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作战概念探析

作者：聂卫东，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705研究所

来源：《水下无人系统学报》（2023年第1期）

转自：溪流之海洋人生

近年来，美军的各种作战理论和作战概念层出不穷，大有令人目不暇接之势。有关美军作战概念发展的公开报道、相关情报及研究文献也越来越多，但国内的相关研究大多从特定的关注视角出发，来分析美军作战概念发展的某一或某些方面，另一些则针对特定作战概念进行论述，都较难形成清晰的发展脉络和全景视图。为了深入浅出地阐明美军作战概念的内涵和发展原因，在广泛搜集、获取、整理和分析美国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简称：参联会)、联合参谋部以及各军种出版和发布的有关美军作战理论体系(包括军事战略、作战概念和作战条令)的原文报告、媒体报道、研究文献及美军相关智库报告的基础上，梳理美军“作战概念”的名称与本质、内涵与外延、地位与作用、历史与发展等内容，从客观视角对美军作战概念形成概略性的认识和思考，以期激发相关研究人员更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一、作战概念释义

1、作战概念语义解释

“作战概念”是由美军专属名词“battlecon-cept”直译而来，最早由20世纪80年代初时任美陆军教育训练司令部司令的唐·史塔瑞(Donn A Starry)上将正式提出并使用。从汉语字面上理解，“作战概念”就是“作战的概念”，即用于概括现实或预测未来作战特有属性的表述。我国作战理论术语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中虽没有明确提出“作战概念”这一名词，但有一系列相关或相近的概念，如联合作战、作战类型、作战形式、作战样式、作战方法等。从军种作战部队的角度看，狭义的“作战概念”从意义上接近“作战模式”或“作战方式”，属于作战理论研究的范畴，符合美军最初从军种基层发展起来的“battleconcept”的含义。

美军后来发展了(或者说淡化了)“battle(作战)”一词的含义，将“battleconcept”改为同义的“opera-tionalconcept”及“operatingconcept”，不仅包含军事意义上的作战行动，还包含军民协调行动和跨组织、跨机构、跨域及多国联合行动等，其中就包括了非军事或者非传统军事意义上的行动，如军民信息获取与共享、盟友情报互通与联合分析、军民融合后勤与物流、网络空间协同、灾害及人道主义救助等，因此“operationalconcept”及“operating concept”更宜译成“行动概念”或“运作概念”，但目前仍按约定俗成的说法称之为“作战概念”。

2、美军作战概念定义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美军的“作战概念”不能被理解为一个简单的军事术语(事实上，在2021年版《美国国防部军事及相关术语词典》上并没有“operationalconcept”及“operatingconcept”这2个词组)，而是美军整个作战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军种基层到联合部队(jointforce)顶层逐渐发展丰富起来的一系列“作战层级”(“operational levelofwar”或“operationalart”，意指衔接战略与战术，通过战役及战术指挥、部署和行动实现战略目标)的行动思想或行动框架，在联合部队和各军种不同层级上均形成了具备指导意义的一系列文件。

其中，“operationalconcept”回答了“现在如何行动或作战”的问题，在美陆军相关条令中给出了明确定义；而“operatingconcept”是回答“未来如何行动或作战”的问题，在未来，“operatingcon-cept”可能会发展成为“operationalconcept”。在“美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UnitedStatesArmyTrai-ningandDoctrineCommand，TRADOC)”的出版物上说明了这一转变。而由美陆军提出这些概念并严格描述的原因，是因为“作战概念”本身就是由美陆军最先提出并发展起来的，因此陆军是美军“作战概念”研究和实践的开创者和推动者。

根据诸多美军出版物的论述和界定，尝试对“作战概念”做如下定义：“作战概念”是一种方法论或思想框架，首先提出或预测当前或未来军事(及其相关)行动所面临的问题、所需关注的行动环境和所需要投入的军事及非军事力量，以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和军事战略为准绳，分析自身及假想敌政治、军事和技术发展的现状和未来，给出军事及非军事力量应对竞争、冲突乃至战争，以实现不同战略目标所应采取的行动原则和方法，并形成原则性的指南文件，用于指导或驱动军事及其相关领域的发展。

二、美军典型作战概念发展演化

美军作战概念的提出和发展是从“当下”向“未来”，从“军种协作”向“联合部队协同”，从“个性化离散性”向“体系化综合性”，从“总结预测战争”向“设计赢得战争”的方向发展。并且每一个概念的提出和发展都具有明确而强烈的针对性，绝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为概念而概念。

1、冷战时期的作战概念−“空地一体战”

20世纪70～80年代，焦虑于苏联军力的飞速发展，时任美陆军教育训练司令部司令的唐·史塔瑞上将寻求发展一套新的陆军条令，以应对美国与北约可能在中欧面临的苏联多波次攻击，史塔瑞认识到陆军作战需要空军的协助，因此于1982年提出了“空地一体战”(airlandbattle)作战概念。其基础是空军作为陆军的坚强伙伴，协同陆军反击苏联对欧洲的军事威胁，强调运用空中和地面火力对苏联实施全纵深打击。这是作战概念牵引作战条令制定的首次尝试。“空地一体战”在1986和1993年先后修订，最终成为一项陆军条令，取代了越南战争后美国陆军制定的“主动防御条令(activedefensedoctrine)”。

1986年，美国国防部颁布实施《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对美军指挥结构和作战组织方式进行了一次彻底调整，提升了CJCS的权力，简化了指挥链，扫清了美国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和人事管理方面的障碍，为美国联合作战能力的快速提升打下了法律基础，同时也赋予CJCS发展联合作战理论的职能。1990年的“海湾战争”(“沙漠风暴”行动)是美国运用《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实施各军种联合指挥和实践“空地一体战”概念的一次成功尝试，首次向世人展示了高科技条件下美军应用精确制导武器进行作战的强大实力和震撼战果，战后随即掀起了世界范围内的以联合作战、电子战、制空战、部队信息化和精确打击为主要特点的新一代军事变革。

