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博古被解除指挥权，他的心里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
周总理见状，开导他说：“你和我都不适合当领袖。”周总理的一番话语解开了博古的思想疙瘩，他振奋地对周总理说：“你说得对，我听你的。”
周总理为什么说博古不适合当领袖，博古在领导过程中究竟出现了哪些问题呢？
机缘巧合掌大权
博古原名秦邦宪，1907年出生在江苏无锡的一个书香门第。
他的父亲曾在民国做官，但因病辞职，不久病逝。当时的博古还不满十岁，因家道中落，开始过起了清贫的生活。
然而他的母亲相信他一定可以重振家风，所以含辛茹苦地供他上学。
博古是个很聪明的人，书读得很好，先后考入当地的有名学校。
1921年，他考入了江苏省省立第二工业学校。在学习期间，五卅惨案爆发，博古此时就已表露出强烈的爱国心，奋勇地投入到了五卅运动的浪潮中去。
然而此时的他还只是空有一腔报国之志，却不知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彻底改变中国的现状。1925年，他带着这个疑问考入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在那里，他找到了想要的答案和为之奋斗终生的目标。
当时瞿秋白、恽代英等人正是上海大学的知名教授，在他们的教导下，博古学习到了马克思主义原理。
他知道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是可以救中国的法宝。所以他迅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年轻气盛的博古在上海积极参与革命运动，不懂得保护自己，很快就被巡警盯上了。
1926年，他被国民党淞沪警察厅逮捕。此时的博古虽然年轻没有经验，但却是个硬骨头，始终没有背弃理想信念。
过了一段时间，警察厅由于没有查到博古的确实证据，只好将他释放。
博古始终觉得自己的理论知识不够扎实，希望能进一步学习马列主义革命思想。
正好这时有一批到苏联留学的名额，博古抓住这个机会向中央提出申请。
最后中央同意了他的申请，于是博古便得以前往苏联中山大学学习。
在苏联期间，他给自己起了一个苏联名字叫“博古诺夫”，并与张闻天、王明等同学结识，而王明的出现改变了博古的人生轨迹。
王明是当时共产国际非常看中的人才，共产国际准备将他培养成中共领导人。
博古与王明很谈得来，所以他俩越走越近，为以后博古掌权打下了基础。博古在苏联的学习很顺利，他还在这里找到了他的革命伴侣刘群先。
刘群先女士与博古同为苏联留学生，又同是共产党员，还同是江苏无锡人，所以两人感情迅速升温。
1928年5月，两人结婚。此后博古继续待在苏联学习，直至1930年5月才返回中国，回到中国后，他就以“博古”二字作为自己的名字了。
博古这几年一直在苏联，错过了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没有经历过政局的反复突变，没有经历过同志的背叛，没有经历过敌人的重伤，也没有经受枪林弹雨的洗礼，他还是那个文弱书生，除了满脑子理论，什么也不懂。
这些问题，博古在回国不久就发现了，所以他一直害怕自己做不好党内的工作。
王明和周总理便经常鼓励他，王明对博古说：“搞革命首先要懂革命理论，你是正儿八经在苏联学过的，怕什么？”这话周总理是赞成的。
但王明一些不切实际的乐观幻想常令周总理感到不快，王明还对博古说过：“我们研究过中国革命，该走怎样的道路你是知道的，至于实践工作，熟悉之后很快就能胜任。一些同志不懂理论，实际工作做得再好也没用。”
1931年，博古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中共最高领导人还轮不到他。
但人算不如天算，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4月到6月，相继发生了党的高层领导人被捕叛变的事件，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打击。
首先被捕的是顾顺章，他长期担任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掌握大量秘密。
顾顺章被捕后当即叛变，又导致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向忠发也当即叛变，供出大量情报，险些牵连周总理。周总理愤怒地骂道：“他们的节操还不如妓女。”
向忠发很快被国民党枪毙，顾顺章在1935年被国民党秘密处决，在他叛变不久，其全家被周总理亲率锄奸队杀光。
之后，周总理前往苏区担任军委书记，王明前往苏联任中共代表团团长。上海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职务就这样落在了稚嫩的博古身上了。
