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893年,毛泽东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市韶山冲上屋场一个半封建半民主的家庭。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掌握了一定的哲学思想,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参加革命工作后,毛泽东更是数次提出:“共产党员应当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神论者。
党员组织参加迷信活动,丧失正确信仰,有助于迷信之风的蔓延,损害党和政府形象。”
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从叶坪迁到沙洲坝。
沙洲坝百姓宁愿吃附近泥塘里布满细菌的泥水,都不愿意打井。
毛泽东经过多次实地调查后发现,当地传说地底下有条“旱龙”的迷信说法。
毛泽东决定破除迷信,亲自指导军民在村口十几米处打了口深约六米的水井。
从这件小事不难发现,毛泽东从来不信鬼神之说,他只信奉马列主义。
然而,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拿着毛主席的大作《七律二首·送瘟神》(以下简称《送瘟神》)说他老人家有些迷信。
不然的话,为何毛泽东会用“送瘟神”这样一个极其浓厚的民俗行为,作为本诗核心内容?
其实,这群专家学者完全是胡说八道。
毛主席之所以写下《送瘟神》二首,与1958年6月底,从江西余江县传来的一则消息有关。
他老人家得知具体情况后,一夜未睡,欣然写下了这两首光辉诗篇。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图|伏案写作的毛主席
一、毛泽东创作《送瘟神》始末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可旧社会留下的贫病交加,百废待兴的烂摊子,成为新生的人民政府需要待解决的难题。
党中央与毛泽东深刻意识到:若想带领国家与人民快速步入正轨,首先要根治一切传染病。
其中,血吸虫病是新中国发展经济的“拦路虎”,人民政府将防治包括血吸虫病在内危害人民健康最严重的疾病,当作重要任务,不懈斗争。
在数以万计的调查摸底基础上,中共中央采取查治病人、减少传染源、查灭钉螺、切断传播途径、改水改厕,以及个人防护等综合性措施;
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全党动员,全民动手消灭血吸虫病”的壮观场面。
说得这么热闹,到底何为血吸虫病呢?
简单来说,血吸虫是寄生在人的肠系膜血管内的小虫,吸取人的血液,在血管里释放毒素,使人患上血吸虫病。
这种病蔓延在长江沿岸一带及华南广大农村,数千年来长期折磨着劳动人民,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
旧社会的反动统治对于农村这种地方爆发的血吸虫病不管不顾,不采取任何措施。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群众大力开展防治研究工作。
据资料记载,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长江以南十二个省都出现过血吸虫病。
血吸虫病的患者波及江南产粮区大部分土地,巅峰时期,血吸虫病人超过1000万,有1亿人口受到这种疾病的威胁。
1953年9月,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向毛主席提交了一封他对血吸虫病的认识的信。
当时沈钧儒在太湖疗养,发现这一带血吸虫病流行极为严重,病患通过水田中的钉螺感染,导致肝脾肿大,丧失劳动力。
得不到及时救治后,十分痛苦的死亡。
血吸虫病肆虐横行,使富庶的江南人烟稀少,甚至出现“无人村”。
沈钧儒给毛泽东修书一封,反映真实情况。
毛泽东接到这封来信后,当即提笔回信:“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相关工作,已让习仲勋同志负责处理。”
尽管日理万机,毛泽东仍将有效防治血吸虫病作为一件大事。
经过调查,他老人家了解到血吸虫病已经在长江中下游等地流行。
解放后,党和政府虽有救治,但患病人数已经达到上千万,形势十分严峻。
图|江西地方宣传血吸虫病
1955年秋,全国正处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毛泽东从北京出发,一路向南深入农村,实地调查了解农民生活真实情况,倾听人民群众真实呼声。
11月24日,毛泽东专列驶进江西向西火车站,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与刘俊秀、方志纯等地委书记,以及丰城、瑞金两县委书记前往站台迎候。
火车刚一停稳,随同毛泽东视察工作的汪东兴走下专列,热情地和大家打招呼:“主席在专列会议室等你们。”
杨尚奎、刘俊秀一行随汪东兴走进车厢。
毛主席先是与大家一一握手,然后率先发问:“江西有些什么地方疾病?”
杨尚奎、刘俊秀等同志,你一言我一语就说开了:“江西流行数十种疾病,包括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麻风、疟疾,最严重的就要数血吸虫病。”
毛泽东接着问:“血吸虫病严重到何种程度了,你们没有进行防疫措施?”
