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统治下，蒙古人差点被三大绝招灭绝，这就是“满蒙一家”|准噶尔|厄鲁特|清朝|满蒙一家|灭绝|部族

清朝统治下，蒙古人差点被三大绝招灭绝，这就是“满蒙一家”

从秦始皇起，历朝历代皆视北方边防为重中之重，视北方草原民族为帝国边疆头等大患。明朝重修万里长城，设置九边重镇数十万大军以御蒙古。而清朝入关后，不再修筑长城，只因他们有更为奏效的三大绝招，将蒙古各部治理得服服帖帖。

清朝灭亡不过数年，冯玉祥将军北行外蒙古，在许多主张蒙古脱离中国的当地人交谈，在游记中引述了他们许多言论：

【谈到人口，蒙古本有一千二百万人。在满清长期统治之后，今已减少至五十万人。满清利用喇嘛教以统治蒙古人民，凡有兄弟八人者，七人须当喇嘛，兄弟五人者，四人须当喇嘛。仅有一人可为娶妻生子的平民。当喇嘛者有红黄缎子穿，又可坐享优厚的俸禄。女子没有充当喇嘛的福气，但又难找得相当的配偶，于是都做了内地人泄欲的对象。因为由本部内地来的文武官吏及军队、商人，都以道远不能携带家眷，他们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临时太太。

一方面是七八个蒙古男子仅有一个妻子，一方面是一个蒙古女子，有若干的内地人为她的临时丈夫，事实上形成一个乱交的社会。同时男女卫生都不讲究，染上淋病、梅毒以后，惟有听其自然。当时活佛即患梅毒，烂塌了鼻子。

据说目前检查结果，蒙古青年十七岁至二十五岁者百分之八十五都患有花柳病;二十五岁以上者，所占百分比自然更大了。这种现象是太可怕了，若任其继续存在，马上就会有灭绝种族的危险！

那次和蒙古国民党的朋友谈及这个问题，他们把这一点也作为他们脱离中国而独立的理由。他们说：‘你看，中国政府就这样防制我们，使我们即要灭种，使我们民族无法生存，你看我们怎么还能和你们在一起？’】——冯玉祥《外蒙古行记》

清末蒙古王公

这些言论的目的，当然是为外蒙古离开中国独立寻找理由的，因此必然有夸大其辞之处。比如说明末在满清统治前的蒙古本有“1200万”人口，根据当时的史料和地理环境，显然是绝无可能的；又比如说「满清规定凡有兄弟八人者，七人须当喇嘛，兄弟五人者，四人须当喇嘛」云云，同样也找不到满清的相应法规条例。

至于后来一些讨厌清朝的人拿这段言论进一步夸大，甚至将几百年前女真金国对蒙古草原的定期“减丁”，也张冠李戴到满清头上，那更是以讹传讹了。

当然，在满清治下，蒙古草原性病泛滥，几近种族灭绝，确系真实事实。

满清一朝对蒙古，有所谓三大国策：“南不封王,北不断亲”，“分封以制其力”，“崇释以制其生”。

一方面笼络利用蒙古贵族，不断派遣宗室女子和亲，甚至包括皇帝亲生公主在内，以所谓满蒙联盟共同压制汉人，这就是“南不封王,北不断亲”；

清末满清和亲宗室女，和蒙古贵族女性合照

另一方面以盟旗制度严加限制，这就是“分封以制其力”。

满清分内蒙古为四十九旗，外蒙古为八十六旗，严禁牧民越过本旗游牧，否则直接处罚该旗王公。

【外藩蒙古不得越旗畋猎。越境游牧者：王罚马十匹；贝勒、贝子、公罚马七匹；台吉罚马五匹；庶罚牛一头。】——康熙《大清会典》

满清康熙帝玄烨

因为既不能越界游牧，又不可能南下侵掠抢劫，所以清时蒙古对天灾的抵御能力，竟为历朝草原民族最弱，一遇灾荒只能活活等死。

更关键的是俄罗斯帝国控制南西伯利亚后，不但阻截了草原部族北上迁徙躲避天灾的可能，同时再也没有源源不断的游牧民南下进入蒙古草原，作为新鲜血液补充，造成了草原人口大幅度减少。

此外，满清更大力弘扬喇嘛黄教，对喇嘛给予种种优待，即“崇释以制其生”；同时禁止蒙古人接触先进汉文化，包括蒙古王公在内，也不允许聘请汉人书吏学习汉语汉文，收藏汉文书籍，以此愚民政策来稳定自己统治。

喇嘛教中的黄教是禁止娶妻的，大量蒙古男子因为生活困苦，冲着清廷对喇嘛的优待而出家，变成了不事生产的纯寄生人口，自然就不能再和蒙古女子组成正常稳定的家庭，更摧残了草原的生产力；

而这些女子为维持生计，大都做了去蒙地行商的汉族商人之情妇或说外室；同时喇嘛们从活佛以下，对戒律也并不谨守，因此导致了不正当性行为在草原普遍流行。

大航海时代来临后，西班牙人将梅毒从新大陆带来，向全球扩散；这一明朝以前不曾有过的可怕疾病，也因此在卫生环境不佳的草原泛滥开来。而梅毒是可以通过母婴直接传染的“胎毒”，就更加严重影响了人口增长。

