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树基. 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南山区的开发[J]. 中国农史, 1985(04): 19-40.
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自20世纪初以来，由于历史学日益社会科学化，形成了“走向民间”的新史学。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的相继兴起，实际上都是新史学“走向民间”的必然结果。因此，广泛收集和充分利用民间历史文献，是新史学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必由之路。
赣南位于江西省的南部，包括赣州地区的全部以及属于抚州地区的广昌和吉安地区的遂川等二十一个县市。该区地形由一系列大的山脉组成，包括赣粤交界处属于南岭山脉的大庾岭、九连山、闽赣边界的武夷山、斜贯赣南北部的雩山山脉以及赣南西部湘赣交界处的万洋山。该区山地面积广大，占全省山地总面积的40%，海拔较高，除若干河谷及盆地以外，概在500米以上，高度较大的山地分布在四周边缘部分，山峰林立，平均海拔多在千米左右。 地势高峻的赣南山区，构成了明清时期流民活动的广阔舞台。
本文旨在通过对于流民活动的研究，勾划出赣南山区农业生产发展的基本轮廓，并探讨该区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历史规律，以期对赣南山区农业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作出科学的说明，也希望本文能为制定今后赣南山区农业及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一个有益的参考。
1 流民运动发生前的赣南山区
宋代的赣南山区，总的说来，景象仍十分荒僻。南宋时人说：“（江西）其南则赖，吉、南安，林峒邃密，跨越之路，奸人亡命之所出没”。其中吉州，主要指吉州南部龙泉、万安等县山区，也包括吉泰平原两侧山区，龙泉即遂川，亦即赣南。因此，可以认为赣南山区的土地开发尚未大规模展开，其农业生产尚处于较低的水平。
然而，赣南山区的农业生产也存在不平衡性。赣南山区中分布有大大小小若干个盆地，其中赣州盆地、宁都盆地均是较著名的农耕区。这些地方人口较多，土地肥沃平坦，素为产米之乡，也是该区漕粮的主要供应地。
从自然村的分布来看，该地区人口除集中于几个盆地农区外，还有相当一部分集中于赣南山区的东北部，如宁都、石城等县山区，明以前的古老村庄至今尚存者仍有不少，现分别从宁都、石城二县北部山区选择几个公社的村庄统计如下：
明以前的古老村庄确有一定的数量，这在整个赣南山区是十分突出的。再从现存此区的许多族谱来看，又知道这批古村基本是由北方迁来。以宁都为例，本人查到这样一批自然村，兹将其原籍和迁入时间、地点等列如下表：
上述八族尽管并不直接来自北方，但其族谱名称就反映了他们祖先自北向南迁徙的历史过程。这表明唐宋时期从北方迁来的人口已经开始了赣南东北部山区的农业垦殖，它是与相邻的赖东宜黄，乐安等县山区的农业垦殖同时发生的。
中南部山区的情况则大不相同。洪武初年杨霄远就安远情况曾说：“臣待罪安远，知安远一兴一废，立县者三，又细访县中，不闻大姓，且少百年外之家。”其原因，他说“臣实不解其由，及行查乡曲，一望林峦，非拾级登峰，丹崖绝壑，即穿坑度凹，鸟道羊肠，臣不禁涕涟，。寸心如碎。乃知安远者，万顷山冈一线田而已矣。故四方未旱，独受旱灾，山高径狭，炎气如炉，苗尝蒸坏，骤雨即成水患。名日倒岭。沃土尺寸，随波逐流。夫田少土硗， 又粮多则重，无怪平催科日迫，求生无路，而死无门。或合室全逃，更名换姓，或壮丁远遁，撒子丢妻…”①恶劣的农业生产条件以及残酷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使得本来就稀少的人口又纷纷外流，造成了这一带山区农业垦殖的迟滞及社会经济的极度凋敝。如果认为簦个赣南山区社会政治条件是大致相同的话，那么，该地的荒僻主要是农业生产条件恶劣的结果。安远的情况可代表赣南山区的一般情况。
从宋元数百年间的人口变化也可以看出赣南山区农业或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为便于比较，兹将赣南二府及江西平原或平原丘陵区的饶州、临江、抚州三府的人口数字一并列如下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从北宋至元代，江西平原丘陵区的人口一直在持续地增长，其中尤以平原区的人口增长最为迅速。到元代，江西平原区的人口已相当密集，绕州每平方公里人口竟达253人之多。而赣南，其人口及人口密度则处于较低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赣南人口在南宋有个陡增，至元代又一下猛降，每平方公里仅8,9人。其原因当是宋政权南渡后，大量北方人口南迁，相当部分进入了赣南。赣南山区恶劣的生产条件与蜂涌而止的大量人口发生了矛盾，加上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与剥削，致使南宋时期，赣南成为农民起义最多的地区之一。地主阶级的血腥镇压使赣南人口大量死亡或外徙。宋元之际，以辛弃疾为首的抗战军民，又以赣南为中心进行抗元战争，元发重兵围剿，赣南叠遭蹂躏，死于锋镝者不可胜计。 如上犹县“元兵围犹，犹人不降，城陷屠焉，死者万有余人” ，赣南农业未及发展，复又地荒人稀。 直到明前中期，景象依然如故，杨士奇称“赣为郡，居江右上流，所治十邑，皆僻远民少，而散处山溪间，或数十里不见民居。 里胥持公牒征召，或行数日不底其舍，而岩壑深邃，瘴烟毒雾，不习而冒之辄病，而死者常什 七八。 ” 与宋时的情况大体一致。 这样，一方面江西平原区出现过剩入口，而另一方面山区则有相当广阔的荒山荒地，就为人口的流徙创造了条件。 明中期始，江西平原区的人口大量外迁，他们大部分迁往西部诸省，部分则和来自邻省的流民一道，揭开了赣南山区大规模开发的序幕。
