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后，经过中央领导与越方的多次交涉，中越双方于6月22日，在中国边境的友谊关至越南同登公路的零公里处，释放交换第5批，也是最后一批被俘虏的战士。

按照规定的计划，我方将会释放被俘的越南士兵355名，越南则释放被俘的我方士兵56名。

就在我方释放最后一名被俘的越军时，令众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这名俘虏当众宣布：“1979年3月2日，……我在中越战争中被中国军队俘虏……我拒绝遣返，强烈要求留在中国。”

这个人是谁？他为何不愿意遣返，回自己的国家呢？

1979年3月5日，我国经由新华社正式发声：中国军队从2月17日开始针对越南的无故侵略被迫自卫还击，现已达到预期目的。中国政府宣布，自1979年3月5日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部撤回中国境内……中国政府在这里重申，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越南的任何一寸土地，但也绝不容许他人肆意侵犯我国领土。我们要的只是和平和安定的边界。

3月16日，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宣告结束。我军才能用仅仅28天的时间，迅速突破越南军队在北境设置的所有军事防线，狠狠打击了越南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如果不是中国中央军委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眼看就能攻到越南的首都河内去。但越南军队却厚脸皮地不承认自己的失败，甚至在国内宣称，他们才是胜利的一方。越军颠倒黑白的能力，在我方看来，无疑是小丑的自导自演，登不上大雅之堂。

虽然我国人民解放军在这场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但打仗哪有不流血的呢？据当时的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编著的《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卫生工作统计资料》统计，总共有约3.4万名战士在这场战争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在这3.4万人中，直接牺牲的战士有7000余人，身负重伤的人有23200余人。还有240人被越南军队俘虏，剩余的就是在当时战争中失联的不明人员。

而越南军队战士造成的伤亡比我军多了一倍之多，有将近6万多名越军战士在此次战役中深受重伤或牺牲。其中，被我军俘虏的越军战士高达2000多人。

伤亡人数上的悬殊，让越军宣称自己是胜方的谎言不攻自破。对待俘虏上的差距，更是让两个国家的气度和胸怀不言而喻。

我方战士被越南军队俘虏后，关在越南军队的战俘营中，越南士兵对我军战士极尽侮辱，先是威逼利诱，希望能从战俘的口中获得我军的一些军事机密。威逼不成，就酷刑伺候，拳打脚踢更是常事。

其中有几个我军的战士，因在战争中腿部受了重伤，无法行走，越军见从他们口中套不出任何有利的话，就将他们痛打一顿以后再枪毙，尸体随意地遗弃在路边。

对待肢体健全的俘虏，越军就把他们用绳子串在一起，拉到街上去游街，向越南人民证明他们“确实在此次战争中取得了胜利”。

这些被虐待的俘虏受到的侮辱还不是最残忍的。其中，有一位叫汪斌的指导员，因在战争中腿部被子弹打中，想要撤退已来不及，本来想与越军同归于尽，却被越军用枪托打晕在战场。

汪斌被俘虏后，越南军队发现这个被俘的战士不是一般的战士，他的级别至少应该也是一个指战员，因为只有指战员才会随身携带指挥旗和望远镜。

越军喜不自胜，汪斌成了他们向政府邀功的最佳工具，他们先是用各种好处引诱汪斌，只要汪斌能说出中国军事机密，他们会好吃好喝款待他，还会让他任职高位。但是，这些对有着一颗爱国心的汪斌来说，简直微不足道。越军妄想从他嘴里套出一个字。

引诱不成，越军恼羞成怒，他们用残酷的刑罚折磨和拷打汪斌，经火烧过的烙铁，先进的电刑，还有各种让人产生幻觉的精神药物，能用的都用了，汪斌被折磨得体无完肤，但他的意志依然像钢铁般坚定。

无计可施的越军，将汪斌关到了一个暗无天日的牢房里，不跟他说话，只是每天在固定的时间点对其拳脚相加，打完就走，意图拖垮他的精神。汪斌以绝食来反抗，越军就掰开他的嘴，硬往里塞。

