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研究】平台化时代的调查性报道：历史传承与实践转型

史安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梁蕊洁（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原载于《青年记者》2023年第7期

导 读

赫什对“北溪事件”的揭秘，显示出平台化时代调查性报道的历史传承和实践创新的趋势。

调查性报道（investigative journalism），从19世纪末美国“进步主义”时代兴起的“扒粪运动”（muckraking）衍生而来，是以揭露社会不公和运转失调现象为核心的新闻报道形式。一个多世纪以来，调查性报道的实践探索拓展到全球。尤其在世界各国的社会转型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因而被公认为新闻品类中的一颗“明珠”。普利策新闻奖等各类专业奖项中均设立了“调查性报道”的奖项予以肯定和表彰。但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新媒体的崛起和市场化新闻运作的积弊，传统媒体机构陷入了生存困境，资本之手对新闻生产的干预日渐深入，调查性报道成为“费力且不讨好”的“鸡肋”，进入了漫长的低谷期。据统计，2009年在美国从事调查性报道采编人员仅有3695人，较2003年减少了1696人[1]。

值得注意的是，新媒体的崛起虽然改变了传媒业的市场结构和传播生态，但也为调查性报道的历史传承和实践转型提供了新的机遇。随着信息与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传播个体的赋能机制得以强化，广大网民对新闻真相和社会公平正义的需求依然强劲，独立的调查记者日渐为调查性报道领域注入新的活力。

今年2月初，曾报道过越战期间“美莱村屠杀”和伊拉克战争期间“虐囚”丑闻的美国资深调查记者西摩·赫什（Seymour M. Hersh）在新兴内容订阅平台Substack爆料，指出美国联合挪威秘密炸毁了“北溪”天然气管道。他连续发表多篇博客，从多视角阐释美国制造此次“北溪事件”的背景、原因以及可能会造成的影响。相比之下，在“揭丑曝光”方面一贯不落于人后的《纽约时报》、英国广播公司（BBC）等西方传统主流媒体却呈现出“集体失声”的态势，俄方对此发出的国际调查呼吁被束之高阁。个体记者与强大机构之间所形成的鲜明对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智能时代调查性报道的转型趋势。

相比于之前“可读可写”的Web2.0时代，当下全球网络正向Web3.0时代过渡，衍生出“平台化”的发展趋势。智能数字平台的中介力量不断加强，并通过业务范围和服务领域的扩张深度嵌入社会各个领域，体现出“传播基础设施化”的可能性[2]。尤其是近几年以TikTok为代表的短视频社交媒体平台异军突起，在席卷全球的过程中不断展示着算法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潜能，并进一步凸显“碎片化”和“短视频化”等新的传播趋势。对新闻传媒业而言，全球数字平台正在以其技术与逻辑冲击着传统的采编与分发“惯习”（habitus），形塑全新的新闻传播生态。

在平台化时代，调查性报道在历史传承的基础上进行了哪些实践创新的尝试？又生发出哪些新闻生产和传播特征？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究和分析。在回顾调查性报道的演进过程的基础上，本文围绕“北溪事件”及其他典型案例，结合平台化时代的技术内涵，考察该领域目前在“新闻生产”“新闻形态”与“新闻分发”三个方面所呈现出的实践创新趋势，以期为同行提供镜鉴。

调查性报道的产生与发展

调查性报道是一种记者通过深入探查来探究重要事件真相的报道方式。起源于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兴起的“扒粪运动”，并作为一种独特的新闻品类于20世纪60年代走向成熟，在七八十年代达到高峰。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学界和业界尝试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论述，形成了丰富的定义和内涵。例如，美国学者安德森（David Anderson）和本杰明（Peter Benjamin）从调查性报道的报道对象出发，认为“它是针对权势集团或人物展开的行为调查,其对象包括腐化的政治人物、政党组织、公司企业、慈善机构和外交部门以及经济领域中的欺骗活动”[3]。以埃默里（Michael Emery）为代表的学者则聚焦于新闻生产过程，指出调查性报道需要“利用长时间内积累起来的足够的消息来源和文件”[4]。不难看出，调查性报道涉及的领域虽较为广泛，但始终以揭发真相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本质出发点。除此之外，调查性新闻具备生产成本较高和周期较长的特征，既对记者的信息搜寻与分析能力要求较高，也需要得到财力雄厚、人脉广泛的主流新闻媒体机构的支持。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因快速的工业化进程而引发了政治腐败和贫富分化严重等问题，社会矛盾和冲突加深。为此，美国的知识界和舆论界掀起了旨在推进公平正义的“进步主义”运动。作为“把关人”和“看门狗”，新闻界也出现了一股致力于揭发丑闻和调查黑幕的报道浪潮，即“扒粪运动”。例如，《麦克卢尔》杂志于1903年发表3组系列文章，抨击了美孚石油公司的暗箱操作和雇员待遇不公等问题。随着企业行为的规范、民众生活环境的改善和环境资源保护措施的出台，阶级矛盾缓和，“扒粪运动”也随之平息。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场运动生发出的对社会阴暗面的揭示和批判内核为“调查性报道”这一新闻品类的发展和兴盛积淀了深厚的历史传统。

