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汾酒与文学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在唐代，从乡村出发的写作就在杏花村烙下深刻的印记，著名诗人杜牧留下了“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千古名句。

汾酒所在的吕梁更是一片人文热土，产生过由马烽、西戎合著、反映军民团结战斗的著名革命文学作品《吕梁英雄传》，山药蛋派代表作家马烽创作出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贾樟柯说，离开故乡，才能了解故乡。汾阳，贾樟柯出生的这片厚土，给了他丰富的创作灵感。而故乡，一直是贾樟柯电影的创作母题。

不管是电影的一帧一格呈现，还是文学的一笔一捺书写，都是在记录汾酒诞生的这片黄土地上发生的事情，记录那些鲜活的面孔和可爱的灵魂。当我们用文学的视野去认知汾酒，更能体会它的魅力与品格。

汾酒文学季，从杏花村开始的写作。著名作家阿来、格非、韩少功、苏童，诗人西川，艺术家徐冰等四十余位文学家与汾酒的消费者交流对文学、乡村、时间的思考，搭建文学家与读者之间、文学家与消费者之间之间沟通交流的桥梁，汾酒的故事将被文学的火炬渐次点亮。

文｜醉美团队

余华说，吕梁的阳光晒一晒，再加点汾酒，三个月不用补充维生素！

在余华看来，阳光，给予人体生长所需的维生素，能补钙；汾酒，乃是文人精神的“维生素”，能强骨。

果然，杏花村访酒时，余华就让汾酒红了自己的脸。

“余华，你们杭州，有西湖，西湖水是白娘子的泪；我们这里有文湖，里面舀起的可都是杏花村的酒！”彼时，一同的朋友笑称。

“再来一杯老白汾！”余华大笑。66°老白汾酒，杯杯见底。

高兴时，当饮酒

余华在《两个酒故事》里写道，“我没有喝酒的天赋。”

但他的小说《活着》里多次出现酒，而且基本都是高兴的时候。

《活着》里，徐福贵漫长的一生，前半生令人气愤，后半生让人可怜。

福贵的一生中，诚如小说名字直观体现的，福贵活着很是不幸，在他身边，死亡重复发生，无法阻止。这种强烈的宿命感，让读者仿佛置身其中，与福贵一起体会那些悲欢离合。

在他漫长的一生中，有高兴，有苦闷。但余华为福贵安排的酒，大都伴着高兴。

年轻的时候，福贵好喝花酒。

家里百亩良田，一排烟囱散发着气派，那时的福贵喝的是浪荡的酒、任性的酒、快乐的酒。

每每从城里潇洒回家，妻子家珍还给他端菜斟酒，好言相待，这无疑是快乐的酒、幸运的酒。

后来，福贵输光家产。酒，也在余华的《活着》里销声匿迹了很久。

当酒再次出现时，是福贵家的大喜事儿。

二喜初次登门与福贵的女儿凤霞相看，他拎着一瓶酒和一块花布。

福贵与二喜礼节性地喝着酒，此时，他和家珍面上都假装若无其事，眼里却闪着藏不住的希望与兴奋。这杯酒，就像是裹在锋芒之外的红盖头。

再登门，二喜用车拉来了猪头，这时手里仍然拎着一瓶白酒，这是提亲的规格。

这杯喜酒，福贵喝的满是高兴，内心波澜激荡。

不久，凤霞怀孕了，她和二喜拎着一瓶黄酒回家报喜。二喜满饮一碗，激动地泪流，这杯酒多多少少有些庆幸。

此后，余华就将福贵和酒隔离了，亲人接连离开，福贵没有值得高兴的事情再喝酒了。

寻找酒在《活着》中的出场足迹，在余华的笔触下，酒只出现在高兴时，而悲伤时绝对没有。

余华说，在《活着》里，他是不忍心把人逼入绝境的，而是让人朝着光明去走。

所以，《活着》里没有借酒浇愁，也不用酒烘托悲伤。反观高兴时的福贵，他小酌也好，痛饮也好，总是让人希望把他的高兴展现的更热烈一些，让他的快乐时光更漫长一些。

正如在余华眼中，恰当的时候需要饮酒助兴，不当的时候需要断然远离。

“汾阳的好酒，年年等你”

生活里，余华也是如此。

喝汾酒时，余华正在贾家庄参加吕梁文学季的活动，一同来到汾阳的，还有莫言、阿来、格非、张锐峰、郭新民、李敬泽等作家。

浓厚的文化气息环绕着这座“写满故事”的贾家庄，一颗颗文学的种子带着希冀在这里播撒，不断发芽、生长，绽放光芒。

贾樟柯在发布会上谈及创立吕梁文学季的初衷，“只有增加乡村的文化吸引力，才能够重新吸引人们回到乡村。”

吕梁文化季以当代性为风格目标，将目光带到更广阔的文学世界，以别致的布景与深度的现场交流，将文学与阅读氛围融入大众生活，促进大众对吕梁文化与文学思想的深入了解。

主办方邀请一众作家，坐在山西乡村野场中看山西大戏。只见贾街关帝庙前搭了一个露天场子，旌旗招展，人头攒动。

台上，演着《打金枝》，这是一出晋剧大戏。台下，同行的莫言如老僧入定般看了两个半小时。

周围，树的声音婆娑，有草的清味自然，当然少不了汾酒的清香。阿来说，我喜欢喝三种酒，汾酒便是其一。

余华在活动现场和朋友打趣道，“我比你大，听哥的，再来一杯老白汾！”

“盼你年年来汾阳，乔羽老爷子喝了汾酒写下‘朋友来了有好酒’，汾阳的好酒，年年等你！”那位朋友说道。

当酒成为精神文明的具象化表达，成为情感生活的链接，酒的醇厚、酒的清冽，不仅萦绕在唇齿间，更成为最美好的回味。而绵甜爽口的汾酒，更蕴含着浓烈醇厚的美学思想与生活哲学。

“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这支歌是乔羽先生为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写的词，歌唱的不光是山西的自然风光，同时也有对这里淳朴的风土人情、丰富的精神内核的赞美。

从杜牧、傅山到莫言、贾平凹、余华、阿来等，多少文人墨客曾经踏上杏花村这片热土，书写了多姿多彩的汾酒故事。这既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一步，也记录着优秀人文作品与独有的时代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