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海解放后，蒋介石曾放出狠话：解放军可以攻下上海，但绝对搞不好上海！

可陈毅不信这个邪，你蒋介石治理不好的，不代表共产党也治不好。

事实事证明，陈毅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除黑绝娼，整个上海一片繁荣安定，社会经济也在稳步发展。

在当时复杂的环境下，能有这些成就，陈毅是冒着极大风险的。

一是上海数百年的黑帮势力，二是国民党留下的特务。

陈毅如果出席活动，就一定要保证安全。

当时就有这样一幕：陈毅每次公开露面，身边就有四五名警卫员跟随，吸睛的是这些警卫员手里的牛皮公文包，人手一份。

不明缘由的路人，肯定以为公文包里面是重要的资料，其实不然，里面是一块防弹钢板，如有突发状况，警卫员只需用防弹钢板挡住陈毅身体的要害部位即可，这样就不需要用自己的身体去挡枪，这就是我党的人性化。

而这块防弹钢板，在内部被叫作“警卫皮包”，如果不是解密档案，我们至今也未必知道里面是什么？

可意外还是发生了，1949年11月8日，有一位警卫员的“警卫皮包”被盗，此案件立刻引起各方注意，先是惊动上海市委，以及解放军淞沪警备司令部高层人员，后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潘汉年得知此事后，当即下令：立刻严查！

随着案件的侦查，事情的真相也逐渐浮出水面。

一、

1949年10月，陈毅参加完开国大典后，返回到上海执行工作，前脚刚到上海，就接到周总理的电话：波兰科学界贵宾欲向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将于11月8日抵达上海，务必做好接待工作。

这天到来，陈毅按照先前制定好的接待方案，准备在上海南京路的国际饭店接待波兰一行人。

双方嘘寒问暖一番，陈毅便安排波兰贵宾去会议室休息。

因为陈毅这天的出行并未公开的，按照警卫规定，今天只需随身带两名警卫人员即可。

这两人分别是赵根友和邹为朋，年纪轻轻，但却有着极为丰富的保卫经验。

赵根友和邹为朋并不需要进国际饭店，只有在陈毅公开露面时，二人才形影不离。

毕竟整个国际饭店都有淞沪警备司令部和上海市公安局联合保护，宴会的安全还是足以保障的。

到了中午，另外两个警卫员前来接替，站在国际饭店门口的赵根友和邹为朋早已经饿的前胸贴后背。

其中一名叫葛福宽，他示意二人前去吃饭，吃完后回市政府休息即可。

他们吃饭也规定了地点，在“摩天厅”下一层的饭厅，都是自助餐。

毕竟是饭点，餐厅人员很多，赵根友看见一个空位后，便将“警卫皮包”发在椅子上，自己去排队打饭，可等饭打完后，回来时却发现“警卫皮包”不见了。

赵根友四处张望，以为是哪个人挪了皮包位置，可找遍整个餐厅，也没有能发现皮包踪影。

就在这时，同事老王说看见小孙拿了个“警卫皮包”上楼。

赵根友这才放心下来，把饭吃饭后，他开始上楼问小孙，结果小孙说拿的是自己的“警卫皮包”。

赵根友再次陷入情急之中，他开始找邹为朋和葛福宽等人帮自己寻找，可是问遍了餐厅的工作人员，也没人知道谁拿了。

赵根友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警卫皮包”很可能是被人盗走了。

可赵根友并不清楚皮包丢失的严重性，他只是感觉皮包很珍贵，上面说过，这个皮包是意大利生产的。

赵根友一直找到宴会结束也没找到，回到市政府后，只能向警卫参谋汇报，参谋一听，直接炸裂了，很少发火的他指着赵根友的鼻子大骂：“你是真糊涂啊！”

因为只有警卫参谋才知道，“警卫皮包”被盗的严重性！

二、

当“警卫皮包”发放到每个警卫员手里时，所有人都在惊讶皮包的制作工艺和手感，都说是个名牌包包，至于里面的钢板，大家则觉得就是一块普通的钢板，还沉甸甸的，肯定不值钱。