2、信息化作战概念的初尝试−“空海一体战”与“网络中心战”

（1）“空海一体战”及“全球公域进入与机动联合概念”

先进军事科技的扩散及潜在竞争国家的挑战，被美国国防部统称为反介入/区域拒止(anti-ac-cess/area-denial，A2/AD)挑战，1993年首度出现在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ONA)的报告中。该报告认为，美国的潜在挑战者可能持续开发先进技术，第三世界国家也广泛采购更具摧毁力、更大射程的武器，迫使美国进入战区时需从更远的距离发起，也使美国盟邦更易遭到作战对手攻击；另外，美国的大型前沿部署基地，如1990年代的苏比克湾、克拉克空军基地、日本以及马耳他岛等地，都可能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精确制导武器、核生物武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或高性能战机的打击对象。随后，美国海空军资深官员也开始表达对类似议题的关切，1992年5月，美海军上将詹姆斯·史塔夫里德斯(James Stavridis)首先提出“空海一体战(airseabattle)”的概念，他指出美国在面对新的威胁及一系列广泛而难以预测的危机时，应重新组织空中及海上部队，采用新的训练、组织和运用概念，整合美海军的航空母舰战斗群(carrierbattlegroup)、空军的混合联队(compositewing)以及陆战队的两栖战备群(amphibiousreadinessgroup)，以“空海一体战”概念为中心，建立一支可部署的联合打击部队。

到了2005年，美国空军主管战役规划、实施和需求研究的参谋长助理菲利普·布列德鲁夫(PhilipBreedlove)也提出“空海一体战”(air-seabattle)作战概念。不同的是，这是站在空军的角度希望海军予以协同，并自2006年，这一概念被引入到美国空军的主要组织和计划文件中。2009年9月，美国空军参谋长诺顿·史瓦兹(NortonSchwartz)和海军作战部长盖里·罗海德(GaryRoughead)上将联名签署备忘录，启动“空海一体战”作为海、空两军种的新作战概念。由于充分认识到加强空、海军战场协同应对A2/AD的重要性，美国国防部决定直接领导对“空海一体战”作战概念的研发，并于2010年2月1日发布命令，要求美国空军和海军联合组织实施对“空海一体战”作战概念的研究。2010年11月9日，美国国防部成立了“空海一体战办公室”(Air-SeaBattleOffice，ASBO)，其职能是研究、明确和评估“空海一体战”作战概念及其实施，研究和准备美国国防部关于“空海一体战”指导性文件的审核和批准，准备和实施“空海一体战”过程中各军种间的协同，确定“空海一体战”的指挥权属等。2013年五月，ASBO发布《空海一体战：军中合作应对反介入/区域拒止挑战》(见图1)。

图1 《空海一体战》(2013)封面

“空海一体战”概念的思想根源是“空地一体战”，并有明确的作战环境、作战对象和作战目标，即以西太平洋地区为主战场，以中、俄为主要作战对象，鲜明的目标是遏制中、俄，维持美国霸权。对于美国亚太盟国而言，“空海一体战”不仅使其被绑架在美国的战略目标上，而且将其置于充当美军“先遣队”和“敢死队”的危险处境。根据“空海一体战”作战构想，散布于亚太盟国的美军基地肩负支援美军作战、分散敌军火力、抗敌首轮打击的艰巨任务。因此接受“空海一体战”概念，意味着本国将面临巨大战争风险。鉴于此，韩国、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友以及大多数亚太国家，都对美国“空海一体战”的概念表示沉默。

经过反思，美军在2015年1月决定用“全球公域进入与机动联合概念”(JAM-GC)取代“空海一体战”。所谓“全球公域”，是指地球上无人独有、全体共享的区域，对美国而言则是进入别国主权空间的通道。所谓“进入与机动”，在美军既有理论和概念中就是指不管有没有阻碍，都必须确保随时进入某个区域并在该区域实施作战。确保对全球公域的出入自由、充分利用与有效控制，是美国霸权主义的核心关键和军事基础。在此意义上，新概念比旧概念更加具体。

概念更名，首先表明美国国防部消除内耗、整合资源的新尝试，将“空海一体战”概念更名为“全球公域进入与机动联合概念”，可消除概念中与生俱来的“军种歧视”。更重要的是，新概念正式把陆军纳入其中，以便凝聚诸军种力量。从目前情况看，陆军在新概念中的作用主要包括防空反导、战役战术火力打击、特种侦察和破袭等。宏观上讲，将陆军纳入其中，有利于加强对各军种的联合管理，加快各军种作战能力一体化建设，最大限度发挥诸军种力量聚合优势，保持美军整体作战能力的领先地位。从微观的角度出发，吸收陆军后，美军在西太地区可运用的作战资源更多，运用武力的手段和方式更丰富，打造联盟的途径和渠道也将大大拓展。

其次，将假想对手从中国、伊朗、俄罗斯变更为全世界敢于挑战美军公共领域霸权的对象。“空海一体战”紧盯中、俄和大规模作战，“全球公域进入与机动联合概念”聚焦于关键领域。后者虽然战略指向性有所模糊，战争强度表面上有所降低，但在军队建设和作战准备的实践性方面更加务实。而且新概念框架内，美军可能放弃或者克制对目标国内陆纵深目标的打击，将主要战场限定在全球公域范围内，如12nmile领海外的海洋公域。这就相当于为可能发生的未来冲突增加了一层“纸面上”的限制，虽然聊胜于无，但对于美国国内反对人士和亚太盟友而言，至少是一定程度的“心理安慰”。

（2）“网络中心战”

