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新中国成立。苏联在第一时间，致电中国外交部，传达了愿意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意愿，中苏两国就此建立了睦邻友好的外交关系。

但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苏联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产生了裂痕。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严重威胁了中国的国防安全。尽管中国提出了严正抗议，可苏联依旧我行我素，这更是让两国的关系雪上加霜。

然而，1982年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忽然去世，邓小平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采取了两项行动，使原本对中国态度十分冷淡的苏联外交部转变了性子，就连接待我国外宾时也采取了超规格的礼仪，并让中苏两国的关系就此得到转变。

邓小平究竟采取了什么举措？苏联的态度为何会发生如此大的转变呢？

开国之初，中国采取“一边倒”的发展战略，站在了社会主义阵营，中国与苏联之间也有过一段“蜜月”时期。“苏联老大哥”对中国进行过诸多援助。

苏联曾经用了十年的时间，集中全国的主要力量发展工业，迅速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与美国形成了抗衡局面。中国成立之初，也想效仿这位“老大哥”进行经济建设，提出要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

但是由于国内长期遭受战争侵害，国民党败退台湾之时又卷走了大量财富，在中国大陆上摆着的可谓是一个“烂摊子”。计划内容包括哪些方面，如何达成预期目标成为了摆在中国面前的大难题。

1952年8月，周恩来总理曾亲自飞往莫斯科，与斯大林商谈此事。苏联显然是看到了我们国家的“捉襟见肘”，为了帮助新中国搞建设，他们慷慨解囊，愿意将自己国家工业发展的经验和技术分享给了我们。经过协商，苏联调派了二百多名专家和六百多吨的参考文献和技术资料，这些都为中国的产业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和发展经验。

看到中国的“一五计划”中存在有问题，斯大林还向中国领导人进行及时的建议，随后我国依据中国的具体国情，调整了“一五计划”的目标产值和发展步伐，毛泽东主席曾高兴地展望过中国的未来，他说到：“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中国的兴盛将指日可待。”

我国的“一五计划”历经多次调整、完善，最终形成定稿。这较为科学、符合中国国情的计划为中国的工业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再加上苏联的援助，中国的“一五计划”到1956年底提前完成。

通过“一五计划”，中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工业基础，获得了较多的经济发展经验，为以后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平台。

“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固然使中国获得了苏联的较多帮助，但是它也使中国与周边的其他国家产生了“无形的沟壑”。迫于美苏冷战的国际局势，诸多国家纷纷“站队”，不愿意与中国建交，中国的外交局面一度陷入困顿之中。

而在与苏联的亲密合作中，中国与苏联关于未来的发展方向，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致使中国与苏联的外交关系不断降温，甚至低至“冰点”，隐隐有崩裂之势。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如期举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大会上对斯大林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和控诉。他的讲话深刻地揭露了斯大林模式的诸多弊端，比如：对斯大林的盲目崇拜、个人迷信色彩过重等。赫鲁晓夫强调“去斯大林化”，但是他偏激的改革方式也使苏联产生了迫害和牺牲。

由于苏联过激的改革方式，在波兹南和匈牙利先后发生流血事件，死伤人数众多，而苏共二十大对中国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过去的中国把斯大林看作是国际共产主义的领袖，把苏联看成是社会主义制度完美无缺的国家。苏共二十大结束之后，赫鲁晓夫的讲话和一系列改革措施，使中国领导人迅速意识到，我们国家应该寻求更加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

1956年4月，毛泽东经过长期的思考和对中国国情的考察，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了进一步想法，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在这次报告中，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中国要以苏联为鉴，立足中国实际国情进行探索发展。他还指出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存在一些错误，中国应该引以为戒，少走弯路，同时中国也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向外国学习的同时，也应该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这次讲话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新思路，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从此不再依靠苏联进行发展，而是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当时蒋介石在台湾一直虎视眈眈，企图反攻大陆，仗着美国在背后支持，他们多次派出军队在海峡附近巡游，挑衅解放军部队。为了警告国民党反动势力和美国的反华气焰，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58年炮击金门。

这一事件的发生，不仅使美国大受震惊，而且苏联也感到十分意外，他们感觉中国的发展正在脱离掌控。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苏联领导人趁着中国与印度发生边境冲突，他们没有事先知会中国，便发表了声明偏袒印度。

随后又发生了“加勒比海危机”、“长波电台”等事件，苏联撤走了在中国的专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1965年中国代表拒绝出席莫斯科会议，中苏关系彻底破裂。

