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军捷
每年4月中下旬，香港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召开一连几日的特别会议，来审议《财政预算案》，各个政策局或部门则会在此之前回复议员提交的书面质询。
过去，不少议员对港府的开支情况盯得很紧，几乎会要求港府对每一项开支做出明确解释。但今年情况略有不同，大家似乎不再关心港府的支出情况。最明显的，对于港府防疫抗疫3年，所支出的6000多亿港元的具体去向，仅有选委会界议员江玉欢一人向行政署发出提问，要求行政署提供从2020年至今防疫抗疫的款项明细。而对于江玉欢的质询，行政署署长卢世雄的回应可堪斟酌，并且从头至尾未详细解释 6000多亿元是如何消耗的。
超6000多亿的财政支出，仅有一人问明细，而署长的回答官方又模糊，约等于没有回答。这说明港府不再惧怕或担心议员的监督质询，同时也说明议员对港府的监督力度和威慑度正在降低。
“反修例”风波后，香港89名公务员因涉嫌参与活动被捕，其中58人已经离开港府，5人已被法庭定罪，将受到纪律处分，还有26人接受内部调查。这一事件给香港官场带来了巨大的震撼，甚至在部分群体内部形成猜疑链，开始怀疑与自己共事的同僚是否是“港独”分子。
而随着“爱国者治港”共识的流行，部分议员为了证明自己爱国爱港，不再敢轻易质疑港府的决策，甚至开始对港府“百依百顺”。这多少有点矫枉过正了，再如此下去，立法会上的“反对派”将彻底消失，以后议员对港府的决策和行为将仅限于一些不痛不痒的询问，而再无犀利的质询。
如此，立法会和香港议员便也再无存在的必要了。
这种趋势是很危险的，失去了监督，或被监督力度大大降低的港府，将很难再三思而后行，保证每一项决策的合理性和利民性，内部的腐败之风也将加速盛行。这极不利于港府的成长，更不利于香港的发展。
实行“爱国者治港”和“爱港者治港”，本意是为了防止反中乱港势力的介入，降低“反修例”事件再发生的概率，亦是为了加强议员对港府的监督，加强港府对港人的责任心，绝非是要将香港打造成一个高度一致的团体，杜绝一切不同的声音。
因此，爱国议员还是要看紧港府的每一项支出，质询港府所有不合理的决策；爱国的官员也要认真执行决策，对港人负责。这才是“爱国者治港”的真正含义，也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香港一直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不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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