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船队从广东至西沙群岛海域的航线和地名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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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郑和船队下西洋在经过广州至海南岛东部海域时，是沿着近海海域航行的，经过了海南岛文昌东北部的七洲列岛、铜鼓岭，到今万宁市的大洲岛后，便向着东南方向的西沙群岛行驶，然后驶往外罗。向达先生现代绘制的《郑和下西洋图》上只绘有从“大星尖”直抵“独猪山”和从“独猪山”到“新州港”的一段航线，而且在今西沙群岛海域标上“七洲洋”的地名都是不妥的。

关键词：郑和船队航线；《郑和下西洋图》；西沙群岛海域；七洲列岛；铜鼓岭；七洲洋

郑和船队七下西洋自第一次在明初永乐三年（1405）至第七次在宣德八年（1433）回到太仓，前后持续了28年，开创了30多条新航线，创造了大帆船航海时代的伟大壮举，为中国与所到国人民的交往和友谊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也把中国灿烂辉煌的文化传播到西洋各国。郑和船队每一次下西洋都经过南海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否经过海南岛东北部和西沙群岛海域？从向达先生校注的《郑和下西洋图》上标明的航线和地名可以看出，是从大星尖直抵独猪山，既非在近海航行，也没有经过海南岛东部中间以北海域，而是从独猪山（今万宁市东部海上的大洲岛）直抵交趾洋（今北部湾南部）。笔者认为这条标明的航线是不妥的，即使新近出版的《新编郑和航海图集》中涉及该段的航线也是可以商榷的。

一

郑和船队从广东沿海至海南岛东部航线

郑和船队虽然每一次下西洋的始发地不同（如第一次是从福建五虎门，第二次是从广东），但在经过南海时都是从广州南部海域向西南航行，经过海南岛东部海域向东南，再到西沙群岛海域，但向达先生现代绘制的《郑和下西洋图》标明的这段航线是从大星尖直达独猪山，其间并没有经过铜鼓岭。笔者认为这条航线走向是值得商榷的。

（一）郑和船队在经过广东和海南岛东部海域时是近海航行

《郑和航海图》十（左半部）图上近中央位置绘有“南澳山”，其下有“大星尖”，左右两边还有“佛堂门”“外平”等地名。据向达先生研究，“大星尖在广东惠阳平海海上”。“南澳山”即南澳岛。“独猪山又作独珠山、大洲山、大洲头、大洲套，在今海南岛万宁（旧万州）海上，与（海南）岛相距约半日程，为古代海舶航行望山。”该图下面是一条虚线，线旁有文字说明：“大星尖：用丹寅针，十五更开，平南澳山”。用罗盘上的针位是“丹寅针”，“丹”即“单”，单针针位；“寅”在罗盘上为东北方向60°，用十五更的航程到达南澳岛（东沙岛）。《郑和航海图·占城返五虎山》记载：从“外罗山内过，癸丑及单癸针，二十一更船，平独豬山。独豬山丹艮针，五更船，用艮寅十更船，平大星尖外过”，然后驶往南澳山。那么这段航线就是：南澳山→大星尖→独猪山。可以看出，《郑和下西洋图》正是依据这条记载而绘出的航线。笔者认为，《郑和航海图》的这句话遗漏了“用”“平铜鼓山”五字，该句话的全文应该是“独豬山：用丹艮针，五更船，平铜鼓山。用艮寅十更船，平大星尖。外过”。只有补上这五字，这句话的意思才能表达完整，因为在“丹艮针，五更船”之后并没有说明到达哪里，而是直接记载“用艮寅十更船，平大星尖”，没有了“用”“平铜鼓山”五字，就显然是不通顺的句子。

从独猪山到铜鼓山是我国古代一条传统的航线，在明末的《顺风相送》中有明确的记载：“用单艮针，五更船，取铜鼓山”，无论是针位还是航程，都与《郑和航海图》的这段航线相同，因此，这段航线应是独猪山至铜鼓山的针路。故有专家指出：“自外罗山经广东海域回福建的标准针路当是：自外罗山，用丑癸针二十更船，平独猪山。用单艮针五更船，取铜鼓山。用丑艮针二十更船，取弓鞋及东姜山并南亭门。用艮寅针七更船，到大星尖。用艮寅十五更船，取南澳坪山，外过。”

