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王健和指挥家余隆双双做客东艺《东方城市之光》，聊了聊他们对音乐的看法。(05:27)
4月9日，这对相交超过半世纪的老友，作客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的“东方城市之光”，在主持人曹可凡的穿针引线下，畅谈“音乐老友记”。
在此之前，余隆婉拒过很多来自电视台的采访邀约，但为了发小王健，他罕见地出山了。
“他能够回到上海，是我们的福气”
阳春三月，55岁的王健回到母校上海音乐学院执教，这里也是他的音乐梦开始的地方。也正是在这片音乐的乐土，王健和余隆结下了未来持续一生的友谊。
“他爸背着琴在前面气宇轩昂地走，王健低着头在后面跟。”余隆比王健长4岁，对他的最初印象是一个永远忙碌的练琴少年，“我们忙着玩，他忙着练琴，最后他成了伟大的艺术家，而我没有。”
王健对余隆刻骨铭心的最初记忆，则是一辆自行车和三个校花。有一天，他正和小伙伴玩耍，远见余隆推着自行车走来，车上坐着一位校花，前后还跟着两个校花，三花烂漫，“帅呆了！那时候的自行车就像现在的法拉利，他很快成了我们这帮小兄弟心中的偶像。”
1979年，两位音乐少年和美国小提琴家斯特恩开始了命运的交集。
行经上音附小附中的琴房时，斯特恩发出了那句流传后世的感叹“这里每个窗口都有一个天才”。他的中国之行后来被制作成《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也让全世界认识了大提琴“音乐神童”王健。
“我也听了斯特恩的大师班，自己稀里糊涂去的。”回过头看，余隆认为，斯特恩访华意义非常，他带动了一批中国音乐学子对音乐的追求、对音乐世界的重新认知，这些学生后来四散天涯，有人成了世界级音乐家，有人在费城、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等美国名团当首席。20年后，余隆专门飞到纽约，把斯特恩请回中国，和王健、徐惟聆等当年发光的一批孩子重聚。2016年，余隆还以斯特恩之名，操办小提琴赛，王健正是首届比赛的评委之一。
1981年，王健和上海交响乐团有了人生中的第一次会面。这一年的六一儿童节，指挥家黄贻钧选了三个上音琴童和乐团合演协奏曲，12岁的王健正是其中之一。
当时的他只会拉海顿《第一大提琴协奏曲》，而乐团只有圣-桑《第一大提琴协奏曲》的乐谱，匆匆忙忙两个星期，他把新曲学了下来。回想起来，他一身冷汗，“小孩不懂，没有压力，现在打死也不敢了。”排练完，一位老爷爷问王健几岁，是不是有女朋友了，因为觉得他拉琴不像小孩，情感上完全是大人，而且是受过苦难的大人。这是王健首次和乐团同台，从此，上交便成了王健牵手最频繁的乐团，“是自己家里的乐团。”
“这么小的王健和这么大的乐团同台，不可思议，上海音乐厅现在还贴着照片。”余隆也兴冲冲地听了音乐会，在他的印象里，上交是高不可攀的，没想到自己后来会成为这支百年名团的掌舵人。当时没合作成的海顿协奏曲，将在4月17日的音乐会实现。在余隆执棒下，王健将连奏海顿《第一大提琴协奏曲》、德沃夏克《大提琴协奏曲》，上交大提琴声部还将奏响洛博斯《巴西巴赫风第一号》，用12把大提琴合奏欢迎他回家。
在海外兜兜转转数十年，又回到年少求学的对方任教，王健触景生情，感慨万千，“看到以前的院长办公室还是有点恐惧，那时候犯错了都会被抓到那边，被校长训。”
对王健来说，教学是人生的一道重要分水岭。“演奏家不像指挥家，可以指挥到最后一刻，有体力和机能的限制。很多先辈到了一定年龄，都会转入教学，继续在音乐世界生存。”前几年，就有美国院校向他抛出橄榄枝，他觉得时机未到，“那里遍地中国孩子，与其跑到美国教，不如在中国教。”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父母高龄。“孩子步履蹒跚时，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一步步走入世界，父母步履蹒跚时，我们也有责任牵着他们的手走完最后一段时间。”回国的决定对王健来说是困难的，因为女儿才6岁，长居芬兰，“我要在女儿和父母之间做出选择，但毫无疑问，我必须选择父母。”
