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的花儿开红了

文/李胜利

在两人相加几近百年的教学生涯中，李茂同老师和我，应该是一对特殊的师生。可以说，我们之间，班主任和学生班长的关系，堪称奇葩。

李老师那时候不喜欢我，我明确知道。这样说，并不准确。应该说，李老师不喜欢我这个班长。他的态度是明白无误的，毫不隐晦的。因为不仅仅在我们作为班主任和班长的工作互动中，在课堂上，李老师就多次说过这个事。不喜欢我扮演的班长这个角色，和不喜欢我个人，有着细微但明确的差别，但要明辨这其中的差别，需要一定的社会阅历和人生经验。奇怪的是，当时的我，十六七岁，居然能够将其区分开。但是，不喜欢的理由，又将这种区分有点模糊，让当时的我和同学们有些迷糊。

李老师不喜欢我作为班长，与老师们沟通的礼节性方式。那就是，我跟所有的老师谈完话说完事，都要给他们鞠躬，而且鞠躬的幅度比较深。在我，从小就这么做。我的父亲就是教师，更是名声在外的严肃严厉的校长。我们全体小学生一体都要向老师鞠躬致意。那怕是刚刚被现在看来，有暴力倾向的老师凿完暴栗，抽完教鞭，施以粉拳老拳，踹过飞腿使过绊子，或者是苦口婆心的说教，或者是声色俱厉的斥责，只要老师说可以离开，可以告一段落，不管心中服不服，愿不愿，忿不忿，既便脸上挂着泪，口里吸着止疼的凉气，心里揣着石头般的重压，我们照例都要给老师鞠躬致意。分析这一奇特现象，着实有趣。教师收拾学生，应该是那时候大家公认的传统，不打不成器，当时的教育，无论家庭还是学校，都崇尚这一点。起码，在相对偏僻闭塞的西北地区，公开半公开地，这种情况是被认可的。不少家长给老师的说法是，你给好好地管去，不听话调皮捣蛋了，往死里的打。学生鞠躬致意，亦是一种传统，是对教育权的致意，也是对教育行为的致意，无论其触及灵魂，还是触及肉体。人而需要被教育，这是千百年来大家的一贯认识，如有区别，仅仅是形式上的不同。我们当时受教最多的，是被教鞭抽打。实事求是地说，尽管不能幸免于万一，但因种种，我本人确实很少挨老师的打。尽管也属调皮捣蛋型，实则就是好奇心强活力充沛罢了，那时候，那个年纪，学生的“坏”，基本上也就如此。偶有失蹄，我本人领受的惩罚大多都是高举轻落，点到为止，但也不是没有皮肉吃痛心里窝囊的时候。在学校挨打，主要是在80年代以前，此后就越来越很少发生了。而棍棒教育盛行的年代，作为小学生的我们，无论挨鑱多少，很多都以给老师制作弹性好硬度高样式漂亮的教鞭为荣，且争先恐后。一时代有一时代的特点，不身临其境，确实不好理解其中真相。所以鲁迅说，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还是很有见地的。李老师和我，作为同一时代生活中的人，就不能对鞠躬达成一致的认识。

在李老师看来，给人鞠躬，轻易鞠躬，到处鞠躬，就是不好，甚至带有不自尊不自爱不自强的性质。而我，在那个拙于言语表达的年代，则以鞠躬表达自己的歉意、谢意和敬意。比如，中午吃完学校食堂缺盐少油经常并不能饱肚的饭食，我们住校生还要学习一阵子，通常是完成上午的作业。这个时候，甘谷人蒋耀如老师吃一碗面的时候，就代数的同一个问题，我可能要在他家门口打三声报告，打断他三次进餐的节奏，懂或不懂地离开的时候，三次鞠躬致谢。蒋老师并没有觉得不高兴，既给他家孩子（好像其中一位还年长于我，应该是学姐），也给其他年级的同学说过这个事：你看×××，我吃一碗饭，他来问三次，你们问吗？实际上，从他家到我们上课的教学楼二楼的教室，是很有一点距离的。可那时候，我们走路，一般是连蹦带跑，一路生风。也因为跑得快，经常是脑子跟不上身体，跑着跑着，觉得不对，怎么又不懂了？一个急转身，又冲着蒋老师家去了。