2 明代流民运动的兴起和山区农业的新变化
1、流民的徙入和分布
成化时间，南（安）赣（州）一带便颇不安定。《明史·闵珪传》“（闵珪）成化六年擢江西副使，进广东按察使。久之，以右金都御史巡抚江西。南赣诸府多盗，率强宗家仆”
这种“强宗家仆”，实为外地逃来投附的佃民。成化二十二年南赣地方官曾称“南赣二府地方地广山深，居民颇少，有等富豪大户不守本分，吞并小民田地，四散置为庄所。邻近小民，畏避差徭，携家逃来，投为佃户，或收充家人”。这批流民常因不堪压榨，“只得纠集一般逃户，或四散劫掠，或勾引原籍盗贼，劫杀主家”，另外。“访得南赣等府地方大户并各屯旗军，多有招集处处人民佃田耕种，往往相聚为盗，劫掠民财”。这批流民据上述引文 称“邻近小民”一词分析，当来自与赣南毗邻的赣中平原区。
从赣中平原区的资料看，除了人口的压力外，豪强地主兼并土地从而促使小农破产流徙的情况十分严重。例如在介于鄱湖平原和吉泰平原之间的新淦县（今新干县），成化年间“有等土豪之民。置有田庄房屋或二十余处，其心犹有不足，一见附近人民有好山园陆地，辄起谋心，将远年钱债辗转违利取息，窘迫至极，贫民无所纳还，只得将前项园地并房屋，写作卖契，甚至受苦不过，又不甘虚写文契，一一夕弃家逃走，产业豪民即行营业，谁敢言辩。”
此类现象在平原农业区十分普遍。另外，赋役的沉重也是造成农民流徙的原因之一，时人罗伦指出吉安一带的情况“吾邑之民，困於苛敛，其患甚矣…今日有秋粮之征，有夏税之征，有上中户之征，用其五，用（征）其六矣。欲民之不流离而去为盗也，难矣！”逃徙的小农部分迁入了相邻的赣南山区。
稍后一点的记载也能证明这一点。嘉靖初年巡抚南赣的右副都御使周用曾说“南赣地方，田地山场坐落开旷，禾稻竹木生殖颇蕃，利之所共趋。吉安等府各县人民年常前来谋求生理，结党成群，日新月盛”。反映的实际是明中期以来的情况。以后海瑞指出佃田南赣者多为吉、抚、昌、广数府之人，和周用的记载是一致的。
同时，闽粤流民也有向赣南流迁的迹象。《明史·洪钟传》称“洪钟…成化十一年进士，为刑部主事，迁郎中，奉命安辑江西福建流民。还言福建武平、上杭、清流、永定，江西安远、龙南、广东程乡皆流移错杂，习斗争，易乱。，”闽、粤、赣三省边境地区成为流民聚集的场所。
实际上，明中期闽人已经开始了向赣南其他地方推进。康熙时魏礼在谈到宁都的情况时说：“阳都属乡六，上三乡皆土著，故永无变动，下三乡佃耕者悉属闽人，大都福建汀州之人十七八，上杭、连城居二三，皆近在百余里山僻之产。…夫下乡闽佃，先代相仍，久者耕一主之田至子孙十余世，近者五六世、三四世，…久历数百年…”⑥从闽人原籍看，与《洪钟传》所言一致。所谓“至子孙十余世”“久历数百年”，当于明代中期即已迁入。
广东的流民也在向赣南西北部山区移动。王守仁说“其初#贼，原系广东流来，先年奉巡抚都御史金泽行令，安插於此”。这批来自粤北的维民在弘治年间安插于赣南西北部桶岗一带山区，始於此进行农业垦殖。
与此同时，一批来自粤东和闽南地区的流民也进入赣南西北山区。而进入较早的流民“又且潜引万安、龙泉等县避役逃民并百工技艺游食之人杂处於内，分群聚党，动以万计”。 所谓万安、龙泉（今遂川）等县，实 包括赣中平原吉安，泰和等县。 上述三地明代中前期迁来之村在赣南西北山区尚存，以崇义为例，列表如下：
表中“粤省”未明究竟是粤北还是粤东，然从表中粤北、粤东所占比例看，大部分应为粤北，即明中前期来自粤省北部始兴、南雄、仁化一带的流民在崇义占绝大多数，粤东次之，闽省又次之，吉泰籍村庄最少。从迁入时间看，粤北流民明初迁入一部分，而其他流民基本是中期迁入。从分布地区看，粤北流民多集于崇义南部山地，粤东流民多集聚于中、西、北部山地，吉泰流民则多集于东部丘陵。这可代表赣南西北部山区流民迁徙和分布的一般状况。
闽粤两省流民除活跃于赣南山区的东西两侧外，明中期即开始向赣南中部及北端推进。
在赣南八县的抽样调查中（崇义除外），隆庆以前迁入的村庄就达220个之多（详见附表一）其中部分为明初迁入，更多的却是明中期迁入的。
由于抽样调查，所以这220个闽粤籍村庄仅仅是赣南八县现存的闽粤籍流民村的一部分。
可以肯定，明中期赣南八县迁入的流民村庄当远远超过此数。然而，就是这220个村庄也足以反映闽粤流民向整个赣南山区推进的趋势。这也表明，闽粤籍流民对赣南山区的垦殖正在日益扩展。
正德年间，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迫使流民不得不揭竿起义，起义以赣南西北部和赣南南部为中心，数百里山区，成为流民与官军作战之战场。起义被镇压后，各山寨流民投诚者，分别被招抚安插，称为新民。在西北部“据县丞舒富禀，招抚过新民二百余徒，乞於横水、思顺等处安插…”在东南部“余党叶芳等投诚安插黄乡堡耕住为新民”。为更好地加强对招抚新民的统治，遂于西北部设崇义县，于东南部设长宁县，此后，赣南山区的形势逐渐稳定下来，赣南山区的农业垦殖也进入了一个较稳定的发展新阶段。
2、山区农业的新变化
正德以前，流民所从事的生产活动，主要仍是水稻种植业，流民进入赣南山区也多充当佃农。上引《皇明条法事类舞》中言流民“携家逃来，投为佃户、…种伊田土，则不论荒熟，一概逼取租谷”。在赣南西北部，流民“占种里甲税田”，均继续原有的稻田耕作。 王守仁称“捣过禾、沙坑…等贼巢七处，烧死贼徒不计其数，并房屋禾仓三百余间”， 也证明了这一点。 流民起义被镇压之后，有记载表明流民所从事的生产活动比以前更加丰富了。 嘉靖初年周用指出他们“搬运谷石，砍伐竹木，及种靛栽衫、烧炭锯板等项，所在有之”。 值得注意的是，流民已经开始了经济作物蓝靛的种植，这是流民运动中出现的新事物。
根据周用的记载，赣南蓝靛的种植似乎是由赣中流民传入的。而赣中又是从闽汀传入的。