20世纪60年代，此起彼伏的反越战示威游行和环境保护运动等使美国再一次面临深刻的民族精神危机，美国社会经历着自内战以来最大的震荡。在此背景下，以“美莱村屠杀”和“水门事件”为代表的调查性系列报道的兴起标志着这一品类走向成熟。其聚焦于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深层次的“硬核”矛盾，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974年，共有四项普利策新闻奖授予调查性报道，《时代》周刊也将此年命名为“扒粪者年”[5]。

值得注意的是，调查性新闻也在其他国家与地区相继兴起。日本《文艺春秋》曾在1974年刊登《田中角荣研究——他的金脉和人脉》报道，揭发时任首相的田中角荣以权谋私的腐败行径。澳大利亚的媒体机构也持续发力，曝光了经济欺骗和警察贪污等违法行径。学者舒尔茨（Julianne Schultz）指出, 调查性报道成为20世纪80年代影响和引导澳大利亚公众舆论的最重要的力量[6]。由此可见，调查性报道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维护民众知情权有着重要意义。

调查性报道的实践转型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传播手段与方式的迭代升级，其中最为典型的表现是Facebook、Instagram和TikTok等新型数字平台的产生与快速发展。大量用户愈发习惯于以其为载体接收与传送信息，网络数字平台也借此成为了全球信息、服务和权利流动的枢纽。“平台逻辑”全方位冲击着包含新闻在内的各个社会领域。在新闻生产与传播层面，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机构媒体的垄断地位，并促使其在冲击之下探索相应的转型路径。另一方面，个人也被深度赋权，独立的个体力量“入驻”新闻领域，丰富了既有的媒介形态。

面对调查性报道，机构化媒体和平台赋权的个体报道力量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与倾向。作为一种兴起于纸媒时代的传统报道方式，调查新闻既有着“投入大收益小”的生产特性，也常因所涉话题的敏感性和尖锐性与各类利益集团发生冲突。因此，出于政治核心立场与商业利益的考量，西方机构化媒体持续压缩着调查性报道的生存空间。相比之下，许多独立调查记者则倾向于灵活运用当代网络技术，压缩新闻生产的成本，推动调查性报道的实践转型。

事实上，西方媒体并非自由主义下独立于社会的“旁观者”，而是受各国不同政治和经济体系影响的“局中人”[7]，新闻报道也不可避免地带有立场的烙印。平台化时代西方机构媒体对调查性报道的弱化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作其价值立场和商业利益的选择结果。

从政治传播的视角切入，由西方政党运营的新闻媒体虽早已消失，但政府与媒体的价值观耦合和行动“共谋”效应持续存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曾在1951年发表一篇有关政府公关策略的报道，其中记录了“嵌入式采访”和“引导记者提问”等方法[8]，充分表明西方国家政府与媒体之间存在的隐性合作关系。以揭丑为核心的调查性报道虽曾蓬勃兴起，但其本质上也是媒体在动荡环境下迎合公众诉求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社会“减压阀”的作用。近年来，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导致美西方政客发动“价值观战争”的意图益发显著，主流媒体在这方面“选边站队”的趋势也愈加明显。这一趋势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几乎成了一种毋庸置疑的“惯习”。此次的“北溪事件”即为典型例证。在赫什大胆揭露“北溪”管道爆炸原因的同时，西方主流媒体以无法验证匿名信源的真伪为由对此保持沉默，与美国白宫发言人的矢口否认形成了里应外合的默契。