既然班主任不喜欢，我对他所持有的态度又能理解，我们在高二后半学期就完成了对这种关系的改变。而这之前的整个高一年级，同样是语文老师兼班主任的魏陞佑老师跟前，我的班长当得很受信任。魏老师几乎支持并欣赏我所有的想法和做法。包括从国家困难补助金里面匀出几十块钱，给前三名的同学发班级奖励。当时的几十块钱，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换了班主任，就换了一种感受，对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来说，冲击应该是不小的。但是，我还是比较平静地接受了现实，调整了我们的关系，力图改善不和谐局面。这种改变的方式也是非常理性而规范的。我们重新选举班委会。我还是以最高票当选委员。当场唱票汇总之后，李老师让我们几个当选者到教室外边讨论分工，并公开宣称，无论什么结果，他都接受。我则在外边做同学们的工作，班长我实在不能再做，班主任不喜欢，不利于开展班级工作。那时候同学中间有一个不成文的认识，就是谁得票最多，谁就应该是班长，所以大家也都推脱不做。最后是反复做来自军工厂的张军英同学的工作，她得票第二多，她也是反复推辞。最后的结果，是张同学做班长，我做副班长兼学习委员。结果经汇报后，李老师欣然接受。

我能够以这种方式解决这一问题，大概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自己不愿意改变与老师们打交道的礼貌方式。这种方式，我从小学就养成了，一贯沟通良好。反复检视，也没什么不符合常规的地方，而且我认为这是文明礼貌的体现，不能因为个别老师不入眼就放弃，因此我必须坚持。二是，我倒觉得老师在这件事情上，有成见有执念。而他的执念的形成我又有了解之同情，所以，还是调整为好。

之所以觉得老师有执念，有偏颇，但又能理解，能同情，其原因在于对老师的家世遭际有了解，并对这种情况感同身受。

李老师家在土改中被划为地主成分。其父李江辉老先生是甘肃入读南开学校第一人，毕业于解放前的燕京大学，被誉为民国武山四大才子之一，曾做过国民党时期陇南军阀鲁大昌的英文秘书。才子先不说，就凭后一条，在那个特殊的时期，一个历史反革命或者恶霸地主的帽子是妥妥的了。至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不说则罢，要说那更是毒草毒瘤。而同样才华横溢，在我眼里颇有李叔同气质的李老师，所要面对的艰难，就可想而知。高中没毕业，因为出身问题，已没有一展宏图的可能和空间。在杜甫做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青春大梦的年纪，师尊早已开始“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的生活了。也是因为当时教育界的领导爱才，也是李老师在当时确实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因而受聘在武山县一中做代课教师。

师尊后来做到特级教师，全国劳动模范，受到武山人的广泛尊重，如今也是戏称也是尊敬地被称呼为武山的“孔夫子”。但以特别看重第一学历的今天的眼光来看，师尊高中肄业生的身份，使其在漫长的岁月里，比对自己父亲燕京大学高材生的出身，无论怎么说，都充满遗憾怅然甚至愤懑的情绪。很自然地，这种情绪不仅仅局限于学习与学历，其实，在李老师生活的各个方面，不能不深刻地受其影响。

前几天偶然读到韩石山的一段文字，觉得很应李老师当时实际生活的景。韩石山说：“我的作品，总有那么一种阴郁不平之气，有人不理解，我也不便解释。”（韩石山，《我的祖父》，《民间影像》（第六辑），同济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9页。）那是为什么呢？韩石山继续说，“多少年前，曾写过三首《身败名裂歌》，前两年病中无事，将之补成六首。”韩石山用来点题的这个作品是：