1997年4月，时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杰伊L·约翰逊(JayLJohnson)上将在美国海军协会(U.S.NavalInstitute)年会上首次提出了“网络中心战(NCW/NCO)”概念，称“从平台中心战到网络中心战是一个根本性转变”。1998年1月，美国海军军事学院院长A·塞布洛夫斯基(ArthurCebrowski)中将发表了题为《网络中心战：起源与未来》的论文，在美国军界产生了较大影响。1999年6月，美国国防部网络与资讯整合办公室研究主任大卫S·艾伯茨(DavidS Alberts)等出版了《网络中心战：发展和利用信息优势》(见图2）一书，引起国防部上层的高度重视，组织专门团队进行研究。

图2《网络中心战：发展和利用信息优势》封面

2001年7月，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关于“网络中心战”的报告，全面阐述了网络中心战的目的和意义，论述了实现“网络中心战”的条件、途径、战略和措施，标志着“网络中心战”概念被美国国防部接受，成为美军信息化建设的指导性理论。之后，网络中心战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多次军事演习中得到运用和验证，取得了较好的预期效果。

2003年11月，美国陆海空三军发布了“转型路线图”相关报告，从验证军事转型方向和效果的角度总结了伊拉克战争的经验教训，认为伊拉克战争显示了“网络中心战”的巨大潜力。同一时期，美国国防部军队转型办公室颁布了《军事转型战略途径》，提出“网络中心战”是美军新的作战方式，确定以此作为统一美军建设和作战理论发展的指导思想。并对“网络中心战”进行了如下定义：一种信息优势赋能的作战概念，通过联网的传感器、武器、平台和指挥决策系统，各作战要素间共享战场态势感知，提高指挥决策速度，加速作战行动节奏，提升杀伤效果(通过提高武器命中精度和时限达成)和部队生存能力(通过高效态势感知，使部队灵活机动，提前规避敌方攻击)，以及各级部队的自同步协调能力，增强部队作战效能，从而极大地提升作战效率。

2005年3月的《美国国防战略》和2006年2月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均重申了“网络中心战”的战略地位。2006年10月，美国国防部首席信息官签发了《国防部首席信息官战略计划》，标志着美军“网络中心战”建设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

“网络中心战”被看作是冷战结束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军最重要的作战理论突破，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网络中心战”的要义在于将战争信息域与物理域整合，依靠作战信息网络，将地理上分散的作战节点更高效地组织起来实施进攻和防御。根据“网络中心战”要求，通过通信和计算机系统构成的作战信息网路，将分布在陆、海、空、天、网络和电磁等多个战场空间的各种侦察探测系统、指挥控制系统和打击防御系统有机结合，构成统一、高效的作战体系，极大加速“观察—调整—决策—行动(OODA)”作战循环。

在“网络中心战”概念指引下，经过多年的发展，美国海军已建成较为完善的信息化作战网络，其全球网络、战区网络和部队局域网均已形成体系。“网络中心战”概念发展有2个最突出的成果：一是“协同作战能力”(CEC)；另一个是“舰艇自防御系统”(SSDS)。至今，“网络中心战”已经内化并上升到美军军事战略和发展指导思想的高度，以各种形式被继承和发展，并焕发出愈发强大的生命力。

3、参联会的努力−“联合作战概念”

（1）“联合作战概念”的初期发展

1991年11月，美国参联会发布1号联合出版物《美国武装部队的联合作战》，正式将联合作战条令确定为美国武装力量的顶层条令。1996年，时任CJCS的约翰M·西威里将军(JohnMSha-likashvili)签发《联合构想2010》(JointVision2010)(见图3)，作为武装力量应对不确定的未来挑战而进行联合作战的思想框架和纲领性文件，提出了4个顶层作战概念。

图3 《联合构想2010》中的全谱主导地位

①优势机动：在立体作战空间里综合运用信息、作战和机动能力，定位和部署在广阔空间内分布的陆、海、空、天联合部队，完成作战使命和任务。

②精确交战：联合部队在行动中运用作战系统发现、监视、识别并跟踪目标，通过敏捷地指挥和控制，产生预想的精确打击效果并予以准确评估，必要时能够再次实施攻击。

③全维防护：控制战场空间以保证联合部队的部署、机动和作战，并对人员、装备和设施提供全方位的多层防护。

④聚焦后勤：综合运用信息、后勤和运输技术在关键时刻做出及时响应，在战略、战役及战术各层级提供持续的后勤保障。

运用上述4个概念组织和实施军事(及其相关)行动，将在未来取得和平时代行动、竞争与冲突及战争3个领域的全谱主导地位。

图4 《海军作战概念2010》封面

2000年5月，参联会对《联合构想2010》进行了更新，发布了《联合构想2020》(JointVision2020)，其内容与前一版基本相同，在总结过去4年工作的同时，特别强调了概念的实验验证、演习及分析，并对信息战、联合指挥控制、多国及跨机构联合行动进行了概念性的思考。以这2个“构想”为依据，各军种相继发表本军种顶层作战概念。如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海军陆战队司令和海岸警卫队司令联合发布的《海军作战概念2010》(NavalOperationsConcept2010)(见图4)等。

这一时期是美军尝试研究和发展“联合作战概念”的初期，还没有形成较完备的体系和规范，国防部、参联会及各军种间还处于较松散的各自探索阶段，因此所提出的未来作战概念的科学性和指导性并不强。

（2）“联合作战概念”开发的规范化和系统化

2002年，美国国防部“国防适应性红队(DART，国防部专门为开发先进作战概念而成立的假想敌扮演团队)”向国防部提交了《军事概念开发与编写实用指南》(见图5)，首次构建了军事概念的层次结构，建立了标准化的军事概念编制框架。按照该框架，2003年11月，美国国防部正式颁布《联合作战概念》(JointOperationsConcepts)1.0版文件。

图5 《军事概念开发与编写实用指南》封面及军事概念框架

紧接着，又颁布了“行动概念”(operatingconcept)、“功能概念”(functionalconcept)和“赋能概念”(enablingconcept)等下层概念文件。以此为分水岭，美军作战概念开发走上了标准化和规范化道路。