对于常人来说，死带有恐怖意味。

对于汪斌来说，死却代表着自由和解脱。

他渴望越军能像对待其他俘虏一样，直接枪毙了他，甚至曝尸荒野都可以，至少他的灵魂和精神是自由而高尚的。

然而，越军却不会让他这么简单地死掉，他们好不容易抓来的俘虏，还是一个指战员。残忍毒辣的越军怎么可能就这样轻易放过他？

就这样，汪斌在越南的战俘营被折磨了整整5年的时间。这5年里，他想抗争，却无力抗争，他想解脱，却无法解脱……

越军对待我国被俘人员的恶劣行径，让参加此次战争的战士怒不可遏，恨不得再次拿起手中的枪对准越南军队，将并肩作战的战士解救出来。

黎笋

后来，越南领导人黎笋离世。他的去世，让那些跟随他亲苏反华的团队瞬间倒台。接着，越南领导人长征上台，他的上台使中越关系开始缓和。长征名字的由来，就是因为他对中国红军的25000千里长征由衷的敬佩，由此可见他对中方友好的态度。

长征的亲中态度促使中越关系急速升温，双方的联系也多了起来。就战争中的战俘问题，我国政府不止一次与长征畅谈，经过多次交涉，双方决定互相释放被俘人员。

当仅剩74斤的汪斌，拖着瘦骨嶙峋、疾病缠身的身体再次站在祖国大地的时候，他像个孩子一样放声大哭。

这一刻，他等了整整5年。

后来，经上级审查，汪斌并没有将国家机密泄露给越军，汪斌被授予了上尉军衔，与此同时，党籍和军籍也一起恢复。

与汪斌的渴望回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个被我军俘虏的越南士兵。他竟然当众宣布，拒绝回到自己的家乡越南。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1979年6月22日，中越双方在中国边境的友谊关至越南同登公路的零公里处，第五次交换释放被俘人员。按照规定的计划，我方将会释放被俘的越南士兵355名，越南则释放被俘的我方士兵56名。

在释放战俘的过程中，越方依然不改其“小人”本质，屡屡制造各种状况。

我方工作人员发现，越方在边境线靠近越境的20米的地方，挂着两个条幅，条幅上面醒目地写着：欢迎在战争中被敌人俘虏的兄弟姐妹回国。口口声声说是兄弟姐妹，却着重提出“俘虏”二字，这算哪门子的兄弟姐妹？

而且，这是在中越友好关系的前提下，进行交换俘虏的现场。当着我方的面称我方为敌人，足见越南军队的气量之小。

除此之外，在80米的地方，越方又挂出另一个条幅：祝贺北部边界保卫战的辉煌胜利。

被我军迅速突破的军事防线，差点儿打到越南首都河内，导致越南领导人黎笋灰溜溜撤离，“辉煌”二字从何说起啊！

面对如此赤裸裸地挑衅，我方工作人员向越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立即撤掉此条幅。

越方无耻地回复：“在越南领土上扯条幅是越方的权利和自由，中方无权干涉。”

面对我方强硬的态度，越军将该条幅从横穿公路悬挂，变为顺着公路一边悬挂，企图蒙混过关。触犯原则底线的事情，我军坚决不退让，不妥协，越方这才不得不将其撤掉。

由于越方不可理喻的种种行为，让交接工作推迟了将近一个半小时，直到快11点，交接俘虏的工作才正式开始。

交接工作开始后，被俘的越南士兵在我方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背着背包整齐划一排列成队，唱着《越南-中国》的歌曲，等候回家。

越方见被俘的越南士兵与我方人员如此交好，又生一计：越方在零公里处，人为组成了一堵人墙，故意遮挡我方工作人员视线。

第一批越南俘虏过界归境后，越方工作人员让他们把背包取下，从背包上踩着走过去。越方想通过此种行为暗示后面的越南俘虏，过界时把背包朝我方扔过去，借此让我方丢脸。

然而，后面的越南俘虏并没有这样做，相反，这些被俘的越南士兵在过界时，还对我方工作人员施以尊重的挥手。

越方的奸计又没得逞，开始肆意妄为，他们强行脱下俘虏人员的衣衫鞋帽，直接扔向我方红十字会的代表和记者身上。对此，我方要求立即停止交接工作，越方才终止了这种可笑至极的把戏。

