黄亚光大吃一惊。他是长汀人,又多年在长汀生活、工作,了解的情况还不如毛泽东调查得来的材料多。

毛委员对他说:“因为这6种人,凭着他们的职业和经历,能够反映各方面的情况:裁缝师傅了解家家户户穿衣着服的情况;钱粮师爷知道纳税完粮的情况;教书先生知道许多人的文化程度、家庭出身;流氓头子了解社会上谁好谁坏;老衙役知道有多少豪绅勾结衙门。”

黄亚光听得津津有味,感叹毛委员的方法巧妙。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黄亚光等人打土豪、分财产、筹款筹粮,搞得又快又好。他也从中学到了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对黄亚光的两次批评

1929年3月20日,毛泽东在“辛耕别墅”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黄亚光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总结了红四军入闽以来的斗争经验,确定了红四军在长汀的工作计划。

黄亚光是第一次和军队的同志一起开会,这种大场面见得少,也不知自己该不该提问题、发表意见。

因此,在开会时,黄亚光只坐在一边听。等到散会时,他才跑到毛委员跟前,焦急地说:“毛委员,长汀县的党组织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像扩大组织问题:目前人手少,需要增加特支委员。”

毛委员听了后,批评他说:“刚才开会时,你为什么不讲呀?开会时,各部门的负责人都在,把问题提出来才好商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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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罢,毛委员就耐心地听取黄亚光的汇报,并指示说:“可以把特别支部扩大为县委。”在毛委员的关怀下,红四军前委批准建立了中共长汀县委,由段奋夫任县委书记,黄亚光任宣传部长。

又一次,黄亚光在街头刷大字标语:“工人农民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委员会!”“组织工农的赤卫队!”黄亚光在书写时,把“人”字,在右边的一笔加了三撇,变成了“人彡”字。

毛委员知道后,笑眯眯地问黄亚光:“长汀的工农群众,识字的多不多?”

黄亚光立即答道:“不多,文盲占大多数。”

毛委员问:“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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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光支吾着说:“嗯,为了好看。”

毛委员恳切地批评他说:“群众识字的不多,怎么能写这样的怪字让人看呢。搞宣传,要让群众听懂看懂,要多从群众方面考虑……”

在毛委员的教诲下,黄亚光渐渐地懂得了什么叫群众路线,为什么要走群众路线,明白了搞农民运动,就要懂得农民的愿望、习惯、语言。从农民方面考虑问题,这样才能把工作做到实处、做好。

毛委员:人,比枪更重要

1929年3月中旬,红四军入闽后,反动武装望风而逃,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群众工作有了基础。

3月底,红四军准备离开长汀,向赣南挺进。听到红军要走了,黄亚光不禁想起了许多事。

那是1927年8月、9月间,南昌起义部队南下,路过长汀。黄亚光和段奋夫等同志积极地向起义军提供长汀城的情况,抓拿、镇压了一批土豪劣绅,并协助起义军筹款筹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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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段奋夫

不久,黄亚光由起义军中的李立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起义军的帮助下,成立了中共长汀特别支部。

起义军很快就要离开长汀了。黄亚光找到当时任起义军政治保卫局局长的李立三,向他要枪。李立三不肯给。怎么办?黄亚光提议:买枪!

当时,反动势力十分猖獗,没有武装是要被杀头的,搞农民运动没有武装,是很难开展起来的。

想到没有武装的被动,在红四军离开前夕,黄亚光找到了毛委员,向他要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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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委员当即表示同意,给黄亚光拨了30支枪。毛委员说:“我们要多缴敌人的枪,变敌人的武装为我们的武装。”

“得到枪不容易,但我们不能光靠枪,要靠人民群众。枪是重要的,人,比枪更重要。要挑选根子正、思想好,宁肯掉脑袋也不愿投降的人来拿枪!”毛主席的话,让黄亚光颇受教诲。

以后,黄亚光就照着毛委员的话去做,建立起一支革命武装。红军走后,黄亚光领导着长汀县的军民坚持战斗。

黄亚光生死之际,毛泽东、毛泽民救了他

1929年6月的一天,在赖坊村召开“汀连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当黄亚光在大会上作代表资格审查报告时,突然从大门口闯进来一队武装,说是肃反委员会派来的。

为首的一个不分青红皂白,叫黄亚光把枪解下来给他。黄亚光以为是同志间开玩笑,便把手枪卸下交给了他。可对方接过他的枪,便当众宣布黄亚光是“社会民主党”,把他抓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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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闽西苏区由于“左”倾错误,加上反革命分子搞“肃反扩大化”,无中生有地提出“要肃清社会民主党”,使不少革命同志遭到了错杀。

这天,黄亚光被押到河坝刑场。就在临刑前那一刻,只见一位红军战士策马跑来,大喊道:“慢着!”旋即传达了一道命令,对黄亚光免于死刑。

黄亚光被押回狱中,心里感到不解。但不久就明白了原委。新近在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决定发行苏区货币,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到处物色设计钞票的人员。