在泰和 “成化末年，有自福汀贩卖蓝子至者，于是洲居之民，皆得而种之，不数年，蓝靛之出与汀州无异，商贩亦皆集焉”。®成化、弘治之间，闽汀蓝靛传至泰和而没传入赣南，主要是因为此时赣南山区社会极度动荡的缘故，正德流民起义被镇压后，赣南山区形势安定下来，闽南、赣中流民遂有可能于此种植蓝靛等经济作物了。
另外，由于正德以后棉花的广泛种植，刺激了对蓝靛的需求，蓝靛的国内市场骤形扩大。而此时赣南山区社会形势的相对安宁，就吸引了大批流民前来植靛牟利。闽南人于此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闽北的宁德县“嘉靖初年，外郡人来县境栽菁”，④根据永福县的情况看，所谓外郡，实指“漳泉延汀之人”，⑥《闽大记》亦有相同记载。闽南一带是蓝靛的中心产地，赣中的蓝靛业也是此传入的。随着闽南流民在赣南活动的加强，蓝靛业在赣南蓬勃地发展起来，据《明穆宗隆庆实录》记载“江西万羊山跨连湖广、福建、广东之地，旧称盗薮，而各省商民常流聚其间，皆以种蓝为业”。⑥《明史·张独传》亦有相同记载。其中所指万祥山，实指万洋山和南岭山脉的江西一侧，亦可认为是泛指赣南山区。“旧称盗薮”一词即指正德以前的流民起义，而商人经营靛业自然就是盗薮剿灭之后的事情了。从具体时间上看，就是嘉靖以来的事，这和闽北一带山区的蓝靛业兴起是同时的。所称“各省商民”，从上述分析和以后在赣西北发生的情况看，当为闽南流民无疑。当然，赣中流民也加入植靛的行列。
正德以后流民运动的新发展还表现于这个时期的流民与以前的流民成份有所不同。流民中有商人混杂其间。他们有较多的资金，与市场也有较广泛和密切的联系，他们对土地的投资就带有较强的盈利欲望，又因为蓝靛适宜于山地种植，因而蓝靛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就在山区蓬勃地发展起来。到明后期，赣南已成为靛业的一个著名产区。“（赣州）城南人种蓝作淀，西北大贾岁一至汛舟而下，州人颇食其利”，产品远销西北省境。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是流民运动和山区垦殖中值得注意的新因素。
明代后期，造成农民逃徙的社会政治条件依然存在，并且继续恶化。在吉安府，赋役愈来愈苛重了。“有无立锥粮十余石者，有父子二百丁者，有都图丁粮虚十之九者…有鬻妻儿者…有挈妻转徙楚粤滇黔者…”，部分亦徙入南赖，所谓“佃田南赣者十之一，游食他省者十之九”。江西平原区流民舍近求远，原因如海瑞所指出的，是为了逃避原籍封 建政府之追捕。与此相反，闽粤流民在赣南的活动却越来加强。他们不断地向赣南迁徙，显得特别活跃。时人指出：“况今日之赣（州），非无事之国也。闽广流民，聚居山谷，为奸作薮，渐见豁嵞…”，瑞金一带的闽粤流民更为活跃，“明季谢阎二贼交织，凡闽广侨居者，思应之”，他们“效 汀州石城故事，倡立田兵，旗帜号色，皆书八乡均佃”。回龙泉县闽粤流民则配合李自成农民军，发动武装起义。“（崇祯）十七年三月闯贼陷京师，龙泉闽广流寓啸聚山林，裹红头，自号十三营…”，出没于赣南西北及邻近之湘东南诸县。有一定的声势和规模。
总的说来，明代赣南流民运动有如下几个特点：
其一、流民的来源主要是赣中、闽、粤的破产小农，后期亦有商人混杂其间。
其二、粤北流民集中于毗邻之赣南西北部，而闽南、粤东及赣中流民则广泛分布于赣南各县，正德以后愈来愈形成以闽南、粤东地区流民为主体的流民运动。
其三、随着流民的徙入，经济作物的种植开始出现。正德以后，由于赣南地区社会趋于稳定，流民始有可能大规模地种植商品蓝靛，到明后期，蓝靛已成为赣南的一大出产。由此而开清代赣南流民广种经济作物之先河。
3 清代流民运动的展开和山区农业的大发展
明清之际，由于清兵入关后的烧杀劫掠和武装镇压，导致人口亡徙和田园荒芜，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战乱平息后，清政府开始广招流民。顺治六年，发布招垦令，对各地无主荒田、令民“开垦耕种永准为业”，以期恢复凋敝不堪的社会经济。
然而在东南数省，这个过程却因康熙十三年发生的“三藩之乱”而一度中止。江西是
“三藩之乱”的主战场之一，所受战祸尤深。时人指出“（江右）自遭诸逆变叛，人民死徙，田土荒芜，伤残蹂躏之状，荡析仳离之惨，什倍他省…杀戮逃亡人丁七十余万口，抛荒田地一十七万余顷”。杀戮逃亡人丁占全省总人丁的36%，抛荒田地占全省总耕地面积的38%，数字是十分惊人的。大批的逃亡人口继续向西部各省迁徙，而山区就显得更为荒僻了。
“甲寅之乱”平息之后，清政府继续大规模招垦，康熙二十九年令四川“流寓之人愿在居住垦荒者，将地亩永为世业。”并将招垦多少作为地方官升徙的标准。拥有大片荒僻山区 的江西，自得以招垦为要务。王新命在谈到江西丁田荒缺后请求中央政府“容臣等严督各
属，广行招徕，随是随徵”。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各地招徕流民的工作纷纷展开。
各山区招来垦荒的流民绝大多数为闽粤之人，这是因为粤东、闽南自明以来地狭人稠的状况依然存在。人称“闽东人稠地窄，米谷不敷”，或言“而粤又地狭隘，人众多”。 闽南大体类似，如上杭“杭邑田少山多，民人稠密”。 并且，闽南、·粤东之食粮多由人稀土多的赣南供应， 这就必然导致二地流民向赣省迁徙。
另外，清初实行的迁海与长时期的海禁政策，也促使闽粤二省流民向西部迁徙。海路航运的中断使得闽南、粤东之民更多地依赖赣江内河的运输，尤其是一些经济作物的种植，在福建的山区往往不能获利，因而不得不将其资金转移至赣江流域各山区。加之江西有着十分空旷的山区等待开发（部分为重新开发），就为闽粤之人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场所。同时，也适应了国内市场对于商品性农产品的巨大需求。
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条件下，大批流民进入江西各大山区和若干河谷丘陵地带。赣南的流民运动随之出现高潮并由此带来山区农业的大发展。