《联合作战概念》描述了联合部队在未来15～20年内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中进行作战，以及如何协调发展勤务、作战指挥及作战支援部门的能力。基于对联合战争和危机处理的战略环境、战略指导和基于能力的战略执行方法的清晰认识，国防部提出《联合作战概念》作为指导原则，推进美国武装力量变革以适应未来战争。

2006年，美国国防部发布了《联合作战顶层概念》2.0版，特别强调“顶层概念”(capstoneconcept)，反映出美国国防部更加关注统领全军概念开发的基本思想。联合作战顶层概念描述的是CJCS关于联合部队如何应对未来严峻挑战来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构想，旨在构建一个宏观框架，将新的战略指南与其他联合概念、军种概念、部队作战概念以及后续的作战条令涵盖进来并相互联系，落实为面向各类作战行动的联合部队能力、军种能力和兵种能力。2009年又推出《联合作战顶层概念》3.0版，2012年发布了《联合作战顶层概念：联合部队2020》 (见图6)。预测了未来国际安全环境和联合部队的十大使命任务，提出了“全球一体化行动概念”和构建“联合部队2020”的一些政策和措施，最后分析了采用“全球一体化行动概念”所存在的风险。公开发布的《联合作战顶层概念：联合部队2020》只有短短的15页，看不出“联合部队2020”建设的实质性内容，推测其内部版本远比公开版本更为复杂和详细。

图6 《联合作战顶层概念：联合部队2020》封面

同一时期，各军种及其下一级部队也陆续出版了各自的顶层作战概念(见图7)，如：《美国陆军作战概念2016—2028》、《美国陆军特种作战部队作战概念2022》、《美国空军未来作战概念：2035年的空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作战概念》等，可谓百花齐放，只是预测的年代略显随意，似无规律。

图7 美军各军兵种作战概念

（3）“联合作战概念”主导地位的确立

2016年发布的CJCS指令(CJCSI)3010.02E《联合概念开发和执行指南》，规范了“联合概念”开发流程包括制定开发计划、研究和撰写、评估、协调和批准4个步骤；概念典型架构包括摘要、引言、未来安全环境、军事挑战、中心思想和支撑思想、概念必需能力、风险，以及术语表和参考文献等内容。同时明确了国防部内部指导概念开发的权限：顶层概念由CJCS批准，其他概念由参联会副主席批准。规定联合参谋部(参联会下设机构)、陆军、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等各自编制概念文件，明确各级职能机构在概念开发全过程中的职责，全周期指导作战概念的开发、实验、评估和运用，并且每个概念均需要经过官方审查批准。另外，CJCSI3010.02E将“联合概念”层次进行了调整，精简为三类：

联合顶层概念、联合行动概念和支撑性概念。除了联合顶层概念，各军种或特定领域也有顶层概念，用以阐述联合部队、各军种和相关战略层面作战新理念及能力需求；行动概念包括一系列联合行动概念和军种(或跨军种)行动概念，用以阐述联合部队、军种或多军种实施某特定作战行动的新方法，以及实施作战所需能力；支撑概念是对上层作战概念及作战能力需求的深化和细化，有些支撑概念是特别针对某一上层作战概念，如由“空海一体战”更名的《全球公域进入与机动联合概念》，就从属于《联合作战：进入概念》，有些支撑概念则是在特定领域、功能或环境方面支持多个上层作战概念，如各种功能概念和保障概念等。

2019年，在CJCSI3030.01《贯彻联合部队发展和设计》中提到了《联合作战顶层概念：联合部队2030》，目前还处于未公开的保密阶段，只在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内部的SIPRNET网络上可见。可以看出，美军联合部队行动的顶层概念一直在根据国家军事战略的调整和国际军事战略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和更新。

4、联合概念框架下的发展与融合−“分布式

杀伤”、“多域战”及“全域战”在联合作战概念逐渐成为参联会、国防部及各军种的一种共识的前提下，新的问题又引发了美军新一轮作战概念的继承发展和创新。比较典型且具有影响力的概念包括海军水面舰艇部队的“分布式杀伤(distributedlethality)”概念、陆军的“多域战(multi-domainoperations)”概念和国防部的“全域战(all-domainoperations)”概念。

（1）“分布式杀伤”

美国海军水面舰艇部队“分布式杀伤”概念是海军“网络中心战”和“全球公域进入与机动联合概念”的新发展和新应用。其含义可以粗略地归纳为：空间上大范围分布的作战单元通过网络互联，共享上级指令、战场态势、火力资源，实现自主共同决策的作战，依托网络和智能两大技术，获取生存和杀伤两方面的效用。冷战以来，美国海军已习惯于运用航母编队强大的进攻和防御力量掌控全球海域，但随着冷战后财政紧缩导致的舰队力量萎缩，航母编队的防空、反潜及反水面作战能力受到了极大削弱。加之地区强国、特别是中国军力的崛起，越来越完备的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及监视与侦察(C4ISR)系统和拥有远程精确打击能力的海、陆、空及水下武器装备严重威胁到航母编队的安全，使航母编队不再具备对海战场的绝对控制力。因此，美国海军提出了“分布式杀伤”作战概念，意图将水面舰队化整为零，在战时分散敌方火力，降低水面舰艇部队的安全风险，并充分利用己方的信息优势和协同作战火力优势压制并战胜对手。

“分布式杀伤”概念的语源可以追溯到2004年，当时的海军陆战队少将罗伯特E·施密德尔(RobotESchmidle)在海军陆战队协会官网上发表文章《分布式作战：由海上》，首次对“分布式作战”进行了论述，根据施密德尔的设想，分布式作战部队具有快速适应和模块化自组织的能力，增加敌方对其位置、意图判断的不确定性，从而获得作战的主动。

次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M·W·哈吉(MWHagee)上将正式签发了《分布式作战概念》，由此正式确立“分布式作战”为海军陆战队的一种作战概念。文件中指出：“分布式作战描述了一种作战途径，通过有意识的分散、协同和相互支持来创造对敌优势，通过增加获取有用的支援，并增强小单位层级的作战能力以实现战术目标。”