杨尚奎汇报:“江西是长江以南流行血吸虫病十二个省市之一,有钉螺面积和病人数仅次于湖北、湖南,位居第三。
血吸虫病流行范围为江西八个地市的35个县、区,人口达到600余万,有57万余人患上血吸虫病。
我们江西地方建立与健全了血防领导机构,还派省委防治血吸虫病五人小组副组长吕良同志到上海开会,回来就全面开展灭病工作。”
毛主席笑着说道:这些地方疾病不消灭,对人民身体健康危害太大,也不利于发展生产。
同年12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
他说:“对血吸虫病要全面看,全面估计,它已经成为我国现有流行病中危害最大的一种病害,严重地影响农业生产,危及民族健康与繁荣。
要看到这种病的严重性,共产党员的任务就是要消灭危害人民健康的最大疾病。
各级党委要挂帅,组织有关部门协作,人人动手。”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党中央成立了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
1956年初,党中央批准了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提出的《关于防治血吸虫病报告》。
2月7日,在最高国务会上,毛泽东作出了“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指示,一场轰轰烈烈的消灭血吸虫病战争正式打响了。
三年后的1958年,江西省余江县首先实现消灭血吸虫病的胜利。
之后,又有广东、广西、上海、福建、浙江五个省份,先后在20世纪80~90年代,实现治好绝大部分血吸虫病的病人,进而阻断传播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就是看到江西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的消息后,激动得一夜未眠,挥毫写下《送瘟神》二首。
早在1956年春,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办公室,派出五名著名专家来到余江县视察和指导血防工作。
专家们先肯定了余江县“土埋钉螺”的办法,同时提出注意粪便管理,积极治疗患者的若干条意见。
图|《送瘟神》手稿
据专家们的意见,余江县委县政府在1956年至1958年春,结合冬修水利工程,打了两次突击战和一次扫尾战,开挖87条全长165公里的沟,使全疫区实现灌溉自动化,减少农民皮肤直接与污水接触。
1958年5月10日,《江西日报》第二版头条发表了中共余江县委第一书记李俊九同志写的《我们是怎样除血吸虫病》的文章。
李俊九在文中宣布:余江县全县取得全面彻底根除血吸虫病的胜利!
5月12日至22日,江西省委书记、省委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组长方志纯,亲自布置对余江县的复查鉴定工作。
江西省复查队和中央血防九人小组派来专家,在余江县所有流行区复查钉螺与病人、病牛。
结果认定余江县血防工作取得中央制定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胜利。
6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从北京发来贺电,祝贺余江县在全国率先根除了血吸虫病。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第一面红旗》为题目,报道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喜讯。
此时,正在浙江杭州开会的毛泽东看到这篇报道,心情非常激动,甚至一夜未睡,连声说道:“太好了,太好了,全国都这样,那该多好啊!”
第二天清晨,毛泽东浮想联翩,发挥出他崇高的精神与伟大的胸襟以及诗人特有的浪漫,写下了气壮山河的《送瘟神》二首。
7月1日早晨,时任毛泽东的卫士封耀松,见到他老人家正吟诵刚刚写下的这两首诗。
1958年10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送瘟神》二首的手稿。
新华社用十余种语言在同一时间向世界各国播发,全世界74个血吸虫病流行国家,为中国这一创举欢呼纷纷致来贺电。
苏丹医学代表团和十二个国家的28名留学生来江西余江县考察访问防治血吸虫病的先进经验。
二、“送瘟神”绝不是迷信
这两首诗虽然是以“送瘟神”为题目,但“瘟”本是中医对牲畜所患急性传染病的统称。
毛泽东用“瘟神”代指血吸虫病,其实有一种戏谑调侃的意味,表达了他老人家得知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后,内心无法抑制的兴奋与喜悦。
前文简单提及过血吸虫病主要流行在我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它是寄生在人或动物静脉血管中的一种病原体。
《送瘟神》还提到了东汉末年的神医华佗。
据史料记载,华佗是亳州人,一生活动区域主要在中原地区,足迹未到江南。
他曾经治愈的病人吐出肉眼可见的小虫。
由此可知华佗所治的病人大概患上了蛔虫、钩虫之类的肠道寄生虫病,并非《送瘟神》这首诗所诵的血吸虫病。
但两者既然都是寄生在人体内的病虫,因此,毛泽东巧妙借用了神医华佗的典故。
他老人家不是称赞华佗的医术高明,而是感叹血吸虫病在中国肆虐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危害之大。
说明旧中国由于兵荒马乱,条件落后,连华佗这样的名医也对小小的血吸虫病束手无策,只能任凭它肆虐流行,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无尽苦难。
《送瘟神》还借用了廉颇蔺相如这两位历史名人的典故。
《史记》记载,战国末年,赵国使者曾诋毁廉颇,说他老得不能动。
毛泽东借用此典故,刻画出旧中国农村衰败,加上遍地到处都是粪便,表明农村卫生状况恶劣,粪便管理不善,正是血吸虫病传播主要原因。
诗中还有一句“牛郎欲问瘟神事”,是毛泽东由天河联想到在天河左岸的牵牛星。
用比喻的方式,联想到天上的牛郎也在打听人间瘟疫情况。
图|20世纪50年代,儿童接种疫苗
牛郎织女是出现在中国古典神话中的人物,毛泽东发挥艺术想象力的巧妙设问,体现了他作为诗人以及政治家、革命家的博大情怀。
总而言之,《送瘟神》这两首诗与封建迷信扯不上任何关联。
诗歌是一种文学载体,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毛泽东之所以会写下这两首诗,主要就是他看到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产生许多感想,甚至晚上睡不着。
感到欣悦的他就写下了这两首诗,巧用“送瘟神”这种民俗行为表达了人民消灭血吸虫病的成功。
把血吸虫病比喻为“瘟神”,意思就是只有瘟神被送走了,大家才能稳步进行发展。
用讽刺的口吻,突出了人民生产斗争的胜利。
《送瘟神》二首是毛泽东带领广大人民和血吸虫病战斗取得胜利的革命史实。
从这两首诗里,我们能深深体会到诗人崇高的精神和博大的胸襟。
这两首诗的根本内容就是关心千百万人民的幸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挥无比伟大力量,终于把“瘟神”送走。
从这两首诗更能学习伟大诗人毛泽东推陈出新的艺术表现手法。
“瘟神”在古代被视为迷信,到了新中国,却是要被彻底消灭的!