（二）《郑和航海图》上的证据

《郑和航海图》十一的左右两幅图都有与海南岛相关的水道、航线和地名记载。整幅图应是后世所说的“山形水势”图，如明末的《顺风相送》专门绘有“各处州府山形水势深浅泥沙地礁石之图”。在这些行政区划名称旁边或附近又绘制有九星、南停山、香山所、大金和小金、铜鼓山、七洲、独猪山、乌猪门（左右两边各有一块石头表示“门”）等地名，这些地名应是当时郑和船队经过的海道。在该图的左半部分右边又绘有“福州”行政区划名和“南海黎母大山”的山名。这些南海上的地名从东至西依次是：1）大星。《郑和航海图》十一（右半部）的右边有“九星”（用九块石头表示），在今澳门西南。韩振华先生认为“九星（山）、九星洋或九洲洋都是近岸的小洲和浅海”。2）南亭门。南亭门又称为“南停山”，位于今广东东莞市，是明代著名的海舶发舶之所。韩振华先生认为“南亭门在今珠江口入海的南部，《郑和航海图》有‘南停山’，在北纬21°57'，东经113°43'，亦称大万山岛，这是进入广州府境的广州七洲洋的开始。”3）香山所。今广东中山市，明代在此设置香山所。4）大金、小金。在“香山所”和“南停山”的下面又有“大金”和“小金”，皆为珠江口外的小岛。5）乌猪山。在珠江口下川岛一带，今属广东省江门市下川镇。以上这些地名考证均见向达所著：《郑和航海图地名索引》，将这些地名连接起来，就是一条从南海卫（今广州）南边的“九星”驶往西，经南亭门、珠江口的水道。

这段航线与刊刻于明嘉靖十六年（1537）的《渡海方程》记载的“自东莞之南亭门放洋，南至乌瀦、独潴、七洲（三洋名），星盘坤未针，至外罗”和成书于1553年的《海语》所记的“自东莞南亭门放洋，南至乌瀦、独潴、七洲（三洋名），星盘坤未针，至外罗”的航线相同。在从外罗（今越南中部）返回时也是走的这段航线，如《郑和航海图》十一（右半部）图上半部上端有“南海卫”（设在今广州的卫所）和“广东”（指广东省）的字样。虚线下面的文字为“独豬山：丹艮针，五更船。用艮寅针，十更船，平大星（尖）”，就是一条从独猪山返回广东的航线。将广东海上的这两条线连接起来，《郑和航海图》的这段航线便是:南澳山→大星尖→独猪山。

在《郑和航海图》十一（右半部）的中间部分有一条东西狭长的上水道，上边从右至左依次是广海卫、高州、雷州、廉州，下边绘有铜鼓山、万州、琼州府。显然，这条狭长的水道就是今天的琼州海峡。

图中在铜鼓山的下面绘有独猪山和“乌猪门”，而在独猪山、“乌猪门”、铜鼓山和“小金”的中间海域绘有“七洲”。图上“七洲”的形状用七块石头表示。这个“七洲”，应是指今文昌市东部海上的七洲列岛，并非指今西沙群岛的“七州洋”。其理由主要是：

第一，此处的“七洲”是用七块石头表示的，而西沙和南沙群岛海域的“石塘”等则是用“山”表示。古代的“山”代表岛屿，因远看似海上的山故名，在全部《郑和航海图》上也没有“七洲洋”的地名。西沙和南沙群岛海域当时并不称“七洲洋”，而是称为“石塘”“万生石塘屿”“石星石塘”。第二，《郑和航海图》上的“七洲”位于“小金”(今珠江口一带的小岛)、铜鼓山、独猪山、乌猪门等中间，或者说被这些岛、山所包围，而“石塘”等地名则绘于该图的下面，并远离于此，两者之间有宽阔的海面和水道相隔。第三，更重要的是文昌的“七州洋”是一个古地名，史书记载非常详细。如成书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的张燮《东西洋考》记载：“乌潴山：（······用单申针，十三更，取七州山）。七州山、七州（琼州志曰：在文昌东一百里海中有山，连起七峰，内有泉，甘洌可食。元兵刘深，追宋端宗，执其亲属俞廷珪之地也。俗传古是七州，沉而成海。舶过，用牲粥祭海蛎，不则为崇。舟过此极险，稍贪东，便是万里石塘，即琼志所谓万州东石塘海也。舟犯石塘希脱者，七州洋打水一百三十托）。”由此可见，文昌东北部的“七州”初因有七块石头故名“七州山”。