从经济利益视角切入，“投入大产出小”的调查性报道从来都不是市场化运作的西方媒体的“利好选择”。由私有经营性质所决定，商业性成为多数西方机构媒体的本质属性。尤其在面对具备网生性的平台化媒体时，传统媒体失去了竞争的优势。以美国为例，据统计，仅在2009年停刊的报刊数量就已达到105家[9]。因此，利润获得成为其生产与传播新闻的迫切要求。而调查性报道通常生产成本较高、周期较长，内容也较多，在面对“抢时效、抢关注和抢流量”的网络市场竞争时取得的即时效果较为有限。

与此同时，西方新闻传媒业高度市场化的运作与垄断经营浪潮也带来了新闻娱乐化的发展趋势。相比于中立严肃的调查性新闻，娱乐化报道情节大胆刺激，能以较短的篇幅吸人眼球，成为广受重视的报道方式。即使仍存在一定数量的调查性报道，其主题也出现娱乐化的偏向。1998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被曝出“拉链门”丑闻，最终却逃过弹劾。但就此生发出的调查性报道并未重点关注克林顿作伪证与妨碍司法公正的违法行径，而是“偏爱”于挖掘此次婚外情细节，放大其中的肥皂剧元素。总之，受政治与经济因素的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后，西方传统机构媒体对调查性报道的重视与投入程度持续减弱，而凭借数字网络技术崛起的个人独立记者则成为调查性报道的新兴力量。

回顾调查性报道的发展过程不难看出，社会转型和普罗大众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是其兴盛的原动力。在当代，相同性质的经济、政治和生态危机依旧存在，因此调查性报道依然具备生存的社会土壤。新型的智能传播技术赋权个体，推动其成为平台化时代调查新闻的重要发展力量。尤其对于如赫什等曾有过在传统主流媒体工作经历的专业记者而言，机构因政治立场与广告商压力而生发出的“条条框框”挤压了他们的职业空间，限制了其专业水准的充分发挥[10]。再加上时时面临的“被裁员”风险，大量资深记者选择离职，利用数字网络技术进行调查报道，借助于赛博空间延续其新闻理想和职业追求。

“自媒体”调查性报道的兴起

智媒时代，数字技术和平台逻辑全方位带动了新闻传媒业的转型升级。“自媒体”调查性报道的兴起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它一方面引入了先进的算法和人工智能技术并形成了新的生产“惯习”，另一方面也尝试以相对“碎片化”和“短视频化”的形态投入广阔的新闻分发渠道中。

（一）新闻生产：算法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嵌入

智能数字平台的兴起与快速发展一方面导致了全球用户的深度依赖，另一方面也使得支撑其运作的人工智能和算法技术渗入社会各个领域并影响着相应的生产逻辑。在新闻的生产层面，此类技术的深度嵌入则意味着工作者需要面对智媒时代的“计算转型”（computational turn）趋势，改变原有的文化与惯习以适应当下。对人工智能技术和算法技术的灵活运用能够让记者从更多维度解读新闻事件，减少耗费在资料查询和数据处理上的时间，创造出播客、短视频等更为多样的新闻形态。但与此同时，这也使得新闻真实性和新闻伦理的问题更加凸显。

首先，在新闻线索的收集与挖掘层面，大数据与算法技术“大有可为”。美国调查性数据新闻的代表人物坦普隆（John Templon）擅长于使用创新的数据分析方法来发现和揭露社会不法行为。他在社交网站BuzzFeed新闻频道工作期间，曾利用算法技术，对2009—2015年间数万场专业网球赛的赔率和比赛数据进行深度发掘，发现了其中存在的假球行为[11]，并于2016年发表题为《网坛骗局》（The Tennis Racket）的调查报道。目前，英国“新闻调查局”（Bureau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等民间非营利机构均在其网站内设置了数据共享与数据分析的选项，方便记者搜集与整理。

其次，在调查性报道的生产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催生了全新的新闻形态。MODNet是香港城市大学和商汤科技于2020年11月推出的实时人像抠图算法。该模型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更低成本的“无绿幕”抠图成为可能。通过该技术，用户不需要背景做输入即可实现抠图，并且有着良好的实时效果。目前许多调查记者尝试利用MODNet模型，将自己的人像与新闻素材结合，创造出调查性报道的视觉新形态。除此之外，以Midjourney为代表的视觉化人工智能内容生产软件，使记者能够仅凭借输入文本关键词就可以获得相应的图像[12]，提高了调查新闻的生产效率。