2006年，美国海军研究咨询委员会(NRAC)进一步将“分布式作战”概念具体化为“通过空间上分散(作战)单元使之能够影响大的作战区域，能够使用召唤的或直接的火力，并能接收和使用实时、直接的情报、监视和侦察(ISR)信息”。2011年，美国联合部队司令部(USJFCOM)发布了《司令官手册：分布式部队联合支援》，意味着海军陆战队所提出的“分布式作战”概念已经被各军种所接受。其中特别强调了转变“垂直授权的决策线”为“基于信息的全向交流和协同决策”。

2015年1月，美海军水面部队司令托马斯·罗登(ThomasRowden)中将与大西洋水面部队司令彼得·古马陶陶(PeterCumataotao)少将、海军水面战主管彼得·范达(PeterFanta)少将在美国海军学院《前进》(Proceedings)杂志上联名发表题为《分布式杀伤》的文章，正式提出“分布式杀伤”作战概念。文章认为，A2/AD环境正在拒止美海军向前沿投送力量的能力，不能再假设能够随意实现海洋控制，因此美海军需要转向进攻来迫使对手投入大量资源用于防御，并通过增加敌方对于战场空间复杂性感知的困难来获取作战优势。为此文章提出“分布式杀伤”的构想：通过增强各种舰艇(包括主战舰艇和两栖、后勤舰艇)的攻击力，编成分散的进攻性“猎人-杀手水面行动群(SAG)夺取海上区域控制权，威胁敌方内陆目标，并使敌方攻击对象复杂化和攻击密度稀释(见图12)。

图8 “分布式杀伤”概念示意图

“分布式杀伤”概念由传统的“以兵力集中实现火力集中”向“兵力分散火力仍集中”转变。调整了航母编队主要由飞机担负攻击任务的传统模式，让大量水面舰艇(包括补给舰、两栖舰和运输船等辅助舰艇)通过装备新型反舰导弹和巡航导弹等武器，具备中远程打击能力，部署时在地理上分散开来。这样做可达成两方面的效果：一是增加敌军C4ISR系统对美军打击平台持续进行侦察、跟踪和监视的难度，并分散敌方火力，从而确保舰艇安全；二是扩大打击火力的规模，增加了敌军的防御难度，可提升打击作战效果。具体措施包括但不限于：SAG通过搭载无人机(如“战术拓展侦察节点(TERN)无人机系统”、“海军陆战队空地特遣部队远征无人机系统(MUX)”等)实施广域空中监视，帮助舰艇使用远程防空和打击武器(SM-6防空导弹和远程反舰导弹等)消灭空中威胁，打击海上和地面机动目标。

分散部署的SAG即使没有航母和陆基航空兵支援也足以完成复杂任务，相应地，航母的作战使用方式也将发生重大变化，E-2D、EAG-18G和F-35、F/A-18E/F等舰载机将为“分布式杀伤”提供ISR以及指挥和控制(C2)支持，并且MQ-25舰载无人加油机提供的空中加油能力能够显著扩大舰载机的分布范围。航母的防空反导屏障将由密集的战斗群转变为分散的SAG，以提供大范围的多层保护，同时通过部署圈套吸引敌人火力，并在水面战舰上使用定向能武器(如激光和高功率微波)，以提高战舰自身的防御能力。

2017年，“分布式杀伤”概念正式写入美国海军水面战战略，其概念表述为“通过增加单舰的进攻和防御能力，在广阔的海域以分散的编队部署，形成分布式火力”，并提出了“凡船皆可战”(Ifitfloats，itfights)的口号。2020年，海上三军战略《海上优势：以一体化全域海上军事力量制胜》明确阐述了以中国为主要对手构建“一体化全域海上军事力量”的目标和建设思路。为此提出了三大作战概念：“分布式海上作战(DMO)”、“对抗坏境中的濒海作战(LOCE)”和“远征前进基地作战（EABO)”，再次强调了“分布式杀伤”。指出分布式海上作战关注的是作战层面，而非战术行动层面，同时还关注整个作战区域的海军力量整合，以提供目标获取和进行火力协调。

值得一提的是，LOCE概念的提出，表明海上三军认识到濒海作战空间日益激烈的竞争、远程精准打击系统的扩散、高价值单元面临的威胁，以及一些潜在对手正试图将其海洋拒止能力升级为海洋控制能力。这些情况要求海上三军统一思想，把海洋控制和海上军力投射能力有效结合起来。对抗环境中的濒海作战概念意在拓展“分布式杀伤”的范围，创造一种模块化、可扩展，由海基和陆基传感器、武器、平台和保障力量组成的综合海军网络，以提供有效应对危机和大规模意外事件，以及在对抗环境的濒海作战中阻止对手侵略所需的能力和持久而灵活的前沿存在。

EABO虽属海军陆战队独立开发，但与“分布式杀伤”概念互为补充，在以“大国竞争”为导向的美国新军事战略框架下，美海军陆战队擅长的反恐作战和快速干预作战的地位正在下降，从而促使其寻求新的作战模式和军种任务。在军种竞争的压力下，由美海军陆战队主导、以在西太平洋等前沿海域快速“夺岛”为目标的EABO概念应运而生。简言之，EABO就是将地面部队事先部署到靠近敌方的岛上或岸上，利用岛屿前哨扭转对手的A2/AD策略，帮助美国陆、海、空军部队在敌方远程精确打击中生存和战斗。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大卫H·伯杰(DavidH.Berger)上将对EABO的描述如下：“我们的对手通过部署远程精准火力来支持针对美国和联军的‘反干预’战略，推动了EABO的形成。EABO是一种作战概念，能让海军在对手远程精准火力弧线内持续推进，同时可用来恢复部队弹性，支持持久的海军前沿存在。通过建立一个新型远征海军体系，使其不依赖集中、脆弱且昂贵的前沿基础设施和平台，我们将挫败敌人试图将美军与我们盟友(主要指日本和韩国)和利益分离的努力。”

