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张译有一部电视剧叫《欢颜》。
这部剧主要讲述了一群爱国的青年人，将一批用于支持革命的金条，一路从广东经福建、浙江，送至上海并交给共产国际的故事。
一路上，一波三折，步步艰险，为了将这批金条送达，很多人前仆后继为之付出生命，但好在最终金条成功抵达了目的地。
然而，故事的原型，却并没有这么圆满。
120两黄金
这个案子，是毛主席心中留了18年的一根刺，也是党史上极受重视的一桩悬案。
这桩案件发生的时间，是第二个临时中央开展工作不久后的1931年初冬。
临时中央在上海建立，上海那时候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十里洋场，处处都需要经费，临时中央无论再怎么节省，都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
没有钱，临时中央就无法开展正常工作，中央机关自身的安全都无法保障。
这起案子，就从这笔珍贵的“经费”开始说起。
临时中央不可能公开向外面募捐，也不可能出面筹款，只有两个办法能够最快筹到钱：
向共产国际申请援助。
由苏区红色苏维埃政权拨款。
国民政府的阻挠让申请共产国际的援助困难重重，苏联的拨款不可能通过银行和邮局，要安排专门人员送到中国。路途遥远，可能遇到的风险不可预测。最重要的是，需要的时间少则两三个月，多则半年。
所以上海临时中央政府只能以密电的形式向正在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取得联系。
当时苏区也是捉襟见肘，但对于临时中央的请求，苏区毫不犹豫地拨给了黄金一百二十两。
当时主持苏区财政工作的正是林伯渠，在他的指示之下，黄金拼拼凑凑送了过来。
这些黄金都是零零碎碎的金首饰，为了能够方便运输，便请了一位瑞金的金匠将这些金首饰全部都熔了，铸成了十两一根的金条。
这些金条都被装入一口按照金条尺寸专门打造的白铜小盒子里面，盒子口用锡焊封。
完成了这一切，最重要的就是怎么运送到上海。
当时商议的路线是这样的，从瑞金出发，途经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最后到达上海。
路线很长，很容易出事，要挑选精干的、对当地十分熟悉的交通员来转送，这就需要经过多个交通员的手。
为了任务能够万无一失地完成，他们制定了一套严谨的对接方式。
对接的地下交通员每人会领到三样东西：一把钥匙、一把锁和一块验收凭证。
验收凭证是林伯渠亲自写的一个“快”字，刻在一枚棋子上面，棋子只有银元那么大。
执行任务的是7位地下交通员，每个人会分到一块，正好一人分到一个笔画。
钥匙和锁也许是可以复制的，但是这个验收凭证是怎么都仿制不出来的。
更何况，整个对接的过程也是严苛的步骤：首先，交通员的下线和上线交接之时，要用暗语来相互确认身份；然后下线的交通员要用钥匙打开上线交通员的锁，再一次确认身份；最后下线交通员交出手中的那片凭证。
三重身份确认，箱子才能交到下线的手上，上线会把手中的锁交给下线，然后将收上来的凭证上交。
那么，任务完成之后，7块凭证应该全部收回来，拼成完整的字。
安排好一切之后，一号交通员就在1931年11月6人从瑞金出发，交到临时中央，大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11月底，实在拿不出钱的临时中央发电向苏区询问，苏区也很着急，但到了12月22日，临时中央已经发了5封电报，黄金还是没有送到。
1932年元旦下午，苏区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拿着快字的前6个笔画已经收到了，但是最后一笔一直没有收到。
这6块送到了林伯渠面前，林伯渠确定都是原件，也就是说，黄金就是在第七个人手上出现了意外。
就是松江到上海的这一段，辛辛苦苦走了一个月，没想到了最后一段功败垂成。
苏区政治保卫局立刻启动侦查，但也只能委托上海中共中央特科的情报员秘密收集情报，苏区是无法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前往上海详细调查的。
上海特科人员马上开始寻找第七位交通员，可是无论情报人员如何寻找，就是无法找到。
而着急等着经费的临时中央，因为黄金的丢失，很多计划陷入僵局，无法进展，造成了很多严重后果，严重影响了革命进程。
因为资金匮乏，被捕的同志无法得到营救惨遭杀害，原本组织配合“一·二八淞抗战”的大罢工也不得不取消，伤员因为缺少医药费而病亡。
还有几名烈士家属，因为经济救助不及时，最后流落街头再无音讯……
因为没有这些钱，眼睁睁看着同志死去，这对临时中央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这宗案子也牢牢记在毛主席的心中。
