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求学之路
查丕波
点击进入：（三）军医大学一年级，我建议把黑板换成磨砂玻璃的了
我的求学之路（五） 四面山揹粮与中国狂吧之No:1
我好像记得，共和国建国后，各大军区都在其辖区内中心城市组建军过军医大学。当时，全军一共组建了13所军医大学和一所畜医学院。 1953年全军大整编后留下了3所军医大学。
大整编后的第七军医大学是由原在南昌的第六军医大学合并而设在重庆市沙坪坝区高滩岩的第七军医大学为主体和有关院校合并组成，统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军医大学。而原国民党军队留下的总医院则成了七医大的第一附属医院。
建国初期设在吉林市的第一军医大学，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就整体移交吉林省了。可是，随着后来的中苏关系日益紧张，苏军在中苏边界增兵近百万，随时可能爆发大战，罗瑞卿总参谋长为了回应苏联赫鲁晓夫对中国所施的军事压力，需要军医数量大量增加，需要在东北方向再建一所军医学校，他急于收回原第一军医大学以应对中苏大战带来的军队卫生勤务压力。当这一决定经过军委批准，转到吉林省执行时，而吉林省却提出反对意见，即：“现在该校已经成为我省唯一的一所高等医学院校，如果再把它交回军队，吉林省的医学教育就没有了医科院校……”
最后，经过东北局出面调解，决定将设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齐齐哈尔医学院移交给军方。军方在接收后将其命名为齐齐哈尔医学院，学制改为以培训三年制大专生为主的大专学校，所以没有纳入与第二、第三、第四军医大学相同的序列号中……改革开放后，该校紧抓国家政策放松的机缘将学校改名为第一军医大学，随后搬家到广东省广州市。
第二军医大学设在上海市江湾区。当时的海医系就设在二医大。第四军医大学设在西安。空军医学系就设在四医大。
而设重庆市的七医大就是以陆军为主的陆军军医系了。当初的主要培养对象是对军队军医的医学素质提升，以外科、烧伤、防毒防化防辐射等军队卫勤为主攻方向。
1960年入校的这届调干学员，仍然来自全军各军队系统。主体保持在役的军队有军籍人员，但也包括少数无军籍的穿便衣学员（入校两年以后，统一恢复军籍后，就一色的成为有军衔的军人了）。
随着国际国内的时局发展和部队医务工作者的年龄渐长，我们这一届两个队，也就成了七医大以专收军队调干学员的最后一届了。从1961年开始，七医大开始招收地方应届学生了。
我们这一届调干生在校期间一共要学52门课。有些课程却是由数门课组合成一门课，譬如由三门功课组成为一门课的“组织 胚胎 解剖学”。如果不是把几门功课合并的话，我想起码可以达到七.八十门之多了。
全部课程没置是：
第一阶段，两年的医学基础课，在学校本部完成。
第二节阶段，临床课，在学校的三座附属医院和地方的合作医院完成。
第三节阶段，军事医学和卫生勤务保障在设在重庆市石桥铺的军队卫勤教研室完成。
因为各门功课一门紧跟一门的开课，我那灵光一现“生物制蚊”设想也就淡出了我的记忆。两年基础课，花费最多课余时间的是记忆俄语单词，就占去了我的许多课余时间。还好，俄语结业我考了92分。
中苏两国关系相背而疏远，分手，直至兵戎相见，随时可能发生。当初设想“学好俄语，争取留学苏联”的梦想彻底“希个默斗（希望没有）” 了。俄语成了无用武之语了，两年多以来的死记硬背，完全作了无用功。考试完成的那天，我回到宿舍，把俄文讲义向天花板扔去，嘴里喊道：“再见了，吧鲁斯基！”
有一天，我在去学校的路上，遇见外语教研室教我们俄语的美女老师木林，她叫住我问道：“查同学，俄语你还在学吗？”我恭敬地回答道：“您好！木老师。对不起！您教给我的俄语我现只记得开头的A和末尾的Я ，中间的我都忘了。”美女老师一脸的“黑”。
1960—1963年那个时段，国家处于十分困难时期，为了帮助当地政府解决粮食紧张，我们学校响应国家号召和《成都军区后勤工作会议》精神。落实会议要求“部队带头节约粮食，克服困难。从现在开始，部队粮食供应标准按新规定执行。即每个人粮食标准，从每人每月45斤减为36斤，并对国家再节约1斤”。
为了落实上级指示，我们学校决定：
一、在江津办一个农场。解决部分粮食供应和猪饲料。
二、.利用校、院闲散土地种植蔬菜，解决市场蔬菜供应不足部分。
三、饲养家禽、家畜提供肉食。
四、在江津地区建立农场，进行开荒生产。并决定部分干部、学员参加开荒劳动。
以上行动是从1961年开始执行的。第一批开进江津的学员是低我们一年的61级新生。七医大自组建以来，一直是招收从全国各部队选送上来学员，就是所谓的“调干生”。而从1961级开始就从四川、云南、河北、天津市等地方招收应届毕业生了。所以，第一批赴江津开荒的就是他们了。