可如果他们知道这块钢板的来历，肯定会大吃一惊。

文章开头提到过，陈毅担任上海市长一职，其实风险是巨大的，所以中央在第一时间联系到苏联，希望苏联方面可以给陈毅特意制定一块防弹钢板。当然，这也并非只有陈毅能用，起到中央领导公开露面，也可以使用。

这块防弹钢板，是苏联经过手枪、冲锋枪等各种枪械近距离射击制定的，防弹性能这块没的说。

苏联方面为了确保制作防弹钢板的工艺不被窃取，制作完成后，直接销毁了相关材料。就连制作防弹钢板的边角料也全部熔化处理。

而这事业成为绝密，一般人是不知道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防止配比成分和工艺被敌人知道，通过金相分析，制作出专门对应这种防弹钢板的武器。

所以警卫参谋才会如此生气，他很快静下心来，立刻组织所有人去国际饭店查找。

出发之前，参谋还致电淞沪警备司令部，将这一情况作了汇报。

可即便出动了大量人员寻找，依旧没能找到赵根友的那个“警卫皮包。”

警卫参谋不相信东西就这样不翼而飞，既然我们找不到，那就发动群众找。

没多久，国际饭店的服务员和其他一些员工都被集中起来，目标是找一个黑色的皮包，至于防弹钢板，肯定是不能透露的，毕竟要保密。

为了能及时召回，参谋当众发话：如果谁拿了皮包，现在交出来就不算偷；如果有人提供线索，就有奖励。

但还是没任何人交出来，既然这样，那就只能从众多的人里面找嫌疑人，有不在场证明的先排除，大家互相指证，以此来看谁说的话不可信。

一番操作下来，还是没能找到嫌疑人。

警卫参谋预感事情严重，便向上海市公安局报案。

而另一边已经得到消息的潘汉年，也是非常震惊，如果“警卫皮包”是有心人盗走，那陈毅就有危险。

潘汉年（左）、陈毅（中）

其他人不了解陈毅的日程安排，可潘汉年知道啊，接下来的几天，陈毅还有举行群众大会，公开在会议上作讲话，此事“警卫皮包”被盗，很难不往坏处联想。

潘汉年当即下令：指示公安局组织人员对此事立案侦查，不但要把皮包寻回，还要将整个事件的过程查清楚。

如果是蒋介石留下的特务搞的，那接下来的行程也要改变，整个保卫方案也得做调整。

其实蒋介石与毛人凤的确在组织暗杀陈毅，比如军统美女特工劳有花、王牌杀手封企曾等，此时正在筹划刺杀陈毅的行动。

“警卫皮包”被盗案与他们是否有联系，目前无人知晓。

不但惊动上海市委，就连军方也开始介入，军方建议派两名高级军官协助淞沪警备司令部和公安局调查。

其中一名军官叫郭俊峰，他担任专案组的副组长，全组共有7人，都是侦察的好手。

经过会议分析，专案组认为，皮包去向有两种：一种是还在国际饭店，一种是已经被带离饭店。

这话看上去跟没说一样，但确实提供了行动方向。

专案组表示，当天只有参加宴会接待的人才能进去，如此便可以断定，应该是内部人员藏匿，而藏匿地点很有可能在饭店的某个隐秘角落，甚至有可能在饭店的某个宾客房间内。

但是又不能对国际饭店旅客的房间进行搜索，因为这样会引起旅客的不满，毕竟国际饭店都是用来招待国际友人，如果这样做，恐怕会留下笑柄，也会对其他旅客产生隐患，认为国际饭店的安保工作做的不到位。