七州山附近的海洋称为“七州洋”。如明代黄淳《崖山志》记载：“七里洋，在文昌东海中，与吴川相对，一名七洲洋。”笔者以为，大约在明代中叶以后，将今西沙群岛海域称为“七洲洋”的才逐渐多了起来，并有不同的海域理解，以至于很难具体分清是何海域。清代的吕调阳也在《东南洋针路》中记载：“用单坤针，十三更取七州山，洋名七州洋。琼州志：在文昌县海中，有山连起七峰，内有泉，甘洌可食。······舟过此极险，稍贪东便是万里石塘，即琼志所谓万州东之石塘海也。舟犯石塘希脱者。”此处记载说明，清代的人认为海南岛东部海域称“七州洋”，今西沙群岛海域称“万里石塘”。

（三）郑和船队在经过广州至海南岛东部海域时的近海航线，也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传统航线

这条航线从唐代“广州通海夷道”时已经形成，如贾耽记载：屯门山（珠江口东侧）“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山在环王国东二百里海中”。冯承钧认为：“屯门在大屿山及香港二岛之北海岸及琵琶洲之间。九州石似即后之七洲。象石得为后之独珠山。”韩振华认为“象石”指今西沙群岛，而不是指独州岭。也就是说，“九州石”是为“七洲”，指今文昌市东部海上的七洲列岛。“七洲洋”因“有七洲浮海面故名”。“象石”即今万宁市东部海上的大洲岛，又称独珠山、独猪山、独州岭。“占不劳山”在今越南中部海上的占婆岛。这就是说，唐代的航线是从广州向西，经过近海航行，到达今海南岛文昌市东北部的“九州石”（七洲列岛），向南经过独猪山，再向西沙群岛行驶，到达今越南中部海上的占婆岛。

从《郑和航海图》十一（右半部）图上可以看出，在广东海上是一条经广东沿海近海，经海南岛东部的文昌，到达万宁东部海上大洲岛的航线，即从九星至南亭门，经铜鼓山、七州洋、独猪山的航线。这段航线所经过的地名大都是广东沿岸或近海上的望山，有的是航海上的危险区。

笔者认为，郑和七次下西洋时并非每一次都经过广东近海的南澳山，直抵海南岛万宁东部后到海上的今大洲岛，期间存在着从广东向西南沿着近海航行，在海南岛东部海域绕过铜鼓山东部的危险海域，向南经过文昌东部的七州洋（七州列岛），再经今万宁市东部海上的大洲岛，驶往西沙群岛海域。至少有一支船队是这样的，否则《郑和航海图》中不会绘出该图。

总之，向达先生绘制的《郑和下西洋图》的这段航线并非在广东近海航行，而是从大星尖向西南方向直达独猪山，没有显示海南岛东部的铜鼓山、七州山（七洲列岛）的一段航线。而按照《郑和航海图》及文献记载，这条航线应是:南澳山→大星尖→乌猪山→铜鼓山→七州山→七州洋→独猪山→交趾洋。《郑和下西洋图》上只绘有从“大星尖”直抵“独猪山”和从“独猪山”到“新州港”的一段航线，且在今西沙群岛海域标上“七洲洋”的地名都是不妥的。

二

郑和船队从独猪岛至西沙群岛航线和地名命名

在《郑和下西洋图》上只绘有从“独猪山”到“新州港”稍微弯曲的一段航线，左边注明“交趾洋”，航线的右边注明“七洲洋”，表明郑和船队在这段航线上是从独猪山直抵今越南新州港的。这里有两个问题是可以商榷的：一是今西沙群岛的位置是否称为“七洲洋”？二是郑和船队是否经过了今西沙群岛？