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末，自然语言处理工具ChatGPT的诞生对新闻采编工作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也因此有望改变调查性报道的生产惯习。ChatGPT以聊天机器人的形态存在，能够依托GPT-4等模型广泛搜集、存储和整理海量数据，更准识图，更高质量回答用户问题。在该程序投入使用之后，调查记者有望利用其强大的数据整合能力，减少“从不同的文件中提取和整理数据”等繁杂工作，从而节省新闻生产时间。除此之外，ChatGPT对于人类思维和表达方式的高度模拟还可以分析新闻事件并形成相应文本，承担记者的大部分日常工作。

人工智能和算法技术的新闻应用虽然在信息收集和生产环节带来了众多利处，但也引发了对新闻真实性与伦理的普遍担忧。智能技术对信息“不加过滤”的吸纳影响着最终分析结果的真实性，最终导致虚假新闻的诞生。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与算法并非绝对客观与中立的存在，其中深藏的歧视与偏向也会加剧违反新闻伦理的风险。

（二）新闻形态：碎片化和短视频化的报道转向

以TikTok为代表的短视频社交媒体平台引发短小精悍的音视频内容生产狂潮，带来了全球社交媒体平台的“TikTok化”（TikTok ification）[13]新趋势。这进一步促成了传播的碎片化与短视频化转向，并深刻影响着调查性报道的生产与呈现逻辑。具体而言，调查记者主动适应平台化时代的新传播特征与规律，选择以相对碎片化和短视频化的形态展现新闻内容。

作为一种对某一社会事实进行深入探究的特殊新闻形式，文字式的调查性报道实际上无法与碎片化的现代信息特征完全兼容，而更多以“分篇报道”或“关键信息引流”的方式来进行一定程度的迎合。就“北溪”管道的爆炸揭秘而言，赫什并未通过单篇报道完成所有阐释，而是尝试以多篇博客的形式，从不同视角对该事件进行深度解析，分别聚焦于炸毁“北溪”管道的动机、美国与挪威合作的利益考量，等等。此类“轻体量、多数量”的报道呈现方式，一方面能够降低新闻的理解难度，减轻受众阅读压力；另一方面也能够引发读者的持续关注。截至目前，赫什已就“北溪事件”发表4篇调查报道，还接受了包括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在内的全球数十家媒体的访谈，充分调动个人影响力为全球舆论场设置议题。

除将完整报道进行分篇切割之外，也有许多调查记者选择以“关键信息引流”的方式来赢得更多关注。例如，美国记者韦伯（George Webb）曾对“辉瑞疫苗引发接种者死亡”的实名爆料人产生怀疑，并就此展开调查。在此过程中，韦伯在个人Twitter账户上分享诸如“虚假举报人的时间疑点”等重要线索，以此引起用户的阅读兴趣，并在评论区中放入完整版链接以便利后续的深度阅读。

对碎片化倾向的迎合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调查性报道争取更多的流量关注，并进一步增强其影响广度与深度。但与此同时，调查性报道碎片化的呈现需配合以用户的持续关注才能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信息流汪洋恣肆的当下，用户较难精准接收对关于某一事件的连续信息，碎片式的接受则更为常见。这可能会导致受众对被调查事件产生理解偏差，从而使传播效果大打折扣。

近年来，风靡全球的短视频和直播等形式带动了调查性报道的“视觉转向”。事实上，以视频的形式展现调查新闻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兴起，美国三大电视网定期播放的《60分钟》等是当时著名的调查性报道栏目。但其每次播放时长都在半小时以上，观众需端坐屏幕前聚精会神观看。当下以TikTok为代表的全球短视频平台则使调查性报道的碎片化、即时化呈现成为常态，用户可以随时随地观看，也不需要大量广告的支持。对于缺乏资金支持的“全球南方”国家的记者而言，短视频让他们也能够积极参与调查性新闻的制作，并向全球用户传播。