（2）“多域战”

“多域战”概念是超越过去和当前的“空地战”、“陆海战”等战役或战术级协同作战的一种未来作战概念(见图9)，强调从战略思想、联合部队组织机构、协同军种C4ISR到基于作战网络的协同交战等实现全方位实时无缝融合，使联合部队在五大作战领域(陆、海、空、天和网络空间)内均能够进行自由机动并占据作战主导地位，压制对手反制能力并击败对手，实现国家战略目标。

图9 “多域战”与“空地一体战”的区别

2015年4月8日，时任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RobertOWork)在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发表重要演讲，就21世纪的战争、军事解决方案和当前美军困境等问题和听众进行探讨交流。沃克指出：“未来的某一天，我们或将与拥有大量制导火箭、迫击炮和导弹的敌人作战，对手会使用信息化战争来彻底摧毁我们过分依赖网络的部队。那么，‘空地一体战2.0版’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不知道。你们陆军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在演讲中，沃克认为“人机结合”可能是打赢未来战争的关键。

这次演讲可看作是陆军“多域战”概念的发端，“多域战”是“空地一体战”的继承和发展。沃克的演讲使“空地一体战2.0版”成为了美陆军思考未来战争的逻辑起点，激起了美陆军对“多域战”概念的探索。经历了1年的调研、研讨和论证后，2016年秋天，负责概念开发的美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TRADOC)时任司令大卫·珀金斯(DavidGPerkins)将军以“多域战斗”为主题发表了一系列的公开演讲。其中学界多引以为“多域战”起源的一次公开演说发生在2016年10月3日的美陆军协会年会上，面对来自海军、空军和盟国的众多高层听众，珀金斯第一次使用了“域”(domain)一词来论述目前美军所面临的严峻形势，阐述了“所有领域均受到挑战”、“单个领域的优势无法赢得战争”等观点。珀金斯认为，“多域战斗”将继承、发扬并创新陆军“空地一体战”概念，应对未来的安全挑战。他呼吁各军种、盟友之间打破藩篱，密切协作，摒弃追求各自单一领域制权的军种思维惯性，为联合部队指挥机构提供一种“多域方案”。

2017年，为了宣传推广并启迪争鸣，美陆军陆续发布了一系列有关“多域战斗”的文件，其中包括2017年2月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联合发布的白皮书《多域作战：21世纪的合成兵种》，该白皮书对珀金斯于2016年10月在指挥与总参谋学院的主旨演讲观点进行了介绍，初步阐释了发展“多域战”的背景、必要性和共同研讨的粗略实施方案；同年10月，美陆军发布了《多域战斗：21世纪合成兵种的演变2025-2040》见图10)，也就是概念1.0版，定义“域”(domain)为“作战环境中某一组织与实施作战行动的活动领域，包括陆、海、空、天和网络空间等5个作战领域”，明确了以“多域战斗”替代“空地一体战”指导陆军部队作战和建设的核心作战概念转换，进一步拓展了传统战场概念的深度和广度，引入了所谓“灰色地带”(greyzone)这一低于武装冲突阈值以下的敌我双方较量领域，重新审视太空、网络、电磁频谱和信息环境等新的作战领域对未来战争的影响。

图10 《多域战斗：21世纪合成兵种的演变2025-2040》封面

2018年10月，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又颁布了《美国陆军多域作战2028》 (见图11)，作为目前最为成熟的“多域战”概念版本，它以“作战(operation)”替换了“战斗”(battle)，在“竞争、武装冲突和重回竞争”这一“竞争连续体”(competition continuum)中引入了跨政府、跨机构的有关要素，对“多域战”的概念进行了进一步拓展深化，提出“多域战”中的“校准力量态势、运用多域编队、达成多域聚合”3项核心理念，明确了“多域编队”的具体需求，细化了不同层级部队在“多域战”中所需具备的相应作战能力。

图11 《美国陆军多域作战2028》封面

伴随着概念的不断升级演进，按照作战概念开发的“螺旋方针”，美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还将“多域战”的内容和思想写入了军种作战条令当中，例如，2017年10月更新的《美国陆军野战手册3-0：作战》就在现有的条令框架中新加入了18页的“多域战”相关内容。当前，“多域战”概念已成为指导陆军建军备战的核心作战概念。2019年颁布的《陆军现代化战略》中明确提出：“作为一体化联合部队的一部分，陆军未来的建军目标是，建成一支到2028年能够在单个战区实施‘多域’作战、到2035年能够在多个战区实施‘多域’作战的现代化‘多域’陆军。”目前，“多域战”概念仍处于开发状态，相关工作已交由从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中新划分出的未来司令部负责。随着理论研讨、实验和演习的不断深入，可以预见，“多域战”概念将全面引领未来较长时期内美国陆军的作战、教育训练、装备研发和人力资源工作转型。

综上，“多域战”概念紧贴《国防战略》等顶层纲领性文件的指示要求，着眼于未来大国竞争的复杂作战环境，以“跨域协同”思想为核心，充分汲取了其他军种和联合概念的理论优长，呼吁各军种打破“单域制权”的思维模式和军种至上的利益藩篱，推动联合作战从以往粗放式战役级军种部队联合，经过集约式的“基于网络”的装备联合，迈向一种更快、更细、更低层级的内聚式“多域”能力聚合，这种较高的理论站位和开放包容的特性使得“多域战”概念从诞生伊始便得到了美国国防部、参联会和其他军种的认可和支持。

（3）“全域战”