18年后的1949年，新中国已经成立，毛主席下令在新中国成立前我党历史上各个阶段没有侦破的悬案，都要进行调查。
毛主席专门找来罗瑞卿，要求他来负责调查黄金失踪案。
罗瑞卿深知这个案子已经让毛主席牵挂了18年，一定要拼尽权力调查。
当年上海地下党同志们就已经调查过第七名交通员，结果没有任何线索。
那么这位交通员到底是携款潜逃了还是被劫匪所杀呢？
可疑的7号
当年挑选的7名交通员都是政治可靠，能力极强的精英，经历了非常严格的考察。
他们并不知道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背叛的可能信是微乎极微的。
上海市公安局挑选了精干，成立了悬案侦查办公室，分为6个侦查组，就是为了侦破这些历史悬案。
黄金失踪案是由第三小组负责的，组长是蒋文增，组员为徐立鼎、胥德深和邬泓。
组长蒋文增拿到档案卷宗一共就两张纸，案件只是简单介绍了一下，几乎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蒋文增看到这两张纸，心就凉了半截。
这张纸的最下方盖着中央各个部门的印章，可见中央对这个案子是非常重视的。
小组成员看了卷宗之后，觉得先要找到接触过这起案子的同志。
他们先去拜访了林伯渠，林伯渠对这桩悬案记忆犹新，虽然公务繁忙，还是抽空详细向他们述说了案件的经过。
从林伯渠这里，第三小组得到了两个很有价值的线索。
七个交通员的具体安排是机密，只有当时苏区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知道。
第一位交通员是从瑞金前往南平的，好像是姓秦，曾经给高自立当过警卫员。
可惜，邓发同志在1946年的空难之中牺牲了，和他一起牺牲的还有叶挺、李秀文、王若飞和秦邦宪。
蒋文增寄希望于能够找到秦姓交通员。
高自立是江西萍乡人。曾经担任红三军政委兼军委书记，洪武军十五军政委兼军长等职。
解放后，高自立担任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居委员，蒋文增等人来拜访的时候，高自立已经病重。
他没有办法面见蒋文增，但得知他们此行的目的之后，也给了他们一个很有用的线索：秦姓警卫员是高自立的同乡，解放后在解放军第十三兵团任职。
蒋文增赶紧从沈阳再度奔向南宁。
蒋文增找到现在已经是十三兵团某部市长的小秦。
小秦还记得那个任务，但一直到见到蒋文增才知道箱子里面原来是120两的黄金。
小秦当年的上线是“盛福饭店”的老板，他的对外身份是饭店的员工。
盛福饭店是地下党组织的交通站，传递消息，也为组织赚取一些经费。
小秦的领导接到任务之后，就定下了由小秦完成任务。
为了能够制造小秦前往外地的理由，还为小秦人为制造了一起工伤，对外说小秦回老家养伤去了。
小秦带着这沉沉的箱子骑马骑了6天才到达了南平。
和小秦对接的下一位交通员，小秦完全不知道对方的身份，只知道他的对外身份是南门关帝庙的庙祝。
小秦和第二位交通员对接完了之后，对方就将一小块凭据交给了小秦。
小秦说这个庙祝和他年龄相仿，当时不过30多岁。
小秦的线索也就这么多。
就在这个时候，他们收到了一个好消息，当时中央保存下了前六名交通员的资料，只不过没有第七名交通员的信息。
既然前面几名交通员都是严格按照原本的计划交接的，那么可以直接寻找第六名交通员。
中央给予的资料之中详细记录着这六名交通员的真实姓名、地址和身份。
第六名交通员名为刘志纯。
线索中断
刘志纯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的篾匠。
他很清楚地记得那一次任务，这是他最后一次以地下交通员的身份为组织效力。
因为他的上线在这次任务之后就牺牲了，他失去了和组织联系的方式。
刘志纯告诉蒋文增，黄金在他传递过程之时一切正常的。
七号交通员和他约见的地点是在“汉源栈房”，他还清晰地记得当时七号交通员穿的是黑色的鞋子和衣服。
那天刘志纯刚刚下楼就注意到了他，他正在和人打听是否有从杭州来的人。
刘志纯怀疑这人就是他的下线，于是找机会和他搭上话，确定之后将他带到一个房间。
两人对接的过程一切正常，流程结束之后，刘志纯就将箱子交给了他。
那人将验证的凭证交给了刘志纯。
按照纪律，两人不能多话，在严格执行完任务之后，刘志纯就立刻返回了杭州。
刘志纯记得当时看到七号交通员包里面有一张居住凭条。
回到杭州之后的第五天，有一位地下党员取走了他手中的第六枚棋子。
刘志纯以为这个任务已经顺利完成了。没想到18年来，组织再也没有和他联系过。
杭州解放之后，他赶紧找到杭州的军管会，说了当年的事情。
军管会将他所说的记录在案，所以蒋文增来杭州寻找刘志纯的时候非常顺利。
刘志纯知道这箱子里的120两黄金离奇失踪了，也感到十分诧异。
他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说了出来，蒋文增根据刘志纯的描述，开始寻找他所说的汉源栈房。