1、闽粤流民的大规模迁入
清代初年，赣南山区闽粤籍流民十分活跃，“深山荒谷，则粤闽侨居，蛮蛋之习，有时而染”。.他们在山区垦山种植，所谓“闽粤之能种山者，挈眷而来，自食其力”。又知他们的迁徙，动辄数万。如康熙四年，福建农民流徙江西南部的凡数万人，令就地安插，造花名册，规模很大。然此种记载略嫌笼统，现分别将赣南各县闽粤籍流民的迁徙、分布和数量论述如下。
（1）赣南东北部：（宁都、石城、广昌）宁都县。
上节已述，明中期始，就有大批闽省流民进入其南部各乡佃耕为生，人数亦不在少数。然此种流民因佃耕“率皆致厚资，立田宅于其祖里，然后召顶耕者，又获重价顶与之而后归”，多未在此定居。清代闽人徙入此县甚少，却有南丰人来此佣工“每年佣工不下数百”，数目不算太大。
石城、广昌的情况较清楚。康熙初年甚至更早，一批闽人就在石城东南部的丘陵山区
“赁土耕锄”，然为数不多，局限于与闽省毗邻之一隅，中部丘陵仅有零星的分布。进入广昌的闽籍流民则较多，据本人对该县闽籍流民集中的7个乡社的地名档案进行统计，知其818个村庄中，有216个来自闽省，占总村数的26.4%。规模不算太小。而其迁入时间，以年平均迁入村数计，在顺治康熙年间达到高峰。（详见附表一）
总的来说，赣南东北部三县清代闽籍流民进入的人数不太多，且其徙入在顺康之时即达高峰，这是因为宁都、石城明以前古老村庄较多，明代流民又徙入相当部分，可供开垦的山场不是太多，因而流民在清顺治一康熙年间迁入后，很快便使山区人口达到饱和。以后他们更多的是向中西部诸县推进。
（2）赣南中部（瑞金、会昌、雩都、兴国、赣县、南康、信丰、大庾）
瑞金是闽粤流民最集中的县之一。康熙时，有大批制烟工人流入“至城郭乡村开到烟厂不下数百处，每厂五六十人，皆自闽粤来”，因而“岁增数万剉烟冗食之人”，其中，尤以漳泉之人为主要。在这数万制烟工人中，当有不少是由农民转化而成的。瑞金又是烟叶产地，该县土地，“乃连阡累陌，烟占其半”，种烟者中有不少是来自闽粤的佃人⑦。此数万流民并非该县闽粤流民之全部，据本人调查，其东南部山区聚集有大批闽粤籍耕山者，他们主要从事粮食与林业生产，并不栽培烟叶。在东南山区的泽覃，拔英二社的310个村庄中，就有148村直接自闽粤迁来，占总村数的47.7%其他地区则稍少。另外，康熙十年，瑞金县土著人口仅为2139人，闽粤流民当十倍于土著。
闽粤流民的迁入时间，根据上述情况分析应当在康熙年间达到高潮，这和本人根据该县地名档案所作的统计是一致的。（详见附表一）
兴国县。初战乱之后，地方官即广行招徕。所谓“频年以来，仰赖上宪嘉意无绥，广示招徕”。该县顺治十四年招徕男妇共4506人，著于户籍。康熙九年，清政府于此安插投诚之郑成功旧部。“庚戍春，蔡璋率其属张治朱明…等目兵千有余人扶挈家口又数倍到县…（郡守）孔兴训亲到邑，履亩按籍授田而析置之。军之名籍者，不自耕，召幕闽广流人赁耕，旁郡邑赁耕者来如市”。军籍屯田者，就有数千人，加上他们招来的“闽广流 人”，人口应更多。康熙六年，土著人口为7627人，顺治年间招来4506人，此又安插数干军籍，加之军籍招来赁耕者，流人人数已超过土著。康熙初期，有人就指出这种情况“兴国土著少而流寓多，彼生齿既不列 于兴之版图，姓名复不载于兴之烟户，各居一方，不与土著杂处”，或言“流移浮于土著，辄肆狂逞”。流民数量是相当多的。
康熙以后，闽粤籍流民大量徙入，据本人对部分地区的抽样调查，得知闽粤籍流民进入兴国的高峰是在雍正—乾隆年间。（详见附表一）数量更大大超过土著。当地人士反映，该县闽粤“客家人”总数为总人口的70%以上，他们除北端山区以外，全县均有广泛分布。
雩都县、赣县、南康县。
三县分别为章水，贡水下游及二水交汇处。这里河谷盆地面积广阔，交通便利，是赣南主要的农耕区。清兵入赣后，南明政府曾以赣州城为中心，组织了大规模的抗清保卫战，战争使赣州人口大量死亡“赣当明季户籍十万八干，丙戌十月城破，存者三千户”。赣州城附近各县沿江农业区受害尤重，如赣县章水乡“兵燹以来，十不存一”，因而闽粤籍流民得以纷纷流入。
三县地形颇类似，闽粤流民在分布上也呈现较大的一致性。现将三县闽粤籍流民直接建立的村庄分布情况列如下表：
可以看出，三县沿江低丘地带是闽粤流民的集中居住地。
赣县和兴国一样，康熙九年，安置郑成功旧部屯垦，为大批安置闽人垦殖之始；南康“清初兴宁人徙来占籍众，”主要为粤东流民居住地。三县闽粤籍流民迁入的高峰时间，南康、赣县在康熙间，雩都则在乾隆时。（详见附表一）
信丰县。其东部山地闽粤流民密集，中北部丘陵则有大批赣中平原流民分布。清代初年，该县“侨户顷亩连阡陌而丁不登一，”也是流民集中的县份之一。
大庾县。其南部山地与粤北接壤，东部沿江低丘谷地与南康毗邻。该县流民多来自粤北南雄、始兴等县，据本人调查，他们已占该县总人口的70%左右。粤东流民仅在东端的新城有所分布，另外来自南康、信丰等邻县的移民也有相当数量。其迁入高峰也在乾隆间。（详见附表一）
会昌县的情况不甚清楚，然从有关记载看，也是闽粤流人的聚集地。县志称“康熙癸巳，佃户啸聚于雩界之蕉石洞几干人。”结合邻县的情况看，实为闽粤流民无疑。
总之，赣南中部各县流民广泛分布，人数众多，他们的徙入在康乾之时达到高峰。
（3）赣南西北部。（龙泉、上犹、崇义）
上犹、崇义。明中期为流民起义的中心之一。至清初，仍是粤籍流民起义军活动的地区。顺治三年，这批起义军受南明政府招抚参加赣州抗清保卫战，失败后仍回上犹屯居，尔后又响应金声恒之乱，败后仍回上犹。“追顺治十六年慕垦檄下，其党乘间复集。始焉遍满犹崇二邑，继而蔓延南康之北乡以及吉安之龙泉…自甲寅一变，凡占垦之粤流遂尽为播毒之叛逆矣…今以大逆败北势穷乞降，又蒙总镇概示不杀，暂令屯营前等处…”。此即地方文献所称“三招三叛”。尽管这批粤籍流民起义军屡起抗清，对清政府的统治极为不利，然政府屡次招抚，使其“仍踞上犹垦荒”，是因为赣南西部山地人烟稀少，不招其垦荒，封建赋役则无人负担。地方政府曾动议驱其回籍，结果并未付诸实行。原因即在于此。相反，康熙战乱平息后，愈来愈多的粤闽流民蜂涌而入，遂构成该县居民之主体。