在美国定义的“大国竞争”的战略环境下，美军谋求在陆、海、空、天及网络空间等所有作战领域居于主导地位，联合部队能够在可能发生的未来战争中打败任何挑战者。因此，美军迫切需要发展新的联合作战顶层概念，以描述未来的作战环境、敌我能力和如何在全领域(all-domain)与之竞争并取胜。从目前公开的信息和报道中可见，由“多域战”萌发而来的联合作战顶层概念非正式的被称为“全域战”，但尚未出现在可见的官方文件中，或许已在前文提到的未公开的《联合作战顶层概念：联合部队2030》中有所反映，或者在其后续版本的文件中予以详细论述，目前不得而知。下面根据所掌握的一些报道梳理其大致的发展脉络并予以简要分析。

图12 “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概念示意图

2019年秋，时任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MarkEsper)指示联合参谋部和四大军种共同开发应对未来全域作战的联合作战顶层概念，并责令于2020年底提交。2020年1月29日，美国防务网络杂志BreakingDefense报道：参联会副主席约翰·海顿(JohnHyten)在当天的空军协会早餐会上表示，联合参谋部正在开发一种联合作战概念，以定义美国新的战争方式。该联合作战概念研究的关键目标之一是定义“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JADC2)”概念(见图12)及其需求。他指出，发展JADC2概念是CJCS马克·米利(MarkMilley)将军及其他成员当前的头等大事之一，国防部还将推动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JROC，美军采办需求的最高决策机构)制定相关联合需求，包括JADC2的需求。

2020年2月18日，约翰·海顿在接受Breaking Defense的采访时提出了“全域战”的初步概念，认为“全域战”将是未来美军全新的战争样式。在这种作战样式下，联合部队的行动将涵盖“陆、海、空、天、网”等全部作战领域，融合太空、网络、威慑、机动运输、电磁频谱以及导弹防御等各种能力，与全球性竞争对手在各种烈度的冲突中展开较量，这就要求“天军”和“网军”司令部与传统上的四大军种司令部协调指挥和行动(见图13)。海顿强调，“全域战”这一未来战争样式将是“整个预算中开启未来的关键，若‘全域战’得以实现，美军将凭借在冲突和危机中无缝地对所有领域实施高度融合和有效指控，长期拥有无与伦比的优势”。并呼吁国会、民众、盟友和联合部队高度关注这一日益重要但又缺乏深刻理解的全新作战概念。海顿同时指出：“虽然对于全球美军部队管理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对于‘全域战’，我们仍然处于学习阶段，因为我们还没有能力做到全域指挥与控制。”

图13 “全域战”概念示意图

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处(CRS，美国国会的一个智囊机构)2020年4月6日发布的《国防能力：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报告，及其后不断更新的报告 (几乎每月更新一次，最新版发布于2021年7月1日)，以及2021年3月18日提交国会的关于JADC2背景及问题的报告，对这一概念是这样论述的：国防部认为其现有的C2系统已不能满足2018版《美国国防战略》的要求，JADC2是国防部新的C2概念，其构想是将陆、海、空、天和陆战队的所有传感器连接到一个统一的(作战)网络中，形成一个类似“云端”的环境，使联合部队分享ISR数据，并可在多种通信网络中传输这些数据，以极大提高决策效率。国防部在描述JADC2时，利用优步(Uber)软件(一种打车软件)来作类比，优步软件包含了2种不同的应用程序，一种面向乘客，一种面向司机。得到用户各自的位置信息后，优步的算法根据距离、行驶时间、乘客人数及其他参数来选择最优的司机-乘客匹配，然后程序推荐将乘客送至目的地的行车路线，优步依靠基站覆盖的通信网络或Wi-Fi网络传递数据并进行司乘匹配。与之相仿，JADC2通过网络搜集获取多传感器信息，通过人工智能算法进行融合处理，从而辨识并确认目标，然后推荐最优的武器(常规动能武器或诸如网络和电子战等非动能武器)对目标进行攻击。传统上，各军种独立发展各自的战术网络，一个军种的网络与其他军种的网络是不兼容的，如陆军网络无法与海军或空军的网络进行连接和交互。而基于JADC2，国防部期望打造一个能够连接大量传感器及武器系统的“物联网”，应用人工智能算法来帮助提升决策能力。国防部讨论，与现在通常需要数天时间来进行战场分析并发出作战指令相比较，在未来的冲突中可能需要指挥官在数小时、数分钟甚至数秒内就作出决策。《美国国防战略》指出，目前的C2系统在未来遇到相匹敌的对手时将会持续“恶化”，并认为C2系统的现代化是军队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因此，运用基于人工智能的自动化和通信技术发展JADC2是支持未来联合作战的关键。

在“全域战”越来越引起全军重视的环境下，美国空军走在了前面。2020年3月发布的《空军条令注解1-20：美国空军在联合全域作战中的作用》首次将“联合全域作战(JADO)”概念写入空军条令，该文件对JADO所做的定义是：为获得优势并完成任务，联合部队在包括陆、海、空、天、网络空间及电磁频谱的全领域联合指挥和实施的协同作战行动。此外，空军正在发展“先进作战管理系统”(ABMS)，该系统被称为JADC2概念的核心技术平台，美国空军在一场记者会中说明ABMS就是军用物联网。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以军用物联网为骨干的生态圈，而ABMS会发展以下6种“产品线”将各军种连接起来：①卫星、雷达等各种传感器的连接器；②汇集与储存传感器数据的数据云；③依据数据机密性进行分类管理；④桥接到各种网络及数据链(Link-16、无线电、MESH网络等)的连接器，例如有一种连接器会安装在无人僚机上，以接通F-22与F-35的作战网络；⑤利用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决策等的软件，例如有一种应用程序可以让指挥官用移动设备看到原本在指挥部才能看到的实时机密报表；⑥各种软/硬杀伤武器的连接器。

美国空军已经邀请其他部门加入ABMS，以此作为JADC2联合架构的基础，而参联会已批准空军可以继续采用这种技术优先的方法开发JADC2。美军联合参谋部则统一了陆军、空军和海军的概念，形成JADC2框架，并在同一框架下鼓励各军种各自发展，但总体朝统一方向前进。这种框架松散、各自独立、需求牵引、技术支撑、总体联合的模式正持续推进JADC2的发展。