转眼到了1962年开春，就该我们这个九队的调干生上场了。
当年开春后我们九队出发向农场开进，从重庆火车站登上开往綦江方向的火车，在綦江火车站下车后，乘摆渡木船渡过綦江时，我看见有一具男性浮屍飘浮在江面上，估计是从上㳺飘浮而来，被码头船工截住，等待家属或警察善后处理。只见死者上身赤裸，下身着半长黑色裤子，身体倦屈，面朝下浮在江水中，用一根细绳系在一艘小舟旁。
为了赶路，我们匆匆登岸沿公路向南行去。
就这样走呀走的不知不觉就走出了四川省，在公路边休息时碰见两个半大子学生娃，孩子们大概甚少见过这么长一行解放军，就停下来盯着我们看，我就和孩子们有一句没一句搭起话来，我问道：“这是啥子地方？”孩子说：“习水县呀。问：“那个省呀？”答：“贵州省呀！”。原来我们要去种地，还要经过贵州的这个角角。
见我从挂包里拿出馒头来吃时，几个孩子指着我手中馒头，惊讶地喊道：“麦粑！麦粑！”一脸的馋相。看着孩子的表现，我知道他们饿极了，就又从挂包中取出一个馒头一掰两半，每个孩子我给他半个，孩子接过他们所喂的“麦粑”吃了起来。我怕他们噎着，就又把军用水壶的水给搪瓷杯子倒上，递给他们，以免噎着他们，估计这是他们第一次啃麦粑。
就在江津的四面山区附近，62年春，我们九队全体去农场开始了种田一个月。
有一天，队里通知：由于粮食快没了，要我们全队次日到四面山里面去揹粮食，地点离我们驻地四、五十里没外。可能是因为交通不便，那里还有运不出来的公粮 。要吃粮，自己去揹。
我们进入四面山区，只见四周全是连绵不断的山连山，峰间峰。行走在一条还算比较宽些的山路上，走着走着我要看手表时，抬起左手腕看手表时，呀！我腕上的罗马牌手表不见了。记一个多小时前我还看过一次时间的，怎么现在不见了？我向队长报告了此事，队长询问了走在我们组后面的同学，有谁看见过路边的一只手表，同学们都说没看见。队长允许我回头去找，我就顺着来路沿着我走过的路边，顺来路的草丛中寻找而去……
大约向回走了将近一个小时，也没有发现丢失的手表。忽听身后有人在高喊我的名字，我就站住身体，回身向远处应道：“我在这儿呢！”不一会就看见另一组的王顺同学匆匆赶来，他气喘吁吁地告诉我：“手表找到了。”随手就把他找到的手表递给了我。我接过手表问道：“你在哪里找到的？”他说：“就在路边的草丛中找到的。”他告诉我说：“看来你找的方法不对头。”说着他举起了手中约1米长的木棒说：“手表又不是个大东西，它那么小，丢在路边草丛中，你从旁边走过，就没看见，当然没找到了。而我拿着这个木棍棒一路走，一路拨开路边草丛，不就找到了吗？”我用手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叹道：“啊！我怎么这么笨呢？”
王顺同学来自石家庄某军事学校，他比我当兵早，解放战争中参加战斗也比我多，军队生活经验更比我多，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不是就丢掉了两个月的薪金了吗？
王顺把手表交给我后就又向我传达队首长的指示：“不论手表找到与否，你们两人就直接返回驻地吧，不用再追赶队伍了。”我俩就中途返回驻地了。
从这件偶发的事件我体会到队领导处理意外事件的思路缜密，用人得当，他没有从我们小组派人帮我，而是着眼于全队，派出最有经验的人来帮我。
很快，我们队在四面山农场的春种将近结束了，有一天傍晚，我们男性学员借住的街边三层木结构楼房内，晚饭后，大家好像发狂似地在楼板上跺着脚，挥着手，扭着腰，可着嗓子狂吼着南腔北调的歌，像似了似了现代青年在网吧的做派。
我好静，没有加入 “狂”们的发疯，却拿来几支粉笔，在空出来的楼板上大开大画地“速写”起这喧闹的现场“乱”画，我一边画，一边退，等我退无可退、画无处画时，大家的狂劲也释放尽了，我的即性“速写”也被“狂徒”们的脚底抹光了。
如果用现代的言语来命名:我把这叫做“中国狂吧之No:1”。
(注：本文插图均为作者当年照片。由作者提供)
- 作者简介：
查丕波：年龄 90岁。1949年志愿入伍，1958年3月随11师31团卫生连进藏。1971年退伍，1993离休，战残7级。曾参加那曲班戈、申札一带追剿叛匪、1959年的西藏2号地区作战、1960年从日喀则谢通门至改则县、岗底斯山一带，再至仲巴中尼一带的平叛战役。1969年10月参加那曲地区比如县到边坝的平叛战斗。现离休在家，喜读书，写字，用实名上网写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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