崇义的情况与上犹类似。康熙《崇义县志》称“现则杂以粤人侨寓，险诈回测，叠遭毒害。虽客其耕耘，以赡国赋，然轻於来者，尤当虑其掉臂而去也”，粤籍流民是山区的主要垦殖者。
龙泉县在甲寅乱前，有大批流民在此垦荒。“康熙甲寅春，投诚垦弁陈升逆党柯隆、李良等在泉垦荒者，密受滇逆命，纠闽粤之流寓者数以万计，克期举事”。估计是顺治十六年后的招垦之众和其他安插之兵弁。·“及升众既败，田复蒿莱，主计簿者、恐虚国赋，复欲踵故步，仍以荒亩援降弁”。龙泉流民自此进入稳定的垦殖时期。大批闽粤流民源源不断涌入。周埙《泉邑物产说》称：“泉山故多荒棘，康熙间粤闽穷民知吾邑有山可种，渐舆只身入境，求主佃山”。这既不是流民入龙泉之始，亦非终结。周埙云“然且粤闽之人比户可封，生齿益繁，而相续流至者愈多”。这和崇、上二县的情况是一致的。
据本人对龙泉、崇义二县地名资料统计，粤闽籍流民徙入的时间高峰是在雍正、乾隆年间。（详见附表一）。另外，上犹县粤闽流民分布全县各地，尤以营前等处为集中，崇义县除东部低丘地带稍少外，其他山区分布亦很密集；龙泉除东北部沿江平原的5个公社外，其他24个山区社几乎全为粤闽流民所布满，所谓“崇山密菁，棚察杂布，号称岩险”即是。乾隆《龙泉县志》称“惟思泉邑丁口半出流寓”，是乾隆以前的情况。据当地人士反映，该县粤闽“客家人”约占全县总人口的70-80%，上犹、崇义的情况大体类似。
（4）赣南南部（龙南、定南、安远、长宁）
明中期流民起义失败后，相继被安置于安远，龙南等县，为加强对他们的控制，先后分安远、会昌设长宁县，割安远、龙南、信丰设定南县。故南部四县多闽粤人，尤以长宁定南为最。清初，大批闽粤流民继续向此区迁徙，从而使此区人口骤然增多。如龙南县“按籍丁口有三千八十有奇，不丁不籍者，奚啻十蓰”，流民竞是土著之五十倍，达十五、六万人之多。该县“合计田地仅一十余万亩，”因而颇有“地少而人多，养将赖焉”之虞。定南县情况亦如是，康熙初“邑中异籍者田连阡陌，而丁仅一二，土著田未及半，而额仍旧存。到乾隆时，粤省流民继续涌入，为加强统治，改定南县为厅。《定南县改厅部文》称“（定南）幅员纵横二百余里，复岭重岗，实属山多田少，俗悍民刁，兼之广东无籍穷民来此垦种，异籍环处，日渐繁刷…”广东流民是该地山区垦殖的主要劳动者。
安远流民稍少，康熙初年“闽粤之人，杂处其中，土著者七，流移者三”，闽粤流民为全县人口的30%。康熙中期以后，闽粤流民还有流入，故所占比重还应增大。而长宁县，为安置起义流民而建，居民多来自闽粤。
总之，赣南南部四县闽粤流民已大大超过土著，构成该区居民之主体。并且在清代初年，由于流民的大量徙入，使得此区人多地少的矛盾非常突出，这和赣南其他县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这也就是清代该区人口大量往赣南其他县以及赣中甚至赣西北迁徙，从而与闽南、粤东一道构成为流民外出中心的原因。
2、经济作物区的形成
闽南沿海及粤东沿海素为经济作物的著名产区，而闽南及粤东丘陵山地又是闽粤向江西输出人口的中心。这样，流民便将烟草、甘蔗、花生等经济作物及种植加工技术带到了赣南，促进了赣南经济作物区的形成。
（1）烟叶的种植。
烟草大约是在明代后期发展起来的，万历年间先传到福建漳泉二州，崇祯初传到龙岩一带。传入江西的时间，据康熙十三年《石城县志》记载“三十年来始得其种并制作法”，当在崇祯末年。瑞金也应如是，却发展特别迅速。至康熙时期，瑞金“村闾娶妇有以烟若干担充聘币者”。可见烟叶在该县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该县“连阡累陌，烟占其半”，或称“膏腴之亩，半为烟土，半为稻场”。而“缘乡比户往往以种烟为务”。据谢重拔言，瑞金当时耕地为2800余顷，烟田就占1400顷，面积很大。
瑞金烟业，是与闽粤流民密切相关的。清代初年“自闽人流寓于瑞，以莳烟为生，往往徙手起家，骤佣雄资。土著之人，贪目前之近利，忘久远之大害，于是赁田以与人，或效尤而又甚”。闽人佃田种烟，尔后土著仿效，烟草种植业由此而迅速发展至十几万亩之多。然闽人更多的还是从事烟草加工业“至城郭乡村开剉烟厂不下数百处，每厂五六十人，皆自闽粤来”。达数万人之多。
自康熙始，烟草种植已向西推进到整个赣南。康熙《赣州府志》“近多闽广侨户，栽烟牟利，颜夺南亩之膏”。雍正《江西通志》则云赣州“各县皆种，而瑞金尤甚”。各县县志也有记载，如安远“小民弃本业而鹜之”，而赣县记载则同府志，在龙南，烟叶种植十分普遍，“栽烟之户，取叶中柔者为烟”，大庾县，则“种谷之田半为种烟之地”，面积很广。宁都州“州治及石城所出尚不能瑞金之多…然州治多种山烟”。兴国县“兴邑种烟甚广，以县北五里亭所产为最”，雩都县烟叶“惟北乡银坑桥头者佳，近县惟赤砂、盘郭、屋寮三处颇能及之”。从上引雍正《江西通志》和康熙《赣州府志》的记载看，上述各县的烟草均是清代前期发展起来的，且均是闽粤流民活动的结果。
可见，康乾时期，赣南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烟草种植区。这个种植区以瑞金为中心，不仅面积大，且拥有相当规模的加工能力。烟丝由闽省商人远销外埠，所谓“及当收采之时，富商巨贾，乘其急而以贱价售之”。兴国雩都也是一个较大的产区“秋后吉那商贩踵至，利视稼圃反厚”。主要由赣中商人远销他处。大庾县地处赣粤交通孔道，是西部烟叶的生产中心。该县烟田为耕地之半，康乾时该县耕地为950顷左右，烟田即为400余顷。虽较瑞金为少，却也十分可观。由于闽粤流民的活动，至康熙乾隆年间，赣南烟叶产区已和毗邻之闽粤烟产地联成一片，成为南方重要的烟草产地之一。
（2）糖蔗的种植。
福建沿海州县是糖蔗的传统产地，漳泉二州尤为著名。自明中期开始，泉漳一带的甘蔗种植颇形发达，到万历间，整个漳南一带甘蔗即已满山遍野。明清之际，粤东一带开始大面积植蔗，自康熙开始，随着闽粤流民在赣南活动的加强，赣南的甘蔗种植业也迅速发展了起来。