（一）在《郑和航海图》上今西沙群岛海域不称“七洲洋”

自从宋代将水罗盘用于海上导航以后，舟师频繁地在南海诸岛航行，对海况和海洋知识的认识空前发展，已将我国南海诸岛分出许多“洋”，如南洋、西洋、七洲洋、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万里长沙、千里石塘、交趾洋等等。其中文献使用最多的名字便是七洲洋、千里长沙、万里石塘。据专家统计，仅万里长沙、千里石塘的叫法“宋代有七种图籍，五种叫法；元代有四种图籍，三种叫法；明代有廿二种图籍，八种叫法；清代有七十多种图籍，廿一种叫法”。对于“七洲洋”的地望至清代的文献已出现四处之多，每个地名指今何海域，各种和各个时期的文献记载相左，很难用几千字表达清楚，但具体到明初的《郑和航海图》上，“七洲洋”是在今文昌东北部的七洲列岛，而非西沙群岛。

（二）郑和下西洋时的“七州洋”是因有七座在海中凸起的山故名

《郑和航海图》十一（右半部）的上半部分绘制有南海上的海域、岛屿和所在的州府名称。凡海上或岸边的岛屿作为望山的，均绘有山（古代称海上的岛为“山”）的图形，大的“山”形制高大，小的“山”形制较小。图的整个上半部分是绘制的广东省南海近海的海图、地形图，或者称“山形水势”图、航线图。广东、南海卫、广海卫、神电卫、高州、雷州、廉州等州府、县、卫所行政区划，用长方形边框，用来表示是州府的所在地，长方形边框应是象征明代章。在文字“七洲”标明的位置，用七块石头表示，而且在“七洲”的周围分别是铜鼓山、小金、乌猪门、独猪山，指今文昌东部的“七洲洋”再明显不过。这七座山的形制和分布在明代的《顺风相送》书中有记载：七州山“山有七个，东上三个一个大，西下四个平大”。《郑和航海图》十一（右半部）绘制的正是东边三个石块、西边四个石块，而在“石塘”的位置上绘制的是一座山的形制，表示的是岛屿。

在“万生石塘屿”（今中沙群岛）的位置上绘制的也是一座山的形制，可能表示的是黄岩岛，说明至少在明初中国人已经到达过黄岩岛。在“石星石塘”（今南沙群岛）的位置上绘制的也是一大片沙粒，表示的是海中有很多的礁石、沙洲或暗沙，这正是非常合理的对南沙群岛礁石或暗沙非常多（总数有200多个，而岛只有几个）的表示方法。这一图形的表示方法被后世继承下来，如清初陈伦炯的《海国见闻录·四海总图》就“以无数小点表示‘礁’、‘滩’和‘沙洲’，以无数小方块表示‘岛’和‘屿’”。1831年绘制的《皇朝舆地图略·环海全图》在“长沙”的地名用“无数小点表示，另一个在上面的‘长沙’则画一弧形，以示岛屿和滩礁之别。其他各岛群画法与陈伦炯《海国见闻录》一书所绘相同”。可见，《郑和航海图》的用小点和小圆圈表示岛和滩礁的方法被后世传承下来，用成片的圆点和实心点表示南沙群岛的沙洲众多。

从《郑和航海图》可以看出，左边的“石塘”（西沙群岛）图形较小，中间的“万生石塘屿”面积较大，右边的“石星石塘”面积最大，而且用大面积的沙粒表示。左边的“石塘”表示今西沙群岛，中间的“万生石塘屿”应是“万里石塘屿”的别写，指今中沙群岛，右边的“石星石塘”应是指今南沙群岛。由此可以说明，当时的人并没有将西沙、中沙和南沙这片海域称为“七州洋”或“七洲洋”，而是分别用“石塘”“万生石塘屿”和“石星石塘”命名。该图的特点是将整个南海诸岛统称为“石塘”，具体区分将今西沙群岛称为“石塘”，将今中沙群岛称为“万生石塘屿”（“生”是“里”的别写），实际是“万里石塘”。韩振华先生认为：“这里的‘石塘’是指西沙群岛下陷在水面下的暗礁。”“万生石塘屿”是“万州石塘屿”的错写，“是指西沙群岛浮出水面的珊瑚岛屿，那些岛屿都属海南岛的万州所管辖，故称万州石塘屿”。“石星石塘”是“万里石塘”，是“泛指自潮州海面的东沙群岛，历经中沙群岛，止于西沙群岛，即二个石塘上面那一个石塘(上石塘)。这时候已把南沙群岛的西群及其海面，与其东群仍合称为万里石塘，它是东洋航道必经之处”，可能代表石头和沙洲较多的意思。也由此说明，明初中国人已将南海诸岛划分为三个海区，并分别命名。