秀才掌兵终不成
博古当时只有24岁，相比于党内其他领导人，他一来年纪很小，二来没有经历过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
但鉴于他是王明一手提拔的，而王明的背后又站着共产国际，所以大家也就勉强接受了。
博古成为总负责人不久，江西苏区准备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希望博古提名一位主席人选。
当时主席人选有三个，分别为工人出身的项英，中共一大代表张国焘和毛主席。平心而论，当时呼声最高的是项英，但博古顶住压力，推举了毛主席。
1932年，毛主席当选为苏区主席不久，党内召开了宁都会议。
会上，毛主席的正确方针被排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占了上风。不久后博古、李德来到苏区主持工作，继续执行王明的错误政策。
当时中共中央驻在上海，可以影响苏区的某些决策，但做不到绝对地控制。
特别是军事上，上海是鞭长莫及的，所以博古也就没有表露出他能力不足的一面。但1932年底，应共产国际的要求，中共中央撤离上海。
1932年底，博古离开上海前往瑞金。1933年，在瑞金召开了中共中央与苏区中央的联席会议，决定成立新的统一的中央局，博古被推选为总负责人。
由于博古不懂军事，所以共产国际便派了一位军事顾问来协助博古工作。
这位军事顾问就是李德，李德学习过一定的军事知识，算得上是一位军事人才。
但他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没有与党内的同志们做好沟通交流，一意孤行，给党和红军带来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喝过洋墨水的博古一见到李德，就与他惺惺相惜，说是让他做军事顾问，实际上是将整个军事指挥权都下放给了他。
而李德对博古也是极尽谄媚之能事，将博古吹捧为一代年轻有为的革命领袖，必将带领中国革命走向成功。
博古与李德交织的幻想大网很快就被国民党的炮弹震碎了，蒋介石不甘心前四次“围剿”的失败，决定调集百万大军，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其中，以五十万优势兵力直扑江西苏区。
蒋介石来势汹汹，兵力比以往更加雄厚，而博古、李德却对革命前途缺乏准确地认识。
毛主席多次强调，一定要认真分析敌我形势，集中优势兵力，诱敌深入，各个击破。
但李德认为毛主席的主张未免太过小心了，对此他有自己的一些看法。
李德对毛主席说：“毛，如今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兵强马壮，不能老是躲着国民党军，要学会硬碰硬地打阵地战、堑壕战，这样红军才能成为正规军。”
接着，他又说服了博古，采取他的作战方案。
他对博古说:“毛泽东不过是泥腿子出身，既不懂马克思主义，也不懂军事，革命事业想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依靠我们这样的专业人才。依我看，国民党军数量虽多，但战斗力堪忧，红军应该主动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
博古采取了李德的军事冒险主义策略，要求红军四面出击，不让国民党军入苏区一步。
其结果却让他大跌眼镜，四面出击，则四面空虚；寸土不让，反寸土不剩。而且红军在作战中，损失惨重，反“围剿”一年，红军防线全面崩溃，瑞金不保。
面对危急局面，博古召开紧急军事会议。这次会议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大家都认为应该马上转移。
但因为没来得及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政策，所以整个转移工作仍由他们两人总负责。可谁也没想到撤退行动被他们搞成了搬家行动、逃跑行动。
博古命令全党全军，大到枪炮骡马，小到打字机，统统带上撤离，不许贸然丢弃。
而李德对于转移工作也缺乏规划，依然以冒险主义思想指导军事，结果招致更惨重的失败。
红军行动迟缓，横冲直撞，而国民党军设置了多道封锁线，以逸待劳。
在李德的指挥下，红军强渡湘江，与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突破了四道封锁线。湘江之水被红军的鲜血染成红色，当地百姓因此“三年不喝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渡过湘江的红军减员至三万余人，军队情绪降至极点。