雩都县，清初甘蔗的种植已有相当规模。所谓“濒江数处，一望深青，种之者皆闽人，乘载而去者，皆西北江南巨商大贾，计其交易，每岁裹强不下万金”。产品接入国内商品市场，且贸易额十分巨大。
南康县是康熙年间发展甘蔗种植的。“南康近产糖蔗，岁煎糖可若干万石…糖蔗悉系闽人赁土耕种…且客商贸易，往往受闽人骗害，讦讼不已，皆由里人利其重租不肯易业”。也是闽人种植，产品由客商运销远方。关于其面积，据本人调查，该县甘蔗在传统技术条件下亩产为四——五千斤，出糖率为8%左右，若亩产以4500斤计算，亩产糖为360斤左右。上述资料中产糖“若干万石”，如以五万石计算，则蔗田面积在1400亩左右。可知南康的甘蔗种植一开始就具有较大的规模。到乾隆时，该县的糖蔗生产进一步发展，糖蔗及红糖作为地方特产开始记载于县志“物产”，这是因为“豆麦之收微，不如二物（糖蔗和花生）之出广也”。此时甘蔗种植，“总在高阜”，“水不常得，或沙土不受水之地，非五谷所宜”。清中期，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是由于“嘉道以来，种植繁多，埒於禾稼，核其岁入，几与闽广争利广矣”。于是它的栽培，“且始于 誉确 ，终及膏腴，”肥田沃土亦改作蔗田。 根据本人在当地调查，该县蔗区集中于中部沿江丘陵平原区，传统种植面积一般占该区耕地面积的40—50%，个别地区也有高达70—80%的。 这种情况可徵之 清末，但大致也反映了清中期以来的情况。
大庾县的情况大致如是。乾隆时该县“上下十五隘，最大双坑里，东西隔一溪，经互数十里…种蔗不种麦，效尤处处是”。此区位于大庾东部河谷低丘平原，与毗邻的南康县甘蔗种植区连成一片，蔗地连绵数十里，也是一个较大的蔗产区。
宁都的甘蔗生产也有一定的规模“州治下乡多种以熬糖，农家出糖多者可卖数百金”。实际上，“甘蔗赣州各邑皆产，而赣县、雩都、信丰最多…西北巨商，舟载交易，其利数倍”。加上南安府的南康，大庾等县，到乾隆时，赣南就已形成了一个以雩都、赣县、南康三县中部沿江谷地为中心，共西南沿章水延伸至大庚县东部河谷，其东北溯平江延伸至宁都、兴国，其南顺桃江延伸至信丰县中北部河谷这样一个面积达数百平方公里的甘蔗种植区。它与闽粤流民在该区的分布呈现出一致性，是闽粤流民，尤其是闽籍流民活动的结果。这个区域与前面所述的烟草种植区一道，构成了赣南地区一个规模巨大的经济作物区，遂使赣南成为我国南方经济作物栽培的一个重要区域。
（3）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
花生是赣南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它是从粤北经南康向赣南各地传入的。南康县康熙间“落花生，种宜瘠土…二物（包括蔗糖），行远而利溥”。乾隆初传入瑞金“向皆南雄与南安产也，近来瑞之浮四人多种之，生殖繁茂，一亩可收二三石，田不粪而自肥，本少而利尤多”。后又传入宁都，道光四年州志称“州治近来种植者亦多”。龙南此时亦开始种植，“邑境西沙土所种，胜於他处，称西河花生，贩运亦广”。实际各县均有种植。
花业也是赣南重要的商品作物。如“兰花出闽中者为最，其次莫如赣，种类不一，四季皆花，为江淮所重，舟载下流者甚多，赣人以此获利”。并出现种兰专业户，所谓“瑞金近有以种兰为业者，每盎约值一金”。兰花多用以制烟“闽人曝其花粉之入烟，名兰花烟市中至以斗斛驪卖，盖多从闽地载至，不尽县所产也”。受闽人影响是显然的。又有“茶花茉莉皆产自粤，赣人与蕙兰并种以资生计”，是粤籍流民活动的结果。也出现专业户种植，如“茉莉花赣产最盛，有专业者，圃中以千万计。舟载以达江淮，岁食其利”，产品也进入国内商品市场。
明后期发展起来的靛业兴而不衰。康熙间“虔惟耕山者种此，而赣县山谷间尤多”。兴国“邑产除油烟外，蓝利颇饶”。仍是赣南一大出产。然较之其他新发展起来的经济作物则逊色不少。
3、经济林区的形成
赣南山区的经济林，主要由油茶、油桐、漆树等树种所组成。这几种林木虽然在明以前已有种植，然作为经济林来大规模的栽培，并形成大规模的经济林区，从而在当地社会生活中占有主要的地位，则是从清初开始的。同样，也是闽粤流民垦殖的结果。
康熙《石城县志》记载“赣田少山多，向皆荒榛丛樾，近年闽人赁土耕锄，石邑下水颇多。初开垦时，桐子茶子二树并植，桐子一年即荣，三年茶树长茂，则伐桐树。”石邑下水如前述即为闽人的聚集地。这一带的油茶种植，似乎与烟草加工业的发达又有一定关系。瑞金“又制熟烟，必得茶油为用，瑞故产油之地，故漳泉之人麋至骈集，开设烟厂”。瑞金一带的茶油使漳泉之人择此为烟叶加工基地，反过来，又促进了油茶的大面积种植。据《瑞金县综合农业区划报告》记载，该县油茶老区一为西部丘陵山地，一为东南山区。前者是清未发展起来的。后者是清初发展起来的，它与闽粤流人在此区的分布是一致的，就是说，丘陵河谷流民以种烟为生，山地流民则以种植油茶为生，二者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再如会昌，乾隆初“近惟木油广行于江浙闽粤间”。也是商品性林产品。道光时的记载更洋细，“（山民）无事勤动为木梓，则重岗复岭弥漫无际。当六七月农务稍闲，锄去草莱，名日铲怜，迨至青女司寒，梓桃成熟，蚁附猿攀，征还采摘，日暴谷裂，篝灯拣仁，虽妇女以夜阑为度，不得少休，山业多者，延至腊月，尚彻日连宵，撞槽榨油，其作苦如此。”图安远的情况也一样“邑多山，人力勤，北乡多出…垦土时茶子桐子并植，桐子一年即荣…二年茶树长，伐桐树”，兴国县：“兴之山阜向植杉木，安徽客贩多采焉，木去地仍，闽粤流民侨居，赁土遍种茶子…吴中尤争购焉”，远销江浙。到清中期，“若茶不结实，则为歉岁”，成为兴国流民的生计所赖。龙泉县，有诗云“油寮水碓杉皮蓬，蓬下担油妇趁翁，今年木梓贱如土，六月六日天无风。赁土开荒客籍繁，年年棚下长儿孙，辛勤满叶仓箱咏，闽广湖湘共一村”表明两点，其一，龙泉油茶业是闽粤流民的垦殖内容。其二，茶油是龙泉山区主要的商品性林产品，其价格为市场所左右。直至今天，龙泉（今遂川）及兴国二县的油茶林面积仍居赣南各县之首。总之，清前期由于闽粤流民的垦殖活动，赣南各县油茶油桐林均获得普遍的种植。“茶桐二油，惟赣产佳，每岁贾人贩之他省，不可胜计。故两关之舟载运者络绎不绝，土人一大出产”，成为赣南地区最重要的商业性林产品。