因此,对于这两首诗的理解不能仅限于血吸虫这一具体事物和所谓的封建迷信。
毛泽东所指的“瘟神”范围更加广泛,可以是疾病可以是某件事情。
第一首《送瘟神》写的是从旧社会血吸虫病的猖獗,写到今天这种病正在成为过去。
血吸虫危害非常酷烈,就是华佗那样的名医也不能奈何它。
“瘟神”指瘟疫的神,比喻不幸的命运一去不复返。
第二首写劳动人民正在运用无穷智慧,发挥无比力量,改造自然,改造自己的命运,显示了新中国的新气象。
在站起来了的中国劳动人民面前,“瘟神”只有被送走了。
三、如今的血吸虫病还在肆虐流行吗?
血吸虫病在20世纪90年代时期已经得到根治。
至2003年,全国427个流行县已有317个实现阻断传播。
不过,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国湖沼地区和山区消灭血吸虫病的任务依然繁重。
随着对这种疾病的深入了解,我国将血吸虫病流行疫区分为湖沼形、水网形、山丘形。
这三种类型中的湖沼形分布于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苏五个省,包括四川、云南一些大山区间的小流域冲刷形成的小平原。
从1958年我国取得对血吸虫病的根治伟大胜利后,个别地方由于思想麻痹放松,没有反复斗争,致使一些地方的“瘟神”死灰复燃。
据2010年的统计,全年仍然有30余万人感染上血吸虫病,尤其是新感染和急性感染者正逐年增加。
图|1958年,毛主席视察安徽听取地方同志对血吸虫病的情况汇报
其中有38个县市出现疫情回升,向武汉、南京、长沙等大城市蔓延。
包括近几年“退田还湖”等措施,快速扩大草滩面积。
加之人们生活条件变好,喜好食用牛肉的变化促使养牛业发展。
水草丰美,适合牧牛放羊的江湖草滩给了血吸虫病滋生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扩大疫情传播的因素。
还有一点,新型血吸虫病相较于20世纪50年代的血吸虫病,显得更加难以防范与根治。
晚期血吸虫病患者,想要彻底治疗非常麻烦。
为防止血吸虫病死灰复燃,有关部门采取几条必要的防治措施,包括查治病人、病畜、控制传染源、彻底消灭钉螺、对粪便进行无害化处理、保护水源……
与血吸虫病做斗争不是一朝一夕,轻而易举的,这种病也困扰着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
必须标本兼治,进行综合治理。
另外,根治血吸虫病不仅是医生们的任务,还需要农业、水利、林业、公安等诸多部门通力合作,才能对中国剩下的1/3疫区、县起到综合防治,且根治的效用。
当然,随着科学、医疗技术不断进步,加上人们受教育率普遍增高,大家对于血吸虫病的传播以及预防和治疗等等知识,都有了一定的了解。
相信不久的那一天,中国大地上会实现毛主席他老人家“纸船明烛照天烧”的愿景。
图|毛主席举着蟑螂标本,询问孩子们对它的认识
结语
毛泽东在《送瘟神》二首中,巧妙地融入与中国典故原义相关的西学知识,表现了诗人对中西知识的融会贯通,及驾驭诗歌语言的高超技巧。
伟人于半个世纪前创作的《送瘟神》二首,成为那个时代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相结合的经典诗篇。
65年过去了,我们今天从语言艺术的角度重新阅读这两首律诗,便会发现这两首诗不仅在平仄、押韵、对仗等形式技巧方面遵守近体诗格律,在用典及点化前人诗句上也独具匠心。
使诗境更加阔大,气象更加恢宏。
一向关心人民疾苦,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毛泽东十分关心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
当看到余江人民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报道,他老人家岂能睡得着觉?
是啊,这种连神医华佗也没有办法降服,危害人民几千年的小虫,在新中国成立短短的几年里,就开始在一个县里消灭了,他怎能不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呢?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劳动人民,就没有克服不了,战胜不了的困难。
这正是: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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