2020年6月，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批准通过了总额达7405亿美元的《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在该法案“保持美军全域军事优势”部分，首要事项是优先发展联合能力，主要内容是提高部队的态势感知、决策和跨域指挥能力，制定JADC2能力需求，以领导和协调各军种建设。

2020年12月，美海军部发布由美海军作战部长、海军陆战队司令、海岸警卫队司令联合签署的“海上三军”战略《海上优势：以一体化全域海上军事力量制胜》新战略强调“全域优势(all-domaindominance)”，美“海上三军”不仅与海、陆、空等传统作战域兵力紧密联合，还要与太空军、网络部队等新型作战域兵力紧密联合，确保制空权、制海权和制信息权，从而使美海上兵力能“专注于摧毁对手舰队”，获取从开放海域、海上通道到对手港口的海上全面控制权，进而迅速撕开对手的海上拒止线，从海上进入对手陆上实施作战。

综上，“全域战”是国防部牵头，借鉴陆军“多域战”概念而发展起来的应对“大国竞争”的联合作战顶层概念，它是各军种独立开发的众多作战概念的一次大融合，而且不仅仅是概念的融合，还预示着美国武装力量作战能力的全面融合。

5、美军作战概念小结

军事战略、地缘政治、军事科技等因素的发展演变正引发迅猛而激烈的军事变革浪潮，在这样的大潮中，美军对如何应对现代的战争以及如何构想未来的战争进行着越来越深刻的思索，所提出和发展的各种作战概念层出不穷。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

（1）应对眼下军事需求的作战概念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针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基于科学预测提前设想并发展全新的作战概念；

（2）作战概念提出后并不是成为一成不变的文本，而是与战略和条令一起在论证、试验、演习及实战中不断地检验验证和迭代更新；

（3）在信息化时代军兵种作战能力协同融合的背景下，除继续发展军兵种独特作战概念外，美军越来越重视联合作战概念的开发、融合与推广；

（4）作战概念提出和发展的目的不仅是谋求某一军种或领域的作战优势，而是更加重视全域联合作战优势。

三、简评及启示

美军作战概念的发展看似纷繁芜杂、天马行空，仔细分析，实则前后有据，彼此关联。每一个作战概念的提出、研究和发展过程都是从极富针对性的作战问题引发而起，通过广泛论述和争鸣，比较(过去)与预测(未来)，逐渐由模糊到清晰，由概略到具体，由语焉不详到正式文件，再经过实验、仿真、演示、演习或实战检验，成为被全军所接受的指导性作战理论。文中通过分析，提出以下几点启示，以资探讨，并期望引起更深入的研究。

1、“摸着美军过河”

俗话说：摸着石头过河。我军的学习榜样是美军，所以我军要摸着美军“过”军事现代化的“河”。我军研究美军、学习美军是为了少走弯路，力争追上美军并超越美军。2020年11月，中央军委印发《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作战纲要(试行)》，作为我军对标美军“联合条令”的顶层纲要，突出强调指导性、理念性和原则性，重在宏观指导上提纲挈领进行总体规划，明确联合作战组织实施的基本问题，统一作战思想，厘清权责程序，指导作战行动。开创了我军军事条令自顶而下的发展篇章，这是军改以来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我军虽然尚未形成美军那样较为完备的系列化、层次化和具体化的“联合作战条令”和各军种作战条令，但正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目前美军通行的各层级条令都是由作战概念开发积淀而来，因此我军也应学习美军广泛开展作战概念的研究，不一定要照搬美军的程序和路线，但必须要重视美军的作战思想发展，不仅要研究美军作战概念的内涵、发展和应用，还必须研究其优势、弱点和反制方法，发展概念和创新战法，直指美军软肋，以我军“作战体系”与美军“作战体系”展开竞争、对抗，直至击败他们！

2、战略上重视敌人，战术上更要重视敌人

“战略上藐视敌人”的说法并非任何时候都合适，在信息化、智能化全面而彻底改变战争面貌的今天和未来，美军的战略研究非常先进和超前。事实上，从军方到国防工业部门，我军一直在紧跟美军的步伐，但战略研究还缺乏预见性和可操作性。必须跳出美军战略的窠臼，发展我军自身的联合战略和军种战略，以己之长克敌之短。

美军的作战条令和作战概念都是从顶层到底层，从战略层级、战役层级到战术层级直至具体装备运用层级，根据现在和未来的作战问题，不断演进和革新，滚动向前发展的。我军在军队建设、培训、训练和演习、演练中必须针对美军作战概念和战术战法的不断变化，发展作战概念，丰富战术战法，锤炼能力，以应对美军不同烈度的挑战。

3、装备研发的前提也是概念研究

传统的装备研发思想可大体概括为：效仿敌人武器发展对等或更先进同类武器；针对敌人弱点发展专用武器；针对敌人优势发展“不对称”反制武器；根据我方弱点发展关键性防御武器；根据我方优势发展“震慑型”攻击武器等。这样的思路是对标低级参照物(武器)的一种被动式、应答式的装备研发模式。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武器装备研发日新月异，传统的“现实反馈现实”的装备研发模式只会导致目不暇接、疲于奔命，而所能达到的最好效果仅仅是防卫和慑止，无法真正实现超越。

改变和提升装备研发思想的路径在“概念”。作战概念描述未来作战的战场环境、力量对比、动员组织、指挥控制、机动投送、后勤运输、战役战术、武器运用等等方方面面的信息。新型装备研发不是为了应对过去，也不是为了应对目前，而是为了应对未来，所以起点应该在概念、在未来。战争设计为先，武器设计为后，为未来作战概念发展武器、为未来作战体系发展武器，这样才是创造性的装备发展模式，才是先敌发展、克敌制胜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