这一年多来史无前例的惨败，擦亮了广大干部的双眼，看清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思想，很快他们二人就得到了清算。
知错能改的好同志
渡过湘江后，危机仍然没有解除，李德、博古对于何去何从感到迷茫。
这时，一直被排除在指挥中枢之外的毛主席再次站了出来，他提议全军向敌军防守薄弱的贵州进发，得到了大多数干部的认可。
党内的同志们终于明白，只有跟着毛主席，才能走出一条生路，才能打胜仗，纷纷表示愿意听毛主席的话。
李德、博古看见这种情况也不敢再说什么了。毛主席当即下令全军轻装简从，一切可能迟缓前进的物品全部丢掉，以最短的时间赶到贵州。
1935年1月，红军到达贵州遵义，遵义会议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李德、博古不得不就这一年多以来的失败，作全面的总结和检讨。
可他们避重就轻，总是强调客观原因，不谈领导人的主观错误。这样，问题的根源还在，于事无补。
针对这种情况，周总理以坦荡博大的胸怀站了出来，他主动检讨自己的过失，认为自己应该为这次失败负责，并公开批评博古、李德。随后张闻天、毛主席等人都在会上做了报告，系统全面地批判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思想。
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得到肯定，毛主席得以重新获得红军指挥权。
他指挥红军四渡赤水，爬雪山、过草地，成功将中央红军的有生力量保存了下来。
而相比之下，博古却整日闷闷不乐，思想上还没有转过弯来。
周总理是个细心的人，博古的情绪变化，他都看在眼里。
他知道博古虽然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但主要是因为年纪太小，没有经验又登上了高位导致的，并非存心破坏革命事业。
所以他想找个机会跟博古谈一谈，疏导一下博古的思想。
一天晚上，忙完公务的周总理来到了博古的住处，看到里面还有光亮，就敲开了门。
一进屋，周总理看到博古的气色很差，应该有些日子没睡好了。博古看见是周总理，也没给什么好脸色。
双方尴尬了几秒钟，周总理先开口了。
周总理说：“博古同志，你的气色很差，要注意身体啊。”
博古脸上没什么表情变化，冷冰冰地回了一句：“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周总理笑着说：“没什么要紧的事，只是想来跟你闲聊几句，博古同志，你觉得蒋介石这个人怎么样？”
博古冷哼一声，不屑地说：“这还用说，他是个反动透顶的刽子手，是我们必须打倒的人。”周总理接着说：“你讲得不错，我们是要打倒他。可是你觉得咱们的队伍中谁有能力领导我们打倒他呢？”博古听到这个问题，默默无语，陷入了沉思。
见博古不说话，周总理继续说：“蒋介石这个人我跟他打过不少交道，不好对付啊，他很有政治头脑，用政治手段挤走了竞争对手，夺取了国民党的大权，汪精卫、李宗仁、白崇禧统统败在他的手下。我对付不了他，你也对付不了他，你和我都不适合做领袖。”
博古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周总理的话。
周总理趁热打铁，又说道：“既然咱们都不适合做领袖，那就得找个能对付蒋介石的人出来做领袖，我看毛泽东同志就是这个人。他了解中国革命的现状，而且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我们不是为了做领袖才参加革命的，既然参加了革命，就要一切以革命事业为重，不能以个人荣辱为念。虽然你现在被取消了领导职务，但请你振作精神，我愿与你继续做同志。”周总理的这番话，感化了博古，他立刻作出了表示。
他说：“恩来，谢谢你跟我说这些，你的良苦用心我明白了。我屋里还有中央的印章和一些文件，明天你就叫人拿去吧。”
博古从此以后积极拥护毛主席，坚守原则，拒绝诱惑，仍然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小结
博古自幼聪明好学，曾在苏联留学。
回国后的几年时间里，担任党的领导人，犯了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遵义会议中得到批判，这些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事情。
但很多人不知道，他之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积极改正，得到了党内外的认可。
通过这篇文章，这位知错能改的中共前期领导人给大家留下了什么印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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