波多黎各独立调查记者格劳拉乌（Bianca Graulau）在TikTok上创建了个人账户，以短视频的形式向用户分享新闻事件，目前已收获近70万的关注者。格劳拉乌利用平台技术将自己提前录制好的人像与调查资料相结合，阐释新闻事件的原委与造成的影响。每个视频时长均控制在1分钟到1分半钟之间。短小的视觉化呈现形式一定程度上为调查性报道增添了生动性与易读性。

另外，在短促的时间内呈现一篇完整的调查性报道可能会压缩相应的内容空间，从而限制了新闻呈现的广度、深度和完整性。对此，有部分调查性记者采取连续发布短视频的方式来阐释社会事件。但对于政治社会语境复杂的“硬核”新闻而言，碎片化的呈现容易导致“语境坍塌”和娱乐化等负面效应的产生。此外，视频中新闻画面素材的呈现和记者个人的态度表达也会造成“过度情感化”的问题，给新闻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带来一定的风险。

（三）新闻分发：广阔的传播渠道与精准的报道推送

全球性数字平台的诞生带来的最为直接的变化之一便是信息“可见性”的不断提高。过往由机构媒体全权把关新闻生产与流动的，个体也可借平台的中介性力量推动自我声音的大范围传播。于调查记者而言，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其摆脱了在独立报道时“发声无门”的困境，使其具备打造“自品牌”的客观条件，为打造独立发声渠道奠定了技术基础。

对于赫什这样的资深调查记者而言，寻找发声渠道一直是他们长期的困扰。让他声誉鹊起的“美莱村大屠杀”和伊拉克战争“虐囚门”都是在读者层面相对较为小众化的《纽约客》杂志首发，而他曾经供职的《纽约时报》虽然发表过他的一些“小型”调查报道，但对于上述两起具有“震撼弹”效应的“爆料”都选择了消极拖延的策略，迫使赫什只能另寻“小众”媒体发表，这个过程本身充满曲折和艰辛。

此次“北溪事件”，赫什选择Substack这样的新兴内容订阅平台发表系列调查报道，充分发挥了数字传播和“自媒体”的优势。对此，他在一篇博客中解释道：“我在各大媒体投入了我的时间，但在那里从来就不是家……这就是Substack出现的原因。在这里，我拥有我一直在争取的自由。”[14]除了利用现有的平台外，独立记者也可以利用数字网络技术创建自身专属平台。英国调查记者肯纳德（Matt Kennard）和柯蒂斯（Mark Curtis）在2019年创建了调查性新闻网站“解密英国”（Declassified UK），旨在深入调查英国政府部门、跨国公司对人权和环境产生的影响。

事实上，智能数字平台的到来不仅意味着调查性新闻拥有了更广阔的发声渠道，也使得更为精准的报道推送成为可能。以Substack为例，调查记者一方面可以通过与用户直接进行评论互动来收获内容反馈，另一方面也能够以“浏览用户电子邮件列表”的方式来了解其阅读兴趣与偏好。更直接的需求捕捉因此带来了更具针对性的新闻推发。久而久之，调查记者能够在平台上建立起黏性较高的“忠实用户圈”，进一步提高了其所发表报道的接受度与产生的影响深度，同时也可以通过“众筹”的形式获得资金的支持。

总之，平台化时代确实以深度赋权个体的方式丰富了个人调查性报道的传播渠道，也为记者与读者之间打造了全新的互动空间，进而推动着新闻的精准推送。但与此同时，“用户需求为王”的平台逻辑为调查性报道领域带来了新的挑战。调查记者通过平台上的个人账户发布文章，虽摆脱了传统广告商和媒体机构的内容限制，但仍有读者的偏好作为生产导向。在激烈的网络市场竞争中，过度迎合受众的需求也会导致新闻“商品化”的生产逻辑，即牺牲质量以换取流量“热点”。除此之外，平台有限的信息审核也会给披着调查性报道外衣的虚假与极端言论以生存空间。美国极端右翼调查记者奥基夫三世（James Edward O'Keefe III）创办的所谓“真相工程”（Project Veritas）多次制作具有欺骗性的视频和录音，以此来诋毁主流媒体和进步团体。2020年，“真相工程”将得克萨斯州竞选人员的视频进行了恶意剪辑，篡改内容，擅自发布，引发了指控。虽然推特平台在2021年以“违反隐私信息政策”为由封禁了其账号，但又于2022年解封。目前该组织也仍在加拿大的视频平台Rumble上传播虚假信息与阴谋论。