由于黄亚光在汀郡中学当过图画教员,汀州红军印刷厂的党员毛钟鸣,向毛泽民推荐了黄亚光,并告诉他黄亚光在监牢里,随时会有性命之忧。

毛泽民立即赶回瑞金请示,中央局和毛主席决定把黄亚光保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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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中央局和毛主席就派人到闽西纠正“肃清社会民主党”的错误,枪决了一批混入革命队伍的坏蛋。

毛主席不同意把他的头像画在钞票上

1931年底,毛主席指示,要设计印刷一套像样的苏维埃政权货币。黄亚光领受任务后,便开始了设计工作。

他设计的第一张钞票是伍分的银币券。在设计贰角、壹元硬币券时,黄亚光去找过毛主席,提出自己的意见,希望可以在钞票上设计毛泽东头像。毛主席不同意。主席提议:“可以印上伟人的头像。”

之后,钞票就用了列宁同志的头像。

黄亚光在显微镜下,先把列宁头像绘制在纸上,再用毛笔工整写上银行名称、币值、签名、年份等文字。钞票花边是由外地弄来的一种广告商标纸上的花纹剪裁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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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经济建设公债券

货币设计完后,由上海请来的一位雕刻老师傅把它雕刻在铜版上,而后送往中央印刷厂印刷,开始用手工印刷,后用石印机印刷。

在设计货币图案过程中,毛主席曾对黄亚光说:“设计苏维埃政府货币,一定要体现工农政权的特征。”

由此,黄亚光在设计每张货币时,都绘有镰刀,锤子,地图,五角星等图案,并把这些图案分别摆在适当的位置上或有机地组合起来。这样一来,不仅美观大方,还能突出革命政治的感觉。

说到货币的防伪,黄亚光后来介绍说:

“有人以为银币券下端,是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和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两位同志的英文签名,其实不然。纸币上的签名虽代表他们俩,但它既不是英文,也不是汉文拼音,是一种暗号,是为了防止敌人伪造苏币,而专门特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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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币是印刷出来了,发行和斗争是非常艰难的。黄亚光说,当时银行为了保证货币的信用,对票子的发行把关很严。但在群众受灾,粮食减产,公粮收不齐时,为了弥补财政赤字,也曾多发过一些票子。

那个时候,苏区货币斗争是很激烈的,敌人为了捣乱苏区金融,制造了不少假票子,但我保卫部门工作抓得很紧,在红白区域交界的通道口都设有检查站,一旦发现假票子就追查到底,因此敌人的票子很难进来,苏区的票子很稳定,群众很信任。

黄亚光问贺子珍:毛主席和那些人干嘛吵呀

1932年初,黄亚光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文书科工作。中央政府设在瑞金叶坪。毛主席、项英副主席以及毛泽民等领导同志都住在这里。

政府的机构十分精干,各部都只有几个工作人员。每人每天五分钱的菜金,官兵一样。黄亚光说,他所在的文书科的工作,是印发文件、材料、布置会场、做会议记录等。

此外,黄亚光除了参与苏区纸币的设计,还要负责苏区邮票的设计。据说,他先后设计了10多种的邮票。

在苏区工作的一段时间里,让黄亚光一直想不通的:为什么事事都要请示项英副主席,文件要由他审批才能引发,报告要由他签字才能执行,而毛主席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好像只是挂个名,甚至连一张办公桌也没有。

有一天,黄亚光就这个问题问了王观澜,这次知道,是党内有人排挤毛主席。

尽管毛主席当时处境很困难,但他没有气馁。有一天夜里,黄亚光从毛主席下榻的苏区中央局门前经过,听到屋里有人在激烈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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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黄亚光问贺子珍:“昨晚,毛主席和那些人干嘛吵呀?”贺子珍说:“他们经常争论的。”

黄亚光知道,毛主席虽然身处逆境,也要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

这期间,毛主席把大部分时间用于进行农村调查,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黄亚光兼管着文书科的工作,经常给毛主席抄写文稿、调查报告,对毛主席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感受颇深。

那时,苏区正开展查田运动。为了搞好查田,1933年4月,毛主席主持召开了八县查田运动大会,并在会上作了报告。黄亚光回忆说:“在报告中,毛主席引用了许多亲自调查得来的材料,列举了许多生动的事例,有时还用当地老乡的生动语言来说明问题,受到了代表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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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初,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前夕,毛主席把黄亚光找了去,要他刻写《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两部手稿,说准备印发给到会代表。

毛主席详细地向他交代了刻写的要求。黄亚光接过手稿,看到里面连标题、内文应该用多大字号刻写都标得清清楚楚,他不禁对毛主席细致、认真的作风感到钦佩。

毛主席好像看出了黄亚光的心思,笑了笑,又严肃地讲:“因为这是印给代表们看的,就要为代表们着想,不能写草字,怪字,也不能写篆字,更不能写自己创造的字。字迹要清楚,要让每一个代表都能看懂。”

黄亚光点点头,说:“请主席放心,我一定把它刻好。”

经过几个通宵的工作,黄亚光终于完成了刻写任务。在与毛主席的相处中,黄亚光收获了很多,学到了很多。这对他未来的发展、取得的成就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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