当越方看到俘虏在离开中国领土时，对着我方工作人员又是握手又是拥抱，他们恼羞成怒，一会儿说我方宣读名单的声音太小，一会儿说我方工作人员遮挡了他们的视线。

对于这些无理取闹的行为，我方直接无视。

越方眼见一次又一次地挑衅竟然丝毫没有影响我方和越南俘虏的关系，他们竟然专门派出一名工作人员，这名工作人员拿着大喇叭站在一个小土丘上，像一个小贩一样在那儿吆喝：“这里才是你们的祖国越南”，“我们来接你们啦”，“快点过来呀”，“你们的前面就是祖国”……

越方的种种离间行为，丝毫没有影响越南战俘对我方的感情，被俘的越南士兵一个个满含不舍地与我方工作人员道别，有的过了越南边境还频频回头，与我方工作人员挥手告别。

在越方数次挑衅但均未果的混乱中，这次交接任务也临近尾声。

就在轮到我方释放第355名，也是最后一名俘虏的越南士兵时，令人极为惊讶的一幕出现了——该俘虏公开表明，拒绝遣返，他要求继续留在中国。

这名俘虏叫许开良。作为最后一名俘虏，轮到他过境回越南的时候，刚开始他还好好地走着。我方和越方都以为只需几分钟，这次交换俘虏也就能宣告结束了。

然而，许开良走到距离零公里处5米的地方时，停留在我国境内，不走了。

接着，他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开始大声宣读着纸上的内容：“我叫许开良，今年38岁，家住越南高平市那董区那非小区60号。我是一个越南民兵，1979年3月2日，在中越边境冲突的战斗中被中国军队俘获。我知道河内政府正在实行法西斯统治，我的人身安全与自由得不到保证。因此我拒绝遣返，要求留在中国！”

在场所有人目瞪口呆，负责交接的越方听到自己国家的人竟然不愿意回国，尴尬之情溢于言表。

那么，许开良在被中国俘虏的这段时间，到底经历了什么，才让他拒绝离开中国，而愿意成为我们国家的“越南人”呢？

其实，早在1947年10月10日，毛主席就如何对待俘虏的问题起草了一份《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其中有一条明确规定：不准虐待俘虏，不准打骂，不准搜腰包。

毛主席的“三个不准”，极大地保证了俘虏的人格和人权。在此硬性规定下，我军的政治教育人员还要对俘虏进行思想教育，通过学习让他们彻底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除了这“三个不准”，对于俘虏要一视同仁，甚至要优待俘虏。我军人员有的，俘虏也要有；我军人员没有的，先紧着俘虏，要让俘虏充分感受到我党的极大善意和关怀。

要知道，对越自卫反击战发生的时间是1979年，那时我国刚刚改革开放，各方面还比较落后。人民群众还谈不上什么生活质量，只是勉强能够果腹。军中甚至还比不上普通老百姓，衣食住行等各方面，还维持在最低标准。

但是，我军在对待越南俘虏时，他们的日常生活，却远远高于战俘管理所的军人。我国军人和士兵吃的是窝窝头，喝的是白菜汤，偶尔才会有点儿肉星。而越南俘虏却每天都有肉有鸡蛋，还有牛奶。

被我军俘虏后，原本脸色蜡黄的越南士兵，交接时一个个红光满面、精神焕发。据回国后的越南俘虏对其家人说，感觉自己不是被俘虏了，而是去中国度假了。他们完全不觉得被我方俘虏是一件多么丢人的事情，反而有些沾沾自喜。

在当时的2000多名越南俘虏中，其中有117名是女性。

女性作为弱势群体，一旦被俘虏，受到的伤害令人难以想象。很多被俘后的女性，即使后来被释放了，大多也都选择了自杀。可想而知，她们在被俘期间的惨状。

可是，被我军俘虏的女性，并没有遭遇任何难以想象的折磨和凌辱。相反，我方工作人员对她们从不强行搜身。如果没有女性工作人员在场，我方军人就不会对其进行侮辱性的搜身工作，只是让她们把外套脱掉，检查她们是否藏有武器而已。