漆树的种植不似油茶，油桐那么普遍，但清初已有较多的种植。“赣之漆即闽种也。闽人侨人赁土艺漆。携材于汀，垦僻荒莱…业之者或干林（株）万林（株）…闽人以达四方，仍称建漆，品居广漆之上，与歙睦相等”。其品种、种植、贸易无一不与闽人有关。
山区作物的比重变化也很明显。如兴国，康熙时“兴国土满人稀，☐北☐☐☐☐闽流寓耕之，种蓝种苎亦多，”道光或稍前“邑产除油烟外，蓝利领饶”。明显让位于油茶了。
综上所述，由于闽粤流民的积极活动，到清代前期，赣南的经济作物和经济林区已经形成。烟草、甘蔗等经济作物一般在河谷丘陵农业区中发展起来，油茶、油桐等经济林木则在山地大面积种植。大批赁土种植经济作物和经济林木的闽粤流民是赣南山区活跃的商品生产者，他们对赣南山区商品性农业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4、粮食生产与耕作技术的提高
清代前期大量流民进入赣南和清代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带来的人口增殖，迅速改变了该区地阔人稀的景象。如瑞金，明时“万山连互人迹稀阔”，康熙时就变得“地小人众了”，如石城，清前期也变得“人稠而土窄了”·龙南一带也是如此。随着人口的增多和经济作物的发展、以及闽粤商人的购买贩运，赣南的粮食变得紧张起来，康熙末期“赣属近多改糯田种杭稻”，反映了市场对食粮的迫切需求。乾隆初人谈到大庾情况时说“在三十年以前，谷贱农伤，故种他植以取利，今则谷价到处皆倍”，其原因在于“种谷之田半为种烟之地，粮食安得不日少而日贵乎？”瑞金的情况最典型，谢重拔《禁烟议》云：“瑞金产谷不多，然二三十年前，下流米无运至上流者。瑞斗米不过四、五分，未见空乏，今则下流之米一不至，即皇皇不能终日”，变成缺米之乡。另一些县，从一县范围说，粮食足食，然其经济作物区或经济林区却时有乏食之虞。在这种情况下，赣南的粮食生产向二个方向发展，一是通过红薯等高产作物的栽培来提高粮食总产量，二是其耕作技术向精细化方向发展，以求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以适应人口的增长和经济作物、经济林发展的需要。
番薯传入赣南的时间约在明末清初。康熙十二年《石城县志》记载“番薯原出交趾得名…石邑向有不多，近下水种山者繁殖，以备二哺不足，虽多食不伤人，亦啟荒一善物也”。前巳述，石邑下水种山者实为闽籍流民，番薯当由他们自闽省携来种植。康熙时种植尚不广，仅为粮食不足之补充或救荒之物。到乾隆初，瑞金始广泛种植，“向时此种尚少，近年比户皆种，用代杂粮，可充腹，鲜食尤脆爽”，也是充当杂粮。乾隆时，安远“耕山者出最多。大者数斤，谷贵以此疗饥”，作为不时之需。而大庾，乾隆间因经济作物发展引起粮食紧张，始有人种植番薯，“但未得其法”，县令余光壁遂“出示告以种法”，然收效不大。龙南等县的记载十分简单。龙泉县，乾隆时期，薯、蓣、番薯“山中种植更广，可充粮食”，是较主要的食粮之一。这表明清前期番薯已推广到整个赣南山区，然而，除个别县以外，番薯尚未成为主要的粮食作物。
赣南玉米种植在清前期已开始，乾隆时期，在龙泉“苞粟，山中园内俱种，北省名玉米粟”。道光时，在雩都“皆植于河岸园墨，不碍农亩”。而安远，乾隆时记载“观音粟即苞粟，有子白须，其梢竿可为帚”。从这三县的记载看，清前期，玉米尚为小面积的园圃栽培，似未成为粮食作物。
清代中后期，随着人口的繁衍，人口和土地的矛盾在赣南变得十分突出了。嘉庆年间，赣南（不包括龙泉、广昌）人口达3,858,038人，而田亩仅4,109,864亩，人均耕地1.07亩，因而许多地方以番薯、玉米作为主粮，“朝夕果腹多包粟薯芋，或终岁不米炊，习以为常”。和清前期的情况大不相同了。
清前期赣南主要粮食作物依然是水稻。为满足人口增加和发展经济作物的需要，流民将双季稻的种植从闽粤传至赣南。从康熙后期开始，双季稻在赣南普遍发展起来了。康熙五十二年《赣州府志》称“赣之诸邑有两熟者，初熟曰六十工，再熟日翻耕”。乾隆时各县记载增多。如长宁“邑禾三（疑为“二”之误）熟之外，问有艺麦，”是以双季稻为主多会昌“会邑三十年以前田种翻稻者十之二，种麦者十之一，今则早稻之入不足以供，于是有水之田至秋尽种翻稻”，面积大大超过康熙之时，瑞金“获之早者，一岁可再熟，六月莳艺，十月收获，名日翻稻，”石城县亦有种植，且“必田之腴而不涸者，始可种，每亩所收不及秋熟之半”。大庾所种较少，“庾邑山高地阴，平阳两收之田，视他邑独少”；上犹、南康二县乾隆时均见记载。龙泉“附郭稻或再收”，雩都“晚稻，俗名翻粳”，亦有种植。从上述记载看，与闽粤毗邻之赣南东、南各县双季稻种植较他县为普遍，也就反映了双季稻自闽粤传入的史实。
双季稻的种植大大提高了粮食亩产量，对经济作物面积的扩大或稳定大有俾益。同样，赣南双季稻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烟草的广泛种植。二季晚稻虫害严重，赖南农民多以烟梗插于禾兜下，防治螟虫。方法是“每秋间番稻插田，值秋阳蒸郁，多生蟊贼，食根食节。农人以烟骨椿碎，或以烟梗断寸许，撮於根旁，虫杀而槁者立苏，兼能肥禾”。在瑞金“（番稻）每亩所收不及秋熟之半，且善生虫，必以烟梗春灰粪之乃茂”。雪都则“农人於立秋前后登其前禾，而以此下莳十日，点以烟梗，又十日壅以稻灰”。龙南的方法较独特“取（石灰）杂以牛豕各粪，俟其腐化先壅置田内口以生灰之，乃插烟骨焉”，具体作法“栽晚禾时，以烟骨剪作二三寸许，排比竖插之，深入土中”。烟梗因而成为一种商品，龙南县“贾人汇收捆载转售乡里”，安远县“往年虫盛禾槁殆半，农人需此甚迫，或烟骨一斤，值钱十六七文不等”。据本人调查，在赣南，农民认为以前若没有烟梗就没有番稻，就反映了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