松江当年开客栈的并不多，笼统不过5家，蒋文增找到了汉源栈房的老板，根据老板的回忆，当年客栈里面的账房先生或者小二，没有一个是符合刘志纯的描述的。
无奈之下，蒋文增只得用最为简单的方式，发动当地群众，回想1931年12月2日到12月3日，有没有人带着一个奇怪的箱子，或者有亲戚突然来到家里。
当地部门配合蒋文增排查了数万人，但还是没有七号交通员的任何信息，就是疑似的人都没有找到。
事情毕竟已经过了十八年了，又是战乱年代，颠沛流离，从茫茫人海之中寻找一个人实在太困难。
这个案子无奈还是陷入了僵局之中。
蒋文增几个人很是失望，这条线索就这样断了。
一行人打算打道回府时，组员胥德深提出想要去见一位老战友，他曾是松江军分区的参谋，也是胥德深的老乡。
既然千里迢迢来来这么一遭，大家想着不如就和胥德深走一趟。
胥德深的老乡名为杜复明。
蒋文增也没想到，只是顺路拜访一位老战友，竟然让调查柳暗花明。
杜复明备下了好酒好菜招待同志们，几个人聊得很投缘，蒋文增说到今天这桌子菜做得很可口。
杜复明就把厨子喊来和大家一起聊天，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
杜复明询问蒋文增几个人来松江出差的缘由，蒋文增就将案子大概说了一下，并且说出了他们这次来松江遇到的难题。
一起吃饭的厨子是松江本地人，听他们这么一说突然想起了什么：“松江当年还有个专门住宿的地方，叫富春楼。”
蒋文增一听马上来了兴趣，让厨子继续说下去。
- 这个富春楼其实是国民党军官们花天酒地的地方，我也曾经去那里给他们做过菜。那里有一个专门接待军官亲朋好友的招待所，有50个床位，要比一般的客栈多。”
- 你们之所以没有打听到，因为这家客栈条件严苛，松江本地人都不一定知道，住客必须要得到一名营级官员的担保，才能入住。
蒋文增听到这个线索，激动得饭都没有吃完，就赶紧起身去了招待所。
逼近真相
幸好这家招待所一直保存着从前的记录，而且来往人员简单，大部分都是军人，蒋文增只要寻找不是军人的住客就行。
1931年12月1日到12月5日，有三个人住进了招待所。
其中两个人是一对夫妻，他们不太可能是交通员，所以剩下的那个人很可能就是了。
此人名叫梁壁纯，是上海“祥德源”药铺的药工师傅。
他的介绍人是一位营长，也是“祥德源”药铺老板的侄子。
当天“祥德源”的老板让员工梁壁纯去松江办事，让侄子做担保，梁壁纯就住进了这家招待所。
梁壁纯是12月1日入住，12月4日离开。对上六号交通员的时间，刚好吻合！
不过，这也只仅限于猜测，还是要找到梁壁纯本人。
蒋文增火速前往上海“祥德源”药铺，想找老板郭北昌。
可惜郭北昌在1941年就去世了。
蒋文增在药店找一些年长的老人打听梁壁纯，果然得到了一些信息。
梁壁纯是嘉定人，因为为人正直，抓药又准又快，老板很器重他。
一般药铺的药物采购都是交给梁壁纯来做的，但是在18年前的冬天，梁壁纯突然离开了药铺。
从此以后，梁壁纯再也没有来过这里，没有人再见过他。
蒋文增还找到了当年在祥德源工作的其他药工，有个药工还保存着他和梁壁纯的合影。
他说自己是梁壁纯带出来的，所以一直保存着这张照片留作纪念。
他们拿到照片之后赶紧返回杭州，向六号交通员刘志纯确认，刘志纯一见照片就认了出来：“就是这个人，就是他跟我对接的。”
这宗悬案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也就是说，梁壁纯当年取走了黄金之后不久就离开了药铺，他很可能根本没有死，而是私吞了这些黄金。
蒋文增马上来到了梁壁纯的老家，江苏嘉定。
梁壁纯抓药的手艺很好，一定从前在某家药铺当过学徒。
蒋文增就从嘉定的药铺开始调查，果然找到了梁壁纯的师父，“积福堂”的老板陆积福。
梁壁纯果然还活着，他早已成家，还有三个子女。
梁壁纯原本住在嘉定南定门，后来搬走了，陆积福说，梁壁纯妻子的娘家还在黄渡千秋桥堍。
蒋文增找到了当地的派出所，将梁壁纯妻子的档案调了出来。其他人也很快打听到：梁壁纯从嘉定搬到了上海普通洋泾镇。
蒋文增重新回到了上海，没想到兜兜转转了一大圈，要找的人离他们并不远。
梁壁纯现在已经改名了，叫作申继谷，他早就已经不在药铺做生意，而是做了一名钟表匠。
一切都好像是在故意隐瞒自己的过去。
当调查员站在他面前的时候，56岁的梁壁纯不得不承认，自己就是当年的七号交通员。
梁壁纯被带到了上海市公安局，他没有反抗，也没有解释、狡辩，好像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的到来一样。
审讯之前，梁壁纯让警方先去一个地方取一件东西。
在他家中的灶膛里面，警察挖出了一个陶瓷罐子，里面是一份证明文件。
被劫的黄金
在审讯室，梁壁纯开始道出实情。
这场困扰毛主席足足18年的悬案，造成临时中央严重后果的谜案，如今终于要真相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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