建国后有个统计数据，1950年在内蒙牧区成立性病防治所时，牧区性病患病率高达59％，或者说五个人中就有三个患病；人民政府花了十五年时间，1965年将其降低到0.5～2.4％，1977年复查时未再发现新患及先天梅毒儿，历时二十余年，始将其杜绝。

换言之，若非新中国的社会改革和性病救治，而任由满清继续以喇嘛教愚民统治下去，恐怕不出30年，50年，则清末只剩区区五十万人口的蒙古民族，恐怕真的要亡族灭种了。

对反叛的蒙古部族，满清更毫不客气严厉镇压，而且大量派遣亲附清廷的蒙古部族与之对战，也变相起到了“减丁”效果。

满清对蒙古可以称得上“部族灭绝”的行径，便是屠灭准噶尔部。

准噶尔灭亡前夕疆域

经历康雍乾三代帝王数十年战争，攻灭准噶尔汗国这个大敌后，因为之前的带路党阿睦尔撒纳降而复叛，并得到准部各部族广泛响应；因此清廷对准噶尔蒙古，改变了之前类似内外蒙古那样分而治之的既定策略。

准噶尔灭亡后，阿睦尔撒纳起兵时形势

除部分忠于清廷之准部王公的部族得以保留外，乾隆帝下令将其余各部的男丁尽数屠戮，女子和幼童分赐给有功官兵，“尽唤男丁而出，屠戮有声”，卫拉特草原“数千里内，遂无一人”。

本来准噶尔各部就因那几年爆发天花，人口因疫疾减员惨重，再经此番大杀戮，数十万部众被处死，仅一小部分逃逸至邻近的哈萨克汗国，为哈萨克人同化。“准噶尔”也变成了一个今天仅代表准噶尔盆地的地理名词。

【“必应全行剿灭，不得更留余孽”“此次进兵非同一般，各将厄鲁特彻底剿灭，永绝根株”

“大兵进剿，厄鲁特等自必畏罪投诚，如有前赴巴里坤者，即将伊等头目先行送赴京师，所属人众亦随即移至内地。过巴里坤后，其应行剿戮者即行剿戮。所余妻子，酌量分赏官兵，母得稍存姑息”

“如稍怀叵测，即移至巴里坤，再令移入肃州，即行诛戮”“厄鲁特俱行剪除，回众自必倾心归顺”】——乾隆帝（爱新觉罗·弘历），出自《清实录·清高宗实录》、《御定平定准噶尔方略》

【时厄鲁特慑我兵威，虽一部有数十百户，莫敢抗者，呼其壮丁出，以次斩戮，寂无一声，骈首就死。妇孺悉驱入内地赏军，多死于途，于是厄鲁特种类尽矣。】——清代史学家赵翼《皇朝武功纪盛》

【其他诸贼，既降复叛，自取诛灭，草禽无噍类，固无论已。此固厄鲁特一大劫，凡病死者十之三，逃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三，为我兵杀者十之五，数千里内遂无一人。苍天欲尽除之，空其地为我朝耕牧之所，故生一阿逆以为祸首，辗辕以至澌灭也。】——满清礼亲王昭梿《啸亭杂录》

【合围掩群，顿天网而大狝之，穷奇浑沌梼杌饕餮之群，天无所诉，地无所容，自作自受，必使无遗育逸种于故地而后已。计数十万户中，先痘死者十之四，继窜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二，卒歼于大兵者十之三，除妇孺充赏外，至今惟来降受屯之厄鲁特若干户，编设佐领昂吉，此外数千里外，无瓦剌一氊帐。】——清代思想家魏源《圣武记》

满清乾隆帝下令屠灭准部的动机，当是数十年对准战争消耗钱粮无数，担忧其反复，想一劳永逸解决问题。

满清乾隆帝弘历

之前攻灭准噶尔汗国，收取天山南北两麓，客观地说是一大历史功绩；但随后这次大杀戮，即使不以道德因素评判，仅以纯利害角度，也是弊远大于利的。

信奉喇嘛黄教的准噶尔蒙古人（当然不是满清治下内外蒙古那种畸形信奉）曾消灭了叶尔羌汗国，正是类似于阗王国、高昌回鹘和西辽帝国那样的屏障。乾隆帝“厄鲁特俱行翦除，回众自必倾心归顺”的幻想，随即被黑水营之围狠狠打脸，遗祸无穷。

综上可知，蒙古作为一个曾经征服过大半个欧亚大陆的强悍民族，在满清统治下衰落沉沦、几近灭亡。因此其先进分子竭力主张和汉人革命者一道反清，曾在《民报》发表了《蒙古与汉族结合共伸讨满复仇大义之宣言书》：

【满洲分割我蒙古部落，建汗封王，以相牵制，使势力消散。除此之外，置将军，都统，办事大臣于各地方。以握我实权，制我死命。而设喇嘛教一端，设计之毒，以灭我蒙古种族。期间历史时间之长，非数万言不能磬，实与吾蒙古不共戴天之仇也。吾蒙族不排满复仇则已，如排满复仇，舍与汉族结合其谁与归。今吾与汉族同患难，共死生，同谋大举。则异日汉族之于我同幸福，同乐利，同居于平等地位，同建一共和政府，同行一共和宪法。自今与往吾蒙族之生命，生则与汉族同生，死则与汉族同死。吾蒙族之土地，存也愿与汉族同存，亡也愿与汉族同亡，两族一心，同谋复仇，同谋排满。】

清末蒙古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