在长期的对抗和攻击之中，中国与苏联两国的经济发展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影响，珍宝岛战役和铁列克提冲突的发生，使中国与苏联两败俱伤。再加上国际形势的瞬息万变，两国的领导人开始冷静地思考着彼此之间的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提出了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国际关系的睦邻友好环境，因此中国开始等待着时机，准备缓和与苏联的关系。

而苏联国家在美苏冷战之中也逐渐处于劣势，为了拉拢中国，勃列日涅夫在1982年发表了塔什干讲话，尽管言语中仍然存在对中国的诋毁，但是他却一改往日凛冽的言词，委婉地表达了期望能同中国改善外交关系的愿望。

听到这一消息的邓小平，凭借着自己敏感的政治神经，听出了苏联这位领导人的弦外之音，他迅速作出了回应，指挥中国外交部召开新闻发布会。

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钱其琛提到：中国坚决反对勃列日涅夫在谈话中对中国的诋毁，关于两国关系和其他外交事务，中国十分重视苏联的实际行动。钱其琛讲完话，便立刻结束了这次新闻发布会，期间并没有安排记者提问和答疑的环节。

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对中国采取了极其冷峻的外交手段，但当他年老之时，基于国际关系的变化，他又想重新与中国修好。

中国秉承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始终愿意与苏联建立和谐稳定的外交关系。但是苏联在阿富汗地区、蒙古地区陈兵百万，他们还撺掇越南出兵柬埔寨，企图进犯中国边境，这种种行为都严重威胁了中国的国防安全。

这些军事问题就像是一枚枚定时炸弹，成为了中国与苏联外交关系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因此中国在面对与苏联的国际事务问题上，会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

但是“塔什干讲话”后不久，勃列日涅夫便因心脏病去世，安德罗波夫上台执政。邓小平得知这一消息，鉴于中苏关系有缓和之势，他决定派外交部长黄华出席苏联最高领导人的葬礼仪式。

11月14日晚上，黄华作为中国“特使”赶到了勃列日涅夫的遗体告别仪式。苏联对于中国的这一举措感到十分出乎意料，考虑到此前中国外交部举行的那次简短的新闻发布会，苏联政府官员一致认为，缓和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有望。苏联的礼宾官还特地告诉中国特使，安德罗波夫主席很希望能够与你们见面。

在勃列日涅夫的葬礼上，他们把中国代表团送的花圈摆在了非常显眼的位置，把黄华一行人也安排在了致哀队伍中比较靠前的位置。黄华带了四名陪同人员，而在中国特使的身后站的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或者亚非国家的政府首脑，他们几乎没有人带陪同人员。

黄华作为中国特使，他是继周恩来总理之后，第二位参加苏联最高领导人葬礼仪式的人。葬礼结束之后，苏联还安排了黄华代表团与苏联外交长的正式会谈。

图：黄华

在与安德罗波夫会见时，这位刚刚上任的苏联最高领导人，紧紧地握住了黄华特使的手，表示衷心的欢迎来访，安德罗波夫还说，非常希望能把与中国的关系搞好。

相较于出席勃列日涅夫葬礼的其他国家代表的身份，更多的是政府首脑，而黄华同志作为我国的外交部部长，却被苏联国家视为更重要的外宾级别。

尽管此时的苏联与中国尚未建交，但是苏联外交人员给予了中国超高规格的接待和礼遇。这次会面，被其他媒体称为“葬礼外交”，它为中国与苏联重新开启外交新局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除了葬礼外交，邓小平还特地告诉黄华，要与苏联外交部和苏共政治局的相关人员进行会谈，充分交换意见，为以后构建中苏和谐外交关系做铺垫。

图：安德罗波夫

因此在与安德罗波夫会面之后，黄华主动提出要求，希望能与苏联政治局委员和外交部部长进行会面。苏联政府同意中国的这一要求，认为双方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外交对峙，非常有必要进行会谈和交流意见。

于是，在苏联政府的安排下，黄华和中国其他代表共同会见了苏联的葛洛米柯外长。黄华重新提出了横在中国与苏联关系之间的三个障碍，分别是苏联调派在阿富汗地区的军队、苏联在蒙古与中国边界陈列的百万军队，还有苏联撺掇越南出兵柬埔寨的行为。中国方面希望能够看到苏联在缓和中苏矛盾时做出的实际行动。

而葛洛米柯外长也真诚地表示，非常愿意与中国进行经济和贸易的合作，愿意与中国进一步构建睦邻友好关系。

双方经历了两个小时的谈话，进行了充分的意见交流，增进了对彼此之间的了解，缓和了彼此之间的矛盾。

图：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戈尔巴乔夫

随后经过多次的会晤和谈判，最终在1989年，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正式访问中国，邓小平与其会面时指出，中苏两国要“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自此，中苏两国结束了长达20多年的对立，实现了关系正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