“他能够回到家乡，回到上海，是我们的福气，大家都特别高兴！”谈及艺术家的艺术生命，余隆笑说，王健太谦虚了，“很多音乐家倒下去了，他都会屹立不倒。”
“他就像一座大山，是我们的靠山”
身处不同赛道，两位音乐家也共同见证了中国古典音乐行业过去30年的飞速发展。
1985年，16岁的王健离开上海，远赴美国留学。1992年，他回到上海，第一场音乐会就是和上海交响乐团同台。王健还记得，当时没什么地方演出，音乐会是在上海商城剧院举行的，“声音很干，不太合适演奏。”
1996年，中国举办国际交响音乐年，王健和荷兰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随行，在偌大的上海万体馆举办音乐会，乐团为了追求更好的声效，用纸板搭了背景，“硬件还是很大的问题。”更大的问题在于，没有专业的组织来安排音乐会，也不知道怎么把票卖出去，“完全是乱的，音乐家的生存环境不是非常完善。”
对王健来说，最大的转折点在于余隆的出现。1998年，北京国际音乐节横空出世，成为中国古典音乐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而幕后推手正是余隆。作为中国第一个专业化、国际化、职业化的古典音乐节，这里既是中国观众与世界级名团、名家邂逅的艺术殿堂，更是中国艺术家、中国音乐作品走向世界的广阔舞台。
“一下飞机，真是不一样。”王健感慨，从最小的细节到最大的概念，北京国际音乐节一步到位，完全和国际接轨，达到了顶级音乐节的水准，不仅给中国观众带来了听音乐会的机会，也给中国音乐家创造了生存的空间。
“他把这个形式、这个框架带来了中国。”王健坦言，古典音乐很脆弱，古典音乐家的生存更脆弱，亟需观众的鼓舞和支持，“没有余隆这样的人，我们连接不到一起，没有生存的可能性。”“他就像一座大山，永远在我们身后做靠山。”
“我们的确做了一些工作，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有王健、郎朗、王羽佳这样的音乐家存在。他们不仅仅代表中国，已经是代表世界的声音。”余隆形容，幕后推手的工作就像0，音乐家们则是起始的1，有了他们，才有随之而来的100、1000、10000……
不只是北京国际音乐节，余隆还创办了上海夏季音乐节，从盛夏到深秋，从南方到北方，为两座城市增添了绵延不断的音乐烟火气。
“音乐会应该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神秘的、奢侈的、时髦的消费。”回想起来，余隆最感动的一次指挥经历是在云南昆明，音乐会开在电影院，没后台，没休息室，乐手们都要穿过大堂走上舞台，演出结束后，观众没散，集体留在大堂和音乐家聊音乐。那次经历让他更加坚信，“如果把音乐会变成奢侈品，背离了我们的追求。音乐应该为所有观众服务，让更多人听到音乐、喜欢音乐、享受音乐，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回首过去30年，余隆很自豪，中国古典音乐行业的发展，可圈可点，“世界对中国音乐家、对中国乐团有了足够的认知，我们也有能力和世界对话。”在他看来，古典音乐是一门舶来的世界语言，“你只有做到极致，才能把中国的精神、文化、艺术、情怀、声音，通过这门世界语言传出去。”
王健认为，古典音乐能在中国深耕发展，也和中国文化自带的“上进心”有关。
有一次，他和国外乐团在一个小城演出，一批孩子又跑又闹，他不好意思，和乐团道歉，“乐团首席问，为什么道歉？孩子来听音乐会，我很感动，说明古典音乐有希望。”王健继而说，在欧美，听古典音乐会是一种习惯性的消费，而在中国还是选择性的消费，这些孩子都是被父母有意识地牵进来的，首席更感动了。从此，王健对这类事情也有了新的思考，“中国文化非常有上进心，永远对高等艺术、高深文化有追求、有兴趣。”
未来，余隆和王健还会有什么大的合作计划？
“我们要呵护好这样的世界级音乐家，不断服务，提供机会，支持演出，让他们的音乐被更多观众聆听到。”不只是服务大音乐家，余隆的脑子里也始终绷着“薪火相传”的一根弦，希望看到更多年轻人走在舞台的第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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