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前,在平顶山汝州举行的一场新书发布会上。我邂逅了知名媒体人、大河报首席记者于茂世先生,得知他这些年正在干一件不得了的事儿——为江河立传。

于茂世先生已经完成了《江河传——黄河九章》的写作,并将书稿发我先睹为快。这是一部难得架空于人文历史上的全景黄河佳作,视角之新奇令人拍案叫绝,读来也甚为酣畅。

经于先生授权,豫记将陆续摘发该书稿中的部分篇章,今天刊登的系《黄河九章》前言,旨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秦汉之前,只有“河”,并没有“黄河”。那么,“黄河”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豫记杨桐按

撰文 |于茂世

地球上本没有黄河。

华夏先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自然改造的多了,泥沙流入的多了,也就有了黄河。

秦汉之前,只有“河”,并没有“黄河”。

在西汉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中,也不见“黄河”;“河”在秦汉之前,基本上指的就是当今的黄河、就是“黄河”的名号或称谓。

也就是说,在先秦的文献中,我们找不到“黄河”,甚至在成书于汉武帝时代的《史记》中,也不见“黄河”的说法。

那么,何时才出现了“黄河”呢?

在东汉时期,在班固《汉书·地理志》中的“常山郡·元氏县”的释文里:“元氏,沮水首受中丘西山穷泉谷,东至堂阳入黄河。”

再如,《汉书》云汉高祖刘邦大封功臣,“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砺),国以永存,爰及苗裔。”

有人可能以此以为,“黄河”早在西汉初年就已出现,实则不然。《史记》中记载“封爵之誓”,其云:“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还是“河”而非“黄河”。

之所以如此,无非是班固作《汉书》参考了司马迁的《史记》,为适应其所在时代的语言环境与语言习惯以免产生歧义,将“河”置换成了“黄河”而已。

那么,何地出现了最早的“黄河”呢?

自然是“常山郡·元氏县”、自然是“堂阳”。

说起“常山”,大家最熟悉的,自然“常山赵子龙”。

而常山,在哪儿呢?

其实,常山就是恒山,常山郡就是恒山郡。

当然,这个恒山,是“前北岳”“古恒山”,而不是今天山西浑源的“北岳”恒山。

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兵部尚书马文升议祀北岳,改河北曲阳恒山而为山西浑源恒山,理由是:曲阳在京都(北京)之南等;礼部尚书倪岳给以反驳,奏议没有生效。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刑部给事中粘本盛再议改祀,理由与马文升雷同,顺治御批“移祀北岳于浑源”,改祀之争前后150余年终于尘埃落定。

当然,反对改祀的声音也不绝于耳。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考察曲阳、浑源后作《北岳辨》,认为北岳在京都之南的理由不能成立,“都邑无常,而五岳有定”,历朝历代的制度均为“改都不改岳”,而顺治御批“移祀”,实出满清初来乍到中原故地。

而今,不但北岳告别了河北,黄河也辞别古道、不再在大河之北的河北境内滚滚向海(渤海),而是劈开大河之南的河南全省,从昆仑之巅射入黄海。

河东河西,河南河北:黄河得名的所在,不再是黄河的所在。

但是,以“黄”冠名河水、以“黄”冠名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的精神力量与忧患意识,一直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液里,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烙印与精神基因。

毋庸讳言,黄河之“黄”,是用来描述河水之浊,其色为黄的。《尔雅·释水·河曲》曰“河出昆仑,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左传·襄公八年》云“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没有谁希望河水是黄色的。

河水变白还清,向来与中国人的幸福生活密切相关,自是中华民族的永恒的梦想,乃至历朝历代都将黄河变清视为政治清明“天垂象”——自然示人的征象。

海晏河清,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成语。

“圣人出,黄河清”是中国人不变的梦想。

古人认为,黄河水是五百年才能变清澈一次,甚至有人说“千年难见黄河清”。如此难得一见“天垂象”,在古人眼里当然是天人感应,圣人在朝。

但是纵观历史,北宋亡国之君宋徽宗在朝之际黄河竟然一连“清”了三次,堪称千古奇观——

第一次,在大观元年(1107年),《续资治通鉴》云“乾宁军言黄河清,逾八百里,凡七昼夜,诏以乾宁军为清州”。这是清州的来由,之后历史变迁,清州改名青县,在河北沧州。

第二次,在大观二年(1108年),黄河之水在同州境内再次变清,《宋史》云“同州黄河清。”

第二次,在大观三年(1109年),《宋史》云“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同州黄河清。”

是宋人在说瞎话吗?不见得。

黄河清浊,与另一个词语泾渭分明,也就是黄河的两条支流的清与浊,密切相关。

泾渭二水,清浊异流,毫无问题。

问题是,泾清渭浊还是渭清泾浊,聚讼不已。

《诗经·邶风·谷风》云:“泾以渭浊,湜湜其沚”。

杜甫诗云:“浊泾清渭何当分”;“旅泊穷清渭,长吟望浊泾”。

宋人记载与唐人一样,也是“清渭浊泾”。

《现代汉语词典》将这一成语解释为:“泾河水清,渭河水浑,泾河流入渭河时,清浊不混”,和《诗经》保持了一致性。

是古人搞错了吗?不见得。

凤鸣岐山,周人发端于渭河流域。周人始祖后稷善种谷物,是农神、耕神、谷神,渭河之浊自然与周人的农业大开发密切相关。

秦国修建郑国渠,在泾河流域。秦汉以后,关中农业大开发的重点区域移向泾河流域,杜甫“旅泊穷清渭,长吟望浊泾”也就不足奇怪了。

黄河之浊,最早出现在周代,与周人的农业大开发密切相关。

黄河之清,最早发生在东汉光武帝建武九年(公元33年),当时“平原河水清”(今山东德州一带),当与中原王朝政治经济中心从关中地区东移洛阳盆地,西北地区环境得以修补密切相关。

而宋徽宗时代,向来以农业立国中原王朝失去对西北地区的控制,以游牧立国的西夏已经建国六七十年,西北地区生态得以修补自是大概率事件。

刀耕火种是那个时代的农业主基调。

火种,就是放火烧掉原始森林抑或再生的树木。当然,除了刀耕火种,那时也在焚林而猎。

没有树木或树木稀少,水土流失自然在所难免。

当然,历史上黄河有据可查的变清次数有43次之多,平均40多年差不多就有一次,也不算特别稀罕的事,也许还有干旱等其它原因。

现在,自1999年起退耕还林已经20多年。

而且,1949年后黄河中上游相继建起青海龙羊峡、甘肃刘家峡、盐锅峡、宁夏青铜峡、山西万家寨、河南小浪底、三门峡等水库。有水库的黄河河段沉沙积泥,大体都是水天一色,也为下游截留了流淌在河水里的大量泥沙。

无论历史还是现实,黄河流域的生态与发展都是事关全流域的系统性问题。

201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考察黄河郑州河段,《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非一日之功。要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

在这次座谈会上,他特别强调一个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问题,指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要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守好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

“黄河故事”讲不完,方式千万种。

从文化入手,以黄河自然河道与历史时空为主线,站在今天,回望过往,展望未来,《黄河九章》将给你一个不同视角下的全景黄河。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