（三）郑和船队是否经过西沙群岛？

《郑和航海图》十一（右半部）在“独猪山”和“独猪门”以下占全部图的1/3部分是一条虚线，虚线的上下两侧是一片空旷的大面积海域。在这个海域的上面左边是“独猪山”，右边是“独猪门”。所谓的“门”是一条水道，亦即是一条航道。该图的下面绘有“外罗山”的形制。这条航线就在外罗山与“南海黎母大山”之间，航线上面有“外罗山内过，（用）癸丑及单癸针，二十二更船，平独豬山”文字说明。那么，这段航线是从外罗山向北行，用“癸丑”之间的缝针（22.5°），再转用单针“癸针”（15°）。外罗山指今越南的广东群岛，是中国与越南中部的海上交通要道，也是海南渔民长期从事渔业生产的基地，还是中国南沙群岛（即中国海之境）与外大洋（外国之境）的南限。故这段航线的起点为外罗山，终点为独猪山，而在《郑和航海图》上则绘出的是“南海黎母大山”。黎母山是海南岛海拔最高的山，中心在今五指山和乐东县交界处，山高林密，绵延起伏，在海上是看不见此山的，图上绘制此山可能是作为海南岛的标志。那么，从外罗山到独猪山，中间是否经过西沙群岛呢？《顺风相送》记载有一段从外罗驶往今西沙群岛的针路：“若船七州洋落去，贪东七更，船见万里石塘，似船帆样，近看似二三个船帆样，可防牵船，使一日见外罗山。”1974年以来的考古发现证明了郑和船队经过西沙群岛。1974年4月，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渔民曾在西沙群岛的北礁环礁东北角向外的礁盘边缘打捞出403.2千克的铜钱和铜锭、铜镜、铜剑鞘、铅块等文物。在这批铜钱中有“永乐通宝”钱49684枚“是从钱场或仓库直接上船出海的”，水下考古专家又根据沉船遗迹等资料认为“它很可能是郑和船队的一只”沉船，40多年来一直作为郑和船队经过这里的重要证据。

三

郑和船队在海南的文化遗产

郑和船队留给海南的文化遗产是多方面的，也是极其丰富多彩的，这既有语言方言，又有航海技术等。这些文化遗产除了水下考古发掘的之外，影响至今的还有下面这些。

（一）西沙和南沙群岛海域航线和地名命名的影响

自宋代将水罗盘用于航海，为中国人在远海航行提供了方向和较安全的保障，使在西沙和南沙群岛这片辽阔的“最为危险”的海域经常性的航行成为可能，促使舟师将这片一望无际的海洋划分为若干片区，并给岛礁命名。于是，从宋代开始，南海的海域和岛礁出现了许多新的名称，如石塘、长沙、七洲洋、昆仑洋、交趾洋等。由于各地的船只在经过这一海域时的航线或感受、视角不同，这些名称所指的今海区也不相同，有些就显得混乱。如石塘和长沙地名，既有“千里”和“万里”互称，又有大范围所指与具体的海区区别，说明了我国船只频繁地在南海诸岛航行的程度。这一现象一直延续至郑和下西洋时才逐渐趋于一致。明清时期的文献已基本上统一将“石塘”指今西沙群岛，“长沙”指今南沙群岛，“交趾洋”指今北部湾以南至越南中部近海海域。如海南渔民就借用了“石塘”的传统地名，将西沙群岛的永乐群岛称为“石塘”，这是海南渔民在长期的航海中对南海诸岛海区的进一步细化和明确范围。