早已身败名裂，四十年前月夜。全系开会批判，口号此起彼歇。

早已身败名裂，亲人程程送别。一程一人倒下，罡风犹嫌不烈。

早已身败名裂，罪行桩桩在册。革命群众双眼，从来明亮如雪。

早已身败名裂，喜财兼复喜色。原本大户有家，无此怎度岁月。

早已身败名裂，禄蠹甚似斧钺。出得蚕室司马，不写史记何业。

早已身败名裂，烦请棺盖加楔。残躯多年已枯，厉魂一丝不灭。

师尊的执念或成见，大概跟韩石山的感受一致。正是对那种权力规训和惩罚的抵触、反抗和应激式的自我保护，造成了师尊当时特殊的一种认识和观念。在没有历史因袭包袱的我看来，一个堪称文明友好的举止和行为，在师尊看来，就有各种的并不美好并不文明的感受。事实上，师尊应该是经历多了“低头认罪”“打烂×××的狗头”“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踏上一直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语言和行动的暴力场面。很有表演天分和艺术实践的师尊，在很多场合很多次，绘声绘色地重现过给各种残渣余孽地富反坏右历史现行反革命开批斗会、“架飞机”、上刑具的场面。很多次，我都意识到体会到，在历史的洪流中，在人生的历程中，那些创伤应激者，用一生自我治愈的艰辛。

低头即认罪，鞠躬更是不得了。有一段时期的电影里，也确实有很多类似汉奸、没骨头的人才点头哈腰，唯唯诺诺。正面人物都是昂头挺胸，铁嘴钢牙，意气风发。传统中国，提倡的更是硬骨头，不怕死的精神。人不可以一日有傲气，不可一日无傲骨，总之，做人要有硬气。家父在日，经常跟我说，做人需要刚梆硬直。我呢，基本上亦是如此，不少时候也因此不被一些人，尤其是自以为手握权力的人喜欢亲近。事实上，我也乐得以此与三观不同的人拉开距离。但是，我多多少少受母亲的影响，凡事能隐忍，不涉及原则的问题能变通。所以，我的硕士导师张孝评先生说我外圆内方，柔中有刚。李老师的态度则更要激烈一点。犬儒主义的现实基础，实际上是人们，尤其是面对胁迫讹诈恐怖的人们，在特殊的情形下为苟全性命不得已的选择和做法，但是，一旦成为某种价值取向和生命姿态，大家明白其中对社会对人心人性的毒害，在理智上在价值判断上对其无疑是唾弃，是深恶痛绝的。《芙蓉镇》里的秦书田，在自己被捕后，对又落入无依无靠境地的胡玉音吼道：“活着！像狗一样的活着！”为存身计，像狗一样地顽强活着，可以且必须。但把人活成狗，那是万万不行的！然而，实际生活中的人们，尤其是遭受了长期奴役和侵凌的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无时无地地，体现出对权力的臣服、驯顺、谄媚、摇尾乞怜甚至跪舔。而这，正是师尊最看不惯瞧不起的地方。以致于我简单的一个举止，都招来老师的不快与执念。其认识的敏锐与精神的敏感，应该各占其半。

调整了师生关系后，我们的相处就简单而愉快了很多。我再也不必，深夜陪老师看望因病因伤住院的同学。有一次，我陪老师看望一位在一起事件中被社会青年打伤的同学。因为老师工作忙，我们去的很晚，结果出县医院时翻大铁门，我头昏脑涨，被大铁门上的铁矛尖挂住，腿上的伤口到现在留着不小的疤痕。也不必同学们一有什么动静，我便要奉命去做工作。要没什么特别的活动，我只要做好自己即可。语文学习上，我得意的是，曾经给老师指出过几处瑕疵：比如老师把政治掮客的“掮”读成了“肩”；比如《林黛玉进贾府》里面的贾母给大家说，她怎么怎么做就“便宜”，老师读成了“pian宜”，我觉得是“bian宜”。老师都是很愉快地改了过来。既没有特别的表扬，也没有显出不高兴的样子。我们那时候的学习就是那样，我们还给其他老师挑错误，只要我们能够说服老师，老师们都欣然接受，不以为忤。这种风气，也影响了我们学生。后来我做老师，有些地方吃不准，就直接坦白，这个地方我还吃不准，我们一起研究研究，同学们也从来没有因此觉得我不学无术。