总结与展望

总体而言，平台化时代为调查性报道领域提供了实践转型的可能性。凭借信息与网络技术，个体调查记者得以摆脱对传统机构媒体的依赖，以独立的力量发展着调查新闻的生产与传播。相对于西方主流媒体的政治与经济规则限制，平台主导信息传播的逻辑能够使许多专业调查记者的独立思维和卓越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智媒时代的“自媒体”调查性报道和内容订阅平台的兴起让这一沉寂多年、甚至于行将就木的新闻品类赢得了凤凰涅槃式的新生。

除去更大的自主权和更广阔的分发渠道外，“自媒体”调查性报道也在生产与传播层面具备着新的实践特征。在新闻生产层面，智能数字平台的全球扩张带来了算法与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这在助力线索与阐释视角挖掘的同时提高了调查性报道的生产效率，有利于实现生产者对“速度”与“质量”的双向兼顾。在新闻形态层面，以TikTok为代表的短视频社交媒体平台加强了信息的“碎片化”与“短视频化”转向，并激发出调查性报道的相应尝试。原本以长篇幅文字为主的调查新闻衍生出“轻体量”和“短视频+”等属性。但与此同时，调查性报道的真实性、客观性和伦理问题也在被不断凸显。

平台化时代调查性报道的实践转型本质上反映出的，是新闻业如何平衡人文性与技术性的课题。正如凯瑞（James Carey）所述，“新闻学的天然学术归宿是在人文学科”[15]。对人文主义的关切是新闻领域不可动摇的生产和传播准则。而新闻与技术的深度互动性则对此同时产生着积极与消极影响。一方面，新技术的应用能够在提高新闻生产效率的同时丰富形式与内容。另一方面，“黑科技效应”也会在新闻生产和分发的过程中有所体现，引发新闻真实与伦理危机。因此，在实践转型的过程中，从事调查性报道的新闻人既要主动拥抱技术变革，利用新技术优化采编与传播流程，也要传承寓于其中的“揭丑”精神，不断强化“对人与社会的关切”这一特质，真正扮演好相应的“民主角色”。

参考文献

[1]American Journalism Review. Investigative shortfall[EB/OL]. https://ajrarchive.org/article.asp?id=4904.

[2]王沛楠.跨国数字平台的基础设施化:结构转型与规制[J].青年记者,2022(21):96-98.

[3]David Anderson, Peter Benjaminson. Investigative Reporting[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5: 5.

[4]Michaei Emery, Edwin Emery, Roberts Nancy L. The Press and Americ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the Mass Media[M]. Boston: Allyn Bacon Company, 2000: 441-442.

[5]Protess David L, Cook Fay Lomax, Doppelt Jack, et al. The Journalism of Outrage: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and Agenda Building in America[M].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1991: 53.

[6]Juliannne Schultz.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Tests Journalistic Independence[J]. Australian Journalism Review, 1992, 14(2): 18-30.

[7]McNair Brian. The Sociology of Journalism[M]. London: Arnold, 1998: 82-101.

[8]Hallin Daniel C. We Keep America on Top of World: Television Journalism and the Public Sphere[M]. London: Routledge, 1994: 25.

[9]龚铁鹰.国际时事评述论集2009-2012[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 11.

[10]史安斌,朱泓宇.智媒时代“新闻信”的复兴：历史溯源与现实省思[J].青年记者,2022(23):90-94.

[11]John Templon. Hi! I’m John[EB/OL]. https://www.johntemplon.com/.

[12]王沛楠,史安斌.“持久危机”下的全球新闻传播新趋势——基于2023年六大热点议题的分析[J].新闻记者,2023(01):89-96.

[13]Sam Gregory. Synthetic media forces us to understand how media gets made[EB/OL]. https://www.niemanlab.org/2022/12/synthetic-media-forces-us-to-understand-how-media-gets-made/.

[14 Hersh Seymour M. Why Substack?[EB/OL]. https://seymourhersh.substack.com/p/why-substack.

[15]Parks, P. Toward a humanistic turn for a more ethical journalism[J]. Journalism, 2020, 21(9): 1229-1245.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3年第7期 】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史安斌,梁蕊洁.平台化时代的调查性报道：历史传承与实践转型[J].青年记者,2023(07):95-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