（二）海南渔民的《更路簿》

宋代将水罗盘用于航海指南，给舟师用针位远洋航海提供了安全保障，不久我国就有了使用针位导航的《海道针经》。据专家考证，元代的《漕运水程》被称为第一部使用航海罗盘记录针位导航的针路簿，而刻印于1537年的《渡海方程》则“是中国最早刻印的水路簿”。福建一带的航海业在宋至元明时期都比较发达，所以有条件能够产生早期的航海导航手册。如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以前就有了《针本》，有的称为《针谱》或《针簿》等。郑和下西洋时也曾“始则预行福建、广、浙，选取驾船民梢中有经惯下海者称为火长，用作舟师。乃以针经图式付与领执，专一料理，事大责重，岂容怠忽”。笔者认为，此处的《针经》乃是《针簿》的一种，所谓的“图式”应当是航海图，但后世都没有保存下来，而海南渔民的《更路簿》在韩振华1977年调查时还传说“是三宝公时传下来的，三宝公即明朝的郑和”。

（三）郑和下西洋在针位方面取得的成就传承下来

《郑和航海图》上的航线文字说明已具备了后世《针路簿》的四个基本要素:始发地、针位（航向）、更数（航程）和终点，并已进行条目式叙述。如图十一（左半部）“外罗山内过，癸丑及丹癸针，二十一更船，平独豬山”一句的始发地为外罗山，用罗盘上的针位是“癸丑及丹癸针”，即向着此航向航行，航程更数为“二十一更船”，终点是独猪山。

在使用罗盘针位方面，既有“丹针”对针针位，也有缝针针位。“丹”字是福建一带的用语，同“单”字，即“单针”针位。上述的“癸丑”即“癸”和“丑”之间的缝针针位。“癸”在罗盘上的针位为北偏东方向15°，“丑”在罗盘上的针位为北偏东方向30°，两个针位之间的度数为（15°+7.5°=22.5°）22.5°。被称为我国成书时代最早（约16世纪末）的海道针经《渡海方程》一书中在记载从占城返回福建的航线时，使用缝针已较为普遍。“到明代中期，除了单针和缝针外，又出现了一种新的针位，即对坐（座）针位。”清初的《指南正法》又出现了缝针对坐针位。海南渔民苏德柳的《更路簿》进一步发展为使用“兼线”针位。几百年来，每一个罗盘针位方面的进步，都是我国航海技术发展的成果。

（四）闽南方言的传播

郑和下西洋时的船只多是从福建的港口出发，船工也多有福建渔民，当时这一带的造船和航海技术都比较发达。无论是《郑和航海图》上的用语，还是费信等人的文字记载，都保留了许多闽南方言、用语和风俗习惯等，如称“偏”为“贪”、“鬼哭”、打水托、称赞语“妙”等。在《郑和航海图》里多处有“×更船”的术语，如“独豬山：丹艮针，五更船”的记载。海南渔民至今还保留着这个术语：“一天算12更船，后船看不见前船桅顶的路程为一更，大约一更合40（应为10）浬。一天可开五更船，看风力大不大，水流怎样，也有一天开6—7更船的。”可见“更船”是航程的长度单位。“打水托”也是郑和下西洋时的习惯用语，用以测量水深和海底情况。如在《郑和航海图》六（右半部）有文字“一路打水九托，平九山”。海南渔民也说：“测量水深用‘打水托’，一般白天不用，行船时不用，晚上看不见或靠岸时才用。它用铁做成，形如秤砣，用它来测量水深。”

综上所述，郑和下西洋在经过广州至海南岛东部海域时，是沿着近海海域航行的，经过了海南岛文昌东北部的七洲列岛、铜鼓岭，到海南岛东南部万宁市的大洲岛后，便向着东南方向的西沙群岛行驶，然后驶往外罗。这段郑和船队航线，也是一条我国古代南海丝绸之路的著名航线，多数南海上的地名被后世传承下来，成为现代建设新海上丝绸之路的宝贵财富。

end

作者：阎根齐 李旷远

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报》2020年第1期

选稿：黎淑琪

编辑：宋柄燃

校对：计梦菲

审订：甄艺涵

责编：刘 言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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