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23日上午十时许，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在毛主席的藏书室（永福堂）自杀了！

有关部门经过调查，排除了他杀可能，确认田家英系自杀身亡。

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田家英的死处理地很及时、很低调，所有当事人和知情人都讳莫如深，官方也从未公布详细经过，反而使得谣言满天飞，事实真相始终是一个谜。

直到56年后的2002年，当初亲历田家英案的一名当事人公开发表文章，才揭开了这桩悲剧的详细经过。

戚本禹1931年生，山东威海人，曾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亲身经历了田家英案件的前前后后。

2002年12月，戚本禹在香港《明报月刊》上发表《戚本禹披露田家英自杀的真实经过》一文，沉寂56年的真相终于浮出水面。

毛主席一生有不下数十位秘书，但真正长时间为他服务、成绩突出，并且为人熟知的秘书不过十指之数，田家英就是其中之一。

田家英原本非常受毛主席信任，担任毛主席秘书长达18年，两人堪称“忘年交”，比胡乔木、陈伯达等“大秘”与毛主席的关系还要密切几分。

田家英一向非常敬重毛主席，把他视为领袖、导师、父辈，对毛主席深信不疑，但是时间进入60年代后，由于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田家英在思想上和毛主席产生了一些分歧，加上他性格刚正，书生气重，政治上比较幼稚，不注意方式方法，多次遭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失去了毛主席的信任。

江青为首的一伙野心家见状，抓住机会罗织罪名，诬陷田家英“篡改毛主席著作”。在毛主席的同意下，中央政治局成立审查小组，专门审查田家英的问题，这个小组的组长是时任中组部部长安子文，组员就包括了戚本禹，并且戚本禹还被毛主席授权接替田家英，担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一职。

对于田家英而言，失去毛主席的信任，面对中组部部长亲自担任组长的审查组，是一种空前的压力，难免表现出无奈和委屈，但他的表现绝不像一些书刊上说的那样激动，更没有说过一句怨恨毛主席的话。

审查过程中，田家英曾找到机会，一个人偷偷询问戚本禹：

“究竟出了什么事，是谁在害我？”

戚本禹是田家英的下属，很受田家英的器重和帮助，对老上级也很感激，但按照纪律他不能向审查对象透露案件的任何情况，加上戚本禹刚刚因为对田家英的态度问题挨了批评，被扣上“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的帽子，所以只是摇摇头，没敢对田家英说一句话。

戚本禹这种讳莫如深的态度，让田家英感到一股强烈的悲观失望，甚至产生了绝望情绪，他认为既然毛主席都同意对自己审查了，就没人能救自己了，遂产生了轻生的想法。

第二天，也就是1966年5月23日上午九点左右，田家英把自己的勤务员小陈支开，只身一人走进永福堂西厢（毛主席的藏书室），锁上门，把一根带子拴在两个书柜中间，然后悬绳自尽。

十时左右，小陈回来了，敲门却无人响应，从窗户往里一看，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他赶紧跑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报告。

有关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发现门从外面打不开，只得从窗户跳进去，把田家英解下来，迅速进行抢救，但是田家英已经死亡多时，一切都无用了。

消息传来，汪东兴、安子文、戚本禹等人立即赶到现场，发现田家英舌头外伸，脖子上有勒痕，身体上没有任何开放性伤口和血迹，现场也没有任何破坏痕迹，确系自杀身亡。

看到这一幕，所有人都心情沉重，都感到深深惋惜，因为田家英的问题并不像他自己想象的那么严重。而且，毛主席虽然同意对田家英审查，但仍然把他当做党内同志，只是希望帮助他本人认识错误，积极改正。

只是田家英比较敏感，过刚而易折，刚性有余而韧劲不足，无法正确面对人生的起落浮沉，才一时想不开，以死明志。如果他有邓小平的政治站位，就不会导致悲剧的结局。

吾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听到这个消息，毛主席抽了一袋烟，沉思良久，很长时间没有说话。

田家英案确实有一些疑点，涉及到他和毛主席、彭德怀、刘少奇、杨尚昆、汪东兴等领导同志，以及江青、陈伯达、戚本禹等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其中恩怨曲直，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的。

后来一些人在田家英自杀的问题上大做文章，有的把田家英描绘成魔鬼，有的把田家英描绘成圣人，把田家英之死归咎于汪东兴、安子文，甚至毛主席身上，完全是混淆视听，别有用心。

用戚本禹这个亲历人的话来说，田家英不是魔鬼，也不是圣人，他有优点，也有缺点，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一个书生意气的秀才，一个不懂政治的秘书，最终酿成了人生的悲剧结局，44岁便英年早逝，自杀身亡。

1980年，田家英冤案终于得以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