李老师上课的风格，在私底下，也倍受争议。基本上，我们那时候，老师正课有时候只讲十五分钟左右，或在一开始，或在快结束。其它时间，主要是由老师来给我们朗读他选的文章。选文的范围很广，我记得涉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新华文摘》等这些顶级报刊，以及专著书籍等等。还能记得的篇目有，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丁玲的散文《杜婉霞》、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魏明伦的先锋戏剧《潘金莲》等等。巴金的《真话集》则是一篇一篇地发表，我们一篇篇地学习。许广平回忆鲁迅的文章当中，有一句“温存过后”，让我们私底下猜想很久。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语文老师应该教些什么》，主要列举了从小学到大学，我的语文老师交给我们的语文基本功。其中，李老师教给我的，主要是语言文字本身的独特性以及独立思考、批判精神、真挚情感和广阔的人文情怀。但是，这种授课风格，无疑不是大家都能接受的。我后来教中学语文、中专语文、大学语文，还到不少地方不同场合做教课比赛竞赛的评委，基本都能兼容并包以开放的态度授课、评课、评赛，受到大家的认可。现在，回想老师的授课，无疑是真正意义上把语文课上成了语文课，无疑是高质量高水平的授课。但是，如果要推广，要评奖，我觉得还是不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因为单就其上课内容的安排，就过不了形式审查这一关。好在我们那个时候，学校对老师是充分信任的，充分尊重的，相信老师的授课有他自己的理念、方式和效果。事实上就是这样，我们一班同学，有很大一部分都能说会道，提得起笔著得了文，跟前前后后的老师们的教育不无关系，但跟李老师的教育教学关系更大。而那时候，同学们之间，对李老师的教学方法，争议是非常大的。一部分认为，四十五分钟，三十分钟不讲正课，该是多么的不靠谱。一部分则认为，我属于这一部分，这三十分钟直是我们的盛宴。每一节课我们都盼着，跟随老师进入一个神秘广大生气无限的语言思想大世界。但是，令人无限遗憾的是，那样的授课方式，只能属于那样一个时代，只能属于李茂同老师的语文课堂。但是，梦想还是存在的，我自己的课堂上，在各种规范的束缚中，我还是尽量争取创设原汁原味有张力多具拓展精神的语文情景与语文课堂。

到不少地方做教师教育培训，对语文教师，我讲的最多就是，一个地方人们的精神面貌，取决于语文教师的精神面貌；语文教师的思想高度，就是一个地方人们的思想高度。任何地方的语文教师，对于母语、对于优秀传统文化、对地方性知识、对于地方精神文化特质的传承传播，无疑居功甚伟，并引领着人们对思想的新探索对生命的新体认。李老师就是这样一位语文教师。他有很多堪称特异的思想、认识，很多奇谈怪论般的“名人名言”。比如，说世事之悲的，“有牙板的没锅盔，有锅盔的没牙板”；生活智慧的，“浆水面香时，要配猪头肉”；生命状态的，“人生四十始”等等。我们上学那时李老师好像是四十七八岁，他就经常给我们说，“人生四十始，我才七、八岁。还跟你们一样，嫩的heshanshan的。”《论语·述而》中孔子说自己：“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李老师这种充满青春激情，认真过自己生活的品行和能力也深深影响了我们。如今我们同学们也都年过半百，并没有“望峰息心，窥谷忘反”，没有乡愿市侩，没有横秋老气，而是一如既往，充满热爱，活得尽量真实、坦诚、豁达、有趣、有滋有味。就在7月4日凌晨，我抛开烦杂，独自在书房观看欧洲杯的一场半决赛。几位老同学，宋全胜、漆保全、孟立瑞、杜玉柱、聂文平打来电话，他们在聚会聊天，欢迎我场外参加，并命我献诗一首以作纪念。我也兴趣大发，凑成一首《为辛丑五月廿五日夜武山老同学聚会口占一首》，其词曰：“晨昏夜半不必拣，春夏秋冬均有闲。青葱时节意烂漫，人到中年情更酣。知冷知热谱金兰，有情有义叙桃园。一片冰心天可鉴，抛且此生共往还。”事实上，这样的“名言怪论”，这样的师生聚谈，对我们来说，屡见不鲜。