双季间作稻也由广东传入。首先传至东部，“撑子糯，米与大糯相仿佛，即于早稻捌稠中莳之，先收杭稻，后收糯，一田而秔秫两种，其种法亦自东粤传来”，继而传至龙泉。实际上，赣南整个山区均盛行双季间作稻了。
上述情况表明，在清前期，为适应经济作物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赣南山区主要靠精耕细作，提高水稻单位面积产量来求得粮食总产的增加；到清中后期，随着人口的急剧增加，人和土地的矛盾日益突出，遂使清前期引入的玉米红薯等旱粮部分地成为主食。粮食生产的发展有效地保证了经济作物的大面积种植。
总之，清代赣南流民运动是明代赣南流民运动的继承和发展。清代流民的进入方向大致与明代相同，然闽南、粤东籍“客家人”已占绝对多数，从而构成了赣南山区居住人口的主体，并且，他们主要是在清代前期迁入的。（详见附表一）闽粤籍流民多以经济作物和经济林的种植作为主要的生产项目，他们所种植的经济作物无论从种类还是从面积上均大大超过明代，而经济林的栽培则是自清代开始的。赣南经济作物区和经济林区的形成有力促进了赣南商品经济的发展，赣南山区经济由此得到开发与发展。
4 结论
明中期开始的流民运动，几经波折，到清前期，终于达到了最高潮。大规模的人口流入，迅速改变了赣南山区山长谷荒的原始景观，到清代中后期，山区人口已达到相当大的密度，与宋元时期相比较（详见表3），赣南山区人口密度与其他平原丘陵区人口密度之差已大为缩小，有的已相当接近，具体数字见下表：
可见，嘉道以后，赣南山区的人口已接近于饱和，人均耕地面积仅在1亩左右，粮食问题也日渐突出，接纳流民的能力遂迅速萎缩，再加上清中期以后闽粤海外移民规模的日益扩大，就使得他们对赣南山区的移民活动逐渐停止，（详见附表一）。尽管大量的流民给赣南山区造成了巨大的人口压力，但大批劳动人口的流入和他们自身的再生产，毕竟为山区提供了充裕劳动力，构成山区开发的主体，所以，流民运动奠定的赣南山区人口的基本布局，仍是我们今天建设山区所必须研究的重大课题。
来自闽南、粤东的“客家”流民把一系列新技术，新品种、新物种传入了赣南山区，给赣南农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赣南经济作物区与经济林区的形成，使赣南的农业生产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单一的粮食生产结构被打破了，大批的农林产品进入了国内市场， 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开始瓦解，商品生产渐趋繁盛。到清代中期，赣南山区已经成为我国东南经济作物和经济林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流民运动所奠定的赣南山区农业生产的基本格局，直到今天，仍是我们发展山区商品生产所必须依赖的基础。
由于流民运动的影响，赣南山区的商品流通变得空前活跃，它不仅表现在大宗的农林产品，如烟草、蔗糖、花生、茶油、桐油等销往江浙、两淮，甚至西北，而且表现在山区内部市场的活跃和兴盛。如定南县，明隆庆二年因安抚流民设县以后，地方经济日趋繁荣，万历间始设二墟于流民集聚之下历、大石壁、伯洪堡三处，顺治间又增十七个新墟。这样偏僻的小县，在不长的时间里，墟市从无发展到二十个之多，不能不说是山区经济的巨大进步。又如上犹县之营前，清初为流民活动之中心，战乱之后，他们被政府安插于此垦荒，尔后设墟贸易，遂成为上犹西部的经济中心。在南安府，有“头塘江、二营前”之称、成为赣南山区一个较重要的墟镇，而塘江镇，则是因糖蔗生产及蔗糖贸易发展起来的，是南康县蔗糖集散之中心。在兴国，因茶油贸易而兴起的小集市颇不为少，如“茶口湾有小集、油贾商贩多侨寓漹”；又如闽粤流民集聚的鲤公寨“背黄侯招抚张治妻处，鲮瞻干仞，矗立非遥，有旅店十余所，为油贩行人所栖止”，而该地“业山者环集其中，所种多木梓”，是一较大的油茶产区。这表明，即使在一些偏僻的山区，由于流民的积极活动，商品经济也变得异常活跃起来，他们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与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因流民活动兴起和发展起来的山区集镇，直到今天，依然在赣南山区商品流通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它们的发展历史对于山区小集镇的建设，仍有其参考价值。
另外，由于闽粤流民的积极活动，赣南成为当时农业生产技术较为先进的地区，尔后，通过闽粤流民的再次迁徙或其他途径，赣南的农业技术开始向其他地区传播。雍正年间，瑞金的傅某就曾经湖南到达四川金堂县，“佃田使诸子力农”，“广种烟草，时蜀中未谙种烟法…故一时傅姓烟重于锦城”，“又熬糖于赵家渡，发贩四方”。糖蔗种植技术后又传至泰和，“道光年间，赣人寄寓，携植此种，近今沿河遍植矣。”在赣中平原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甘蔗种植区。双季稻种植技术也由此外传，“赣之诸邑有两熟者，初熟曰六十工，再熟日翻耕。昔人携其种至楚，楚地赖之，尸祝以为神，至今不绝”。再如长宁县曾宗发在湖南任地方官时，“召故里农师携再熟稻种教民树艺，民德之甚”。赣南山区在农业技术外传中所起的重要历史作用是显然的。
总之，到清代中期，对赣南山区的大规模移民逐渐消停，山区农业和山区经济获得较全面的发展，这就标志着明清时期赣南流民运动的终结，亦标志着在封建社会中以及在传统农业技术条件下赣南山区开发过程的基本完成。
编辑｜黄恒
审核｜郑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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