所以专案组决定，穿上便衣，挨个询问。

经过询问，从负责看管前后大门的工作人员口中得出，如果是有内部员工盗走皮包后，想要藏匿或者转移，是很难逃过他们的双眼的，因为他们24小时都有人执勤。

在这些人的谈话中，有4个人嫌疑比较大，分别是钱岚岚、钟松林、程阿根以及隋留思。

通过谈话，程阿根嫌疑最大。

程阿根是饭店的维修工，按理说，宴会期间，他一个维修工是不可能在场的，可是宴会时电梯有异响，为了杜绝安全隐患，便让程阿根前来维修。

程阿根修完后，时间是在12：15分，若此时他下楼，则皮包肯定不是他拿的，因为这个时候赵根友还拿着皮包刚刚进入。

但是有人说亲眼看见程阿根是12：35分离开的，为何有人记住程阿根，是因为饭店有规定，维修工是不能穿着工服、带着工具包坐电梯下楼的。就算是维修电梯，也只能走楼梯。

为此，程阿根是这样解释的：维修电梯需要润滑油，因为赶时间，所以就乘坐了电梯。

在专案组的追问下，他还将购买润滑油的发票找了出来，声称五金商店的老板可以作证。

审讯人员也不跟他墨迹，开始警告他，如果再不交代清楚，那就只能去公安局谈话了，程阿根却完全不怕，去就去。

没成想，专案组还真把他请进看守所了，这下程阿根慌了，他立刻将事情交代出来。

三、

程阿根说自己那天匆匆忙忙坐电梯下楼，是因为自己偷了饭店的一块废铜，是出去卖给收破烂的人。当然，买润滑油也是真实的。

专案组人员找到收破烂的老板，所言非虚。

没想到程阿根交代的是这一件事，与“警卫皮包”完全没有关系。

既然线索断了，内部人员没有问题，那就只能将方向投到外来人员了。

可转头一想，外来人员基本都是被宴请的波兰外宾，况且宴会期间，所有外宾都没有下过楼。

其中一位专案组的侦查员表示：有没有可能是有人上去盗走皮包？

这种做法在业界叫“闯窃”，就是外来人员化装闯入现场，作案时间非常短，很难让人察觉。

既然如此，那就只能查查饭店的贵宾和宴会期间前往饭店的人员了。

这些贵宾都是有资料的，进入饭店的也会进行登记，登记单上只显示有3人在当天进了饭店，而且都是在皮包被盗前就离开了。

现在只能将目标放在饭店内的贵宾。

贵宾共有97人，其中23人是外国人。

有3名外国人是苏联一家人，因抗战时期帮助过新四军，所以在上海解放后，写信给潘汉年，说要来上海重游，潘汉年便将他们安排在国际饭店，因此，这一家三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20人，是芬兰前来旅游的团队，皮包被盗后的第二天离开上海，前往北京。

经过询问，得知这20人要在上海游玩3天，一直都是集体活动，也没有人单独离开过旅行队伍，负责陪同的便衣警察是这样说的，称皮包丢失那天，旅行队的20人都在虹口公园游玩。

这样的话，芬兰旅行队的20人自然被排除了。

剩下74名中国游客，有14人是上海本地人，其余都是当时社会上有钱的主，就是单纯来国际饭店消遣时光的。

因为这些人也都有登记，所以专案组必须了解每一个人，在翻阅这些名单时，一位专案组老姜突然看见一个名字，对着另一名专案组成员说道：“鲍正民，不会这么巧吧？”

老姜在接手“警卫皮包”案之前，一直在追查蒋介石留在上海的特务，其中有一名姓贾的特务被老姜盯上，在被抓到后，也坦白了自己的身份是保密局的，同时还将另外3名联络人供出来，两名被抓，而这个没被抓的正是鲍正民。

也难怪老姜会惊讶。

但是鲍正民登记的资料上写的是从天津出差上海，购买机械设备的。

专案组立刻找到饭店负责人，从服务员那里得到消息：鲍正民正要与法华镇刘三宝见面。

从户籍那里查到刘三宝的信息，是一家茶馆的老板，早年参军，在孙传芳手下当过排长，后又加入黄金荣的青帮之下，也有过法租界包打听的经历。

几经转折，在1945年开了一家茶馆。

上海解放后，毛主席下过命令，将有前科（那时候叫有‘历史问题’的人）的人都找出来，这样排查，难度肯定大，所以陈毅下令，让他们主动交代，去公安局登记，自首的人啥事没有，如果等解放军查出来性质就不一样了。

这个刘三宝按理说，就属于有历史问题的人，可他根本不在意，无视陈毅颁布的通告。

不得不说，这刘三宝确实有两把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