这些被俘虏的女性，除了和男性俘虏一样，每天有鸡蛋牛奶和肉制品，俘虏管理所还会专门为她们购买一些日用品和化妆品，像梳子、镜子、香皂、润肤露，甚至还有发簪发卡等。

没有一个女性是不爱美的，这些小东小西对这些整日不施粉黛的女俘虏来说，简直就是致命的武器。我方为她们提供这些物品，简直就是从精神上俘获了她们。她们中的有些人，甚至觉得这里才是她们梦想中的家。

这些女性俘虏从边防的战俘管理所离开的时候，一个个泪眼朦胧，很多都说长这么大，最开心幸福的日子，竟然是在战俘管理所里度过的。

无论是男性俘虏还是女性俘虏，在我军的战俘管理所里，都能很快适应。为了缓解战俘在战争中受到的精神创伤，我军不仅派专业的心理人员对他们进行疏导，而且还开设了很多丰富的活动，比如举办篮球、摔跤比赛，组织读书会和运动会，工作人员和战俘一起做中国菜和越南菜进行评比，等等等等。

大多被释放回国的越南俘虏，都会向其家人和朋友称赞我国优待俘虏的政策。那时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参观过我军的战俘营后，也给予了我军工作人员极高的评价。

自我军建立以来，优待俘虏成了骨子里的一种习惯，这并不仅仅是将毛主席优待俘虏的规定贯彻到底，也是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对被俘的人员也保留他们的人格和人权。

越南的开国大将武元甲将军，在听说了越南战俘在中国的待遇后，专门写了一份信给中国军方，感谢中国军方对越南俘虏充分的尊重和爱护。

要知道，当时的越南还是黎笋当政，武元甲因为反对其亲苏反华的政策，被排挤被打压。他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写出这封信，不仅体现了他对于黎笋当政的不满，而且也说明了他作为一个将军，对待自己的兵是真心地爱护。所以对于我方优待俘虏，他才会冒着极大地风险，向我军表达衷心地谢意。

像许开良这种不愿回国的越南俘虏，其实并不少。他们出于对国内暴政的不满，再对比我方对他们的优待，他们就拒绝遣返，要求继续留在中国。于是，我军针对这种情况，开始形成预案。

我国与越方达成交换俘虏的协议之后，开始对俘虏的战士一个个进行思想摸底，大部分俘虏还是愿意归国，即使他们知道国内的环境没有中国好，但他们家人都在越南，他们想早点和家人团聚。

对于像许开良这样不想遣返的俘虏，我方必须先彻底弄清楚他们不想遣返及想留在中国的具体原因。还要了解他们曾经犯过那些错，会不会是留在中国的间谍，经过反复侦察后，最终才能给他们留在中国领土的可能。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跟这些不愿遣返的俘虏人员讲清楚，在中国生活会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生活习俗不同、语言文字也不同、两国国情更是迥异。在他们彻底考虑清楚后，我方还要经过越方的同意，才准许他们留在中国生活。

单从许开良这类俘虏不愿离开中国的行为，足以能够证明，我国对于在战争中俘虏的战士，是以极其善意的心态对待他们的，这比任何说明文件都具有说服力。

也正是我军这种发自心底的善意，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国共产党才能争取到众多国民党军的投诚。让我军从弱势地位一步一步发展到均势，最终打败国民党建立了新中国。

建国后，无论是在抗美援朝战争、对越自卫反击战还是中越边境战争中，我军的对手始终在变，但中央政府对于优待俘虏的这一政策，却从来不曾改变。

“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自然万物皆能容纳，一个人、一个国家何尝不应如此呢？优待俘虏让我国赢得了多数邻国的信赖，也让世界人民看到了属于新中国的气度和胸怀。

生在这样的国家，我们何其有幸，又何其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