大概在我们高中毕业十周年前后，我们有一次相聚。那天师生们十数位，一起吃饭聊天，晚上更是聚集到宋全胜的四合院，喝光了全胜所有的存酒，包括他泡制的一大桶药酒。而这次聚会，最为大家乐道的，就是我突然爆出来的怪论：“对名师也要警惕——一将成名万骨枯——一位名师的生成，压制了多少青少年特立独行的创造和乌托邦狂想。”当时大家在谈李老师的教学成绩，老师刚刚获了全国优秀教师称号。我的怪论自然极有针对性，一是基于曾经的感受与体验；二是那时候我做老师也已多年，已经体会到教育实在是因势利导循序渐进，随风入夜润物无声的艺术活。开始反省初上讲台时，好为人师，轻易下判断开药方，臧否人物强力改造的坏毛病。当时大家都几乎是愣住了，但是李老师并没有不高兴的意思，还表扬我胆子大，讲的有意思，提供了新思路。我们半醒半醉之间，其乐融融，不知东方之既白，直至天色大亮，我们才把李老师护送回家。行文至此，我突然觉得，李老师不仅有“才子禅师”李叔同的风格，更有“建安风骨”领军人物曹操的做派——平易、豁达、开朗、乐生、无自以为是的威重。要知道，老师今年高寿八十六，依旧讲起话来高声亮嗓，唱起曲调酣畅淋漓，猜拳喝酒豪情万丈。以至于让我们既欢喜又担心——欢喜的是师尊的好身体好精神好酒量，担心的是，怕我们掌控不好，伤了老师的身体！毕竟是耄耋之年啊！

李老师的另外一个本质性的特点，就是纯粹、天真。既看透生活的真相，又能全身心地热爱生活，并且完全按照心性，纯粹、天真过日，这的确是人生修行的最高境界。《增广贤文》说：“未曾清贫难成人，不经打击老天真。”师尊经历了清贫，经历了艰难苦恨，如今活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百炼钢如绕指柔式的大写的人。经历了种种人生的打击，可以说是血雨腥风，不再是傻白甜式的天真，但依旧是赤子般的纯粹，赤子般的天真朴实，高朗疏率。重要的是，这也是师尊着意追求的人生境界。《道德经》云:“专气致柔,能婴儿乎?”“含德之厚，比于赤子。”雨果在《悲惨世界》中说：“使人变得渺小的感情可耻，使人变成孩子的感情可贵。”波德莱尔更说：“所谓才华，就是一种能够使我们自发地返回童年的力量。”老师的新著《李茂同诗词歌赋集》第五册，即为《耄童学步集》。我们可以确信，如今的老师，不是颜值控，不追求鹤发童颜，而是生命境界控，追求鹤发童心——用一颗饱受沧桑而又不忘初衷的童心——一颗一尘不染，纯粹、干净、天真的心来对待自己，对待他人与世界。《孟子·离娄》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以其纯粹、天真，才能高远，才能疏朗，才能烂漫，才能一无挂碍，才能澄澈透明，才能超凡脱俗，才能实现自我的超越，人生境界的超越。

老师的《李茂同诗词歌赋集》是近年创作的集结，诸种原因，迟迟未能付梓。今次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审校出版，但由于字数超多，资费巨万，老师强删太半，仍是巨数。在我看来，删去的篇目注疏，更多地方人文资讯价值，另有珍贵意义在，实属可惜。但老师以为保留了绝大部分原创，尚未伤筋动骨，差可接受。遗憾之余，姑念原稿尚存，精简版先行出版，其他资料，且待来日，翼可再图。

李老师嘱我为《耄童学步集》作序，实在是深感为难。班门弄斧，智者不为，坛城做法，最易露丑。况师尊桃李天下，贤者千百，小子不敏，岂敢轻易？李老师不以浅陋，数次敦促，师命难违。遂又思忖，师尊以八十六岁高龄，出版煌煌大著，自己恰有机缘，为师奔走，也算是躬逢盛事，如此美好，作文以记，算是数十年之后，给老师交的又一篇作业。如此想来，便不再逃避推诿，着力完成。

