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一批“世界排名五百强”的大型央企，不少都有着悠远的历史，其中还不乏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出于掩护地下工作的需要而开办的商号，经过几十年“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成长，如今反而成为享誉世界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不愧是我国经贸战线的尖兵，华润集团就是最传奇一个。
（香港华润集团的大厦，外表设计格外富有历史内涵，酷似革命战争年代的炮弹，寓意华润为中国革命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华润集团的创始人是秦邦礼，这个名字许多人会觉得陌生，不过他还有个哥哥，叫秦邦宪，就是我党历史上绕不开的一个风云人物——博古。
兄弟俩是江苏无锡人，因此都长得细皮嫩肉，斯斯文文的，一看就是江南才子。
一般家庭，都是哥哥为弟弟妹妹做牺牲奉献，兄弟俩却相反。由于家贫，无法同时供应兄弟俩都接受良好教育，弟弟秦邦礼为了让哥哥上大学，只好提前辍学，到一家钱庄当学徒，挣的钱资助哥哥和更小的弟弟妹妹上学。
勤奋好学的人，在哪里都能获得学习磨炼，秦邦礼在商圈里摸爬滚打，也学到一身扎实过硬的经商理财的真知。
年纪轻轻就当上无锡钱庄公会的执行委员，足见他已经成长为一位商界精英。
再说哥哥秦邦宪，在苏联留学后，1930年回到上海，当时由于顾顺章叛变，上海党组织几乎完全破坏，年轻的秦邦宪于是意外获得直接上位成为“临时中央”的负责人。
开展地下工作，不同于正面战场，需要伪装和掩护，而最好的伪装莫过于开一家商号，这样做有两大好处，首先，商号可以作为一个遮人耳目的接头、开会的场所，地下工作者可以化妆成顾客，进进出出也不会引起怀疑。
还有一点，革命也是需要大批经费的，经营商号就可以为党的事业赚取大量经费，而且许多革命所需的物资设备，比如医药、无线电器材等国民党管控禁止流入苏区的物资，都适合商号明里采买，暗中运输给苏区。
总之，经办商号也是我党一项意义重大的特殊“战斗”。同样需要一批忠诚可靠的人去从事。
临时中央成立后，也立即重新培植地下交通站，就需要开办一批商号来做“幌子”，因此秦邦礼就接受党两根金条做经费，在上海开办一个米行。将无锡的大米运到上海贩卖，秦邦礼不愧经商好手，不久就赚到一笔钱。
于是又开了一家掩护效果更佳的家私店，为什么家私店最佳呢？闲杂顾客没有那么多，地下党在里面开会也没问题，而且家具都是特制，暗布机关，一旦有生人进来，地下党可以立即将文件藏起来，假装试家具。所以家私店是开展地下工作非常理想的伪装场所。
随后，秦邦宪又接受任务，到广东汕头开办新的交通站，当时，上海的临时中央想要去江西的苏区，非常不容易，如果走陆路，途径都是国民党统治核心，层层盘查，极易暴露。因此走海路先到广东，而后穿过粤北崇山峻岭到达苏区最安全。
另外，广东沿海地区，自古就走私贸易猖獗，许多国民党严格管控的洋货，都可以先从香港买到，而后通过海上走私，而后运到苏区。
同样，江西苏区也有许多“国际紧俏货”，比如江西的钨矿，就是一种用来制造穿甲弹必需的原料，国外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扩军备战，都舍得花大价钱购买，因此这些我党开办的商号，也负责进行“出口赚外汇”的任务，为苏区赚取大量宝贵外汇。
因此汕头是一个开办地下交通站极佳的地方。秦邦礼于是又在汕头把地下交通站办得好好的。许多我党重要的领导人，周恩来、陈云、刘少奇、博古等，都是从这里安全进入苏区的。
秦邦礼由于工作出色，我党派他到苏联留学，提高他的理论知识。
回延安后，秦邦礼又接受一个更大的使命，就是将生意做到香港。
当时虽然是国共合作，但蒋介石还是竭力封锁共产党。许多国际和华侨捐助的资金物资，根本无法到我党手中，因此我党决定在香港建立大商行。
秦邦礼到香港后，注册开办了一家“联合行”，因为他的化名叫“杨廉安”，无锡话里，和联合二字谐音。
联合行生意做得风生水起，香港许多商界大佬，如霍英东、包玉刚，都是从这个时候就开始和我党做生意的。
联合行不仅做生意，还暗中充当八路军香港办事处的职能，广泛联络爱国人士，香港沦陷时，也抢救一批爱国人士到内地安全区。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联合行生意已经越做越大，分号无数，涉及领域极广，竟然还拥有几艘大轮船！已经成为一个国际上都闻名的大集团化企业，再叫小店铺一样的名字不合适，需要一个更大气的名字，于是秦邦礼就从“中华”和毛主席的名字各取一字，起了一个响亮的新名字——华润集团。
华润集团在建国初期，同样起到其他企业无法做到的特殊贡献，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缘故，帝国主义国家联合封锁新中国，香港的华润集团，可以采购大量战略物资，而后采取偷运方式运到祖国。华润集团为新中国的抗美援朝和经济建设作出巨大的历史贡献。
秦邦礼建国后，担任我国外贸计划局局长，继续兢兢业业为党为国家工作，1968年不幸因病去世，终年仅6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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