当时也给李老师说了，我只力求描绘出老师的精神，老师的文字功夫思想境界，我力有不逮，不敢置喙。既便如是说，因为前后联系出版社，传递稿件，先睹为快，《李茂同诗词歌赋集》全貌，我还是大致了解的。管中窥豹，实感高山仰止，敬佩而莫名。文如其人，李老师的文字，便是他的为人，未曾稍变。最主要的特点，便是文字的锤炼精深，思想的通透淳朴，情感的元气饱满与深情激荡。另一重要特点，便是表现手法上的技隐于道，道现术随。武山人尚武，深知“一强敌百技”的含义。以打拳喻文字，光讲技巧、架势，我们把它叫花拳绣腿。打拳的核心，是克敌制胜。而克敌制胜的决定因素，是力量的对比，力道的较量。单纯的技术，是给轻量级、羽量级选手讲的。重量级、超量级选手，从来都不专门讲技术，却招招致命，步步为赢。师尊年轻的时候是深受大家喜爱的秦腔、陇剧花旦票友，而对演员来说，到了“满口腔”的境界，便是到了艺术震撼人心的境界。对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为文者，他的致胜之道，全在叶燮所说的“才、胆、识、力”，而技术只是自然而然的事。师尊的创作，便是这样一个“一强敌百技”“满口腔”的境地。

跟李老师另有一个约定。老师已经做好了一部长篇小说的前期准备，即将开始艰苦的创作。目前仅从小说的命名《太阳出来了》和计划中的规模，就可以推断，这将是一部立意高远的传世之书。正是韩石山的那句话：“出得蚕室司马，不写史记何业。”相信历经岁月风尘、山河变迁的老师，一定能够写出时代的波澜壮阔与诡谲汗漫，心灵的苦难艰辛与磨炼淬火，这将是一部心灵秘史，更将是一部史诗般的民族家国变迁史。甚至可以这么说，李老师所有的起起伏伏跌跌宕宕朝朝暮暮，都是为这部书做的社会实践、人生实践和艺术实践。既和老师早有约定，到那时候，我绝不推辞绝不客气，而是当仁不让，不避浅陋，一定为老师的大作歌呼奔走。而这篇啰嗦序文的前半部分，其实已经是为更好地理解《太阳出来了》所做的一个情感铺垫或者解读批注。

序文名曰《老师的花儿开红了》。按照武山方音，“红”音”hong”，阴平调。不仅指代颜色，更指代状态，是一种当令、广泛、盛大、红火、热闹的状态。之所以这么说，一是师尊八十六岁高龄，一次性推出百数十万文字，一套五册原创作品，应该说这是一件盛大、红火、热闹的事，一次巅峰般的怒放状态，我们李老师的花儿开红了。二来，武山县第一中学八七届文科班一百零八号同学，现有数十人，从事各级各类教育事业。杜玉柱同学更是多年深耕武山一中，成了高中语文权威、把关老师，接替了师尊当年的位置和荣耀。其他同学也都成绩斐然，桃李芬芳。又都恰逢中年，正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由此可以说，在李老师的影响下，又一代老师们的花儿开红了。其三，我们学生们的学生再从事教育者，为数何止千百。应该毫不夸张地说，老师的花儿开红了！

《诗经·卫风·木瓜》云：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叶嘉莹有一首《鹧鸪天》曰：明月下，夜潮迟，微波迢递送微辞。遗音沧海如能会，便是千秋共此时。

老师的花儿开红了，《太阳》就要出来了，等它与山川万物同辉，我们将翘首瞻望，同声传扬。

谨奉师命，是为序。

李胜利 辛丑六月初九（2021年7月18日）

于金城兰州酷暑中

作者简介：李胜利（1969—），男，甘肃漳县人，博士，兰州理工大学岗位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文化、文艺理论、美学及汉语言文学教育教学与研究。甘肃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中外文艺理论研究会会员、中美学学会会员、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