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者看来，面对中国式现代化下银行定位和使命的调整，中小银行应该跳出全能银行模式的窠臼，“进窄门、走远路”才可能抵达转型的彼岸。以线下化、非标准化为主的方式服务中小微企业，应该成为大部分规模偏小的中小银行的主流选择之一。

▲ 来源：轻金融

作者：高振原（金融业观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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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经济潮汐的涌动中，中国的金融业走到了又一个“风陵渡口”。过去几年中，伴随全球政治生态的急剧恶化、新冠疫情的巨大冲击，以及大国博弈和全球产业链竞争的升级，我国以债务和投资驱动的传统经济模式的功能逐步衰减，而随着制造强国战略的推进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实体经济的重要性持续抬升，过去作为经济发展核心驱动力的金融业在悄然走下神坛，银行业的定位、使命和功能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在监管层面如何投射，背后隐含着怎样的底层逻辑，又将对中小银行的战略抉择和发展路径产生怎样的影响，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01

监管的风在往哪个方向吹

自金融供给侧改革伊始，金融监管的改革方向就已经基本明晰，二十大后启动的金融监管体制大变革，更强化了这一趋势。总的来说，就是在打造中国特色金融监管体系的整体框架下，朝着综合监管的方向迈进，党管金融、防范风险和服务实体则在现阶段三位一体，构成了监管体系的底层话语模式。防范风险、服务实体是现阶段监管部门的两大任务，防范系统性风险是底线要求，有效化解金融机构的潜在风险，才能够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党管金融则是实现上述两大目标的政治要求和制度保障，坚持党对金融的绝对领导，在金融领域正本清源、令行禁止，进而更高效服务实体、助力科技创新和制造强国，同时强化金融助力共同富裕的功能，最终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之路。

（一）党管金融：从“正本清源”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角度来说，规范金融资本与党管金融实际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积极化解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风险的同时，重点推进三方面工作，一是强化对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的管控，已形成风险的逐步退出，并主要由国有金融资本兜底接盘。二是稳步推进地方高风险机构的重组、兼并、破产，稳步化解中小机构风险。三是在地方风险化解的过程中，进一步压实地方政府和主要股东的责任。核心是通过对金融资本的规范管理，强化党管金融的政治优势，压实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进而推动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有效化解。

客观来说，近几年由民营资本控制的金融企业特别是中小银行出问题的不在少数，国有金融企业相比似乎更加稳健，民营企业产权明晰和活力强、效率高的传统优势在金融领域似乎消失了，呈现出的更多是金融乱象。重要原因之一当然是国有金融企业有国家信用兜底，实力更强，抗风险能力也更强，但还有两方面因素不容忽视：一是由于在金融资源获取尤其是贷款可得性和规模、价格上的不对等待遇，部分民营企业热衷于控制或参股银行、保险等机构，目的在于以相对优惠的价格获得源源不断的贷款资金，为经营扩张和资本运作提供支持。二是产业和金融资本的结合易滋生出金融风险。长期关注小微金融的应宜逊教授曾指出，最好不要让民营银行的股东“脚踩两只船”，即民营资本既经营实业，同时又控制银行，这样出于扩张与逐利的天性，很可能盲目加杠杆造成风险。可以由民营金融资本经营民营银行，工商企业主要是成为财务投资者。对此笔者并不完全赞同，世界范围内并不乏产业资本进入金融业后取得成功的先例，国内市场二者的结合并不意味着必然会走盲目扩张的道路。但我们也确实看到，近年来出问题的几家中小银行，都是产业资本入主后推进产融结合，甚至依靠资金杠杆大肆进行资本运作，严重偏离主业和超出自身风控能力，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

为了消弭过去几年民营资本大规模进入金融领域造成的巨大风险，同时也是为了号令统一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一个显著变化就是金融领域国有资本占比在稳步提升，话语权和掌控力在持续强化，党管金融成为中国特色监管体制的重要内核。金融乃大国重器，在“国企姓党、金融为民”的大趋势下，尤其是围绕金融供给侧改革要着力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能力，金融国企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贯彻国家战略最强有力的工具，“党的领导是做好金融工作的最大政治优势，要将党的领导制度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无论是处置安邦系、明天系等民营资本集团还是包商、锦州、盛京、恒丰等曾陷入危机的中小银行，基本路径都是民营产业资本退场，国有金融资本接盘。相对于在其他很多行业鼓励民营资本介入，金融领域对其似乎树立了一道隐形的防火墙，某种程度上这也是过去几年民营金融企业风险频发的必然结果。从对金融资本的规范管理到强化党管金融的政治优势，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之路已经越发清晰。

（二）“脱虚向实”：金融业的中西之争与体用之辨

从强化党管金融的要求到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根本目的在于提升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金融从业者或许有一种感觉，近年来实体经济和金融业的地位有些彼涨此消的意味。虽然金融仍然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从过去凸显其作为国民经济核心和关键驱动力的主导性到现在强调其服务实体经济的从属性，实际上隐含着国家层面对于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和调整。这其中，有中西之争，即对中西方金融不同发展模式的思考，进而提出走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之路；也有体用之辨，对金融与实体经济各自的地位、功能要重新定位。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1、过去银行业的“脱实向虚”暴露出很多问题 。这里必须略作辨析的是，究竟如何定义实体经济，以及怎样认知实体和金融的关系。实体经济作为一个近些年异常火热的概念，还经常与被归类为虚拟经济的金融业和互联网经济对立起来，引来“脱实向虚”一类的批评。但严格来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区分并不那么绝对，市场经济中哪些是“实”哪些是“虚”也存在诸多模糊地带，更多时候是你中有我、虚实结合。具体到银行业，按照通常说法银行业的“脱实向虚”是指银行将资金通过各种途径和通道投向表外业务，最终大量流向了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业与建筑业密不可分，地方融资平台的资金大部分都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按说都属于实体经济的范畴，与所谓“资金空转”的债券、股票市场截然不同。退一步说，哪怕债券和股票市场，资产穿透后主要承担的也是为实体企业服务的职能。

因此，从个人理解来说，“脱实向虚”实际上不是说不支持实体经济，更多指涉贷款投向上的结构性问题，这个结构既指规模也关乎价格。联系到最近广受关注的赵建与徐高两位学者关于“债务是否鸦片”的论争，更为直接的表述是，过去银行作为货币的创造者和债务快速增长的直接驱动力量，将大量资金投入到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企业依靠银行资金放大杠杆上马项目，推动房价快速上涨，日益脱离“房住不炒”的中央精神；地方融资平台企业则依靠地方政府信用背书大肆上项目，很多项目的投资回报无法偿付投入资金甚至是利息，土地财政与房地产建设的互为表里，带来我国国民经济日益债务化和结构失衡的风险。同时，由于直接融资比例过低，资本市场不发达，对于真正需要大力支持的制造业、高科技企业、生活服务业以及小微企业则明显投入不足、服务能力偏低，在数量上、结构上、价格上都存在巨大问题。这些问题的暴露，意味着银行业的传统发展模式亟待转型，重塑银行业的战略定位和使命责任。

2、在“制造强国”的背景下，金融业美国模式的缺陷日益凸显 。长期以来，中国的金融体系包括监管体系都是在学习美国模式。但近年来随着全球产业格局的改变，金融业、第三产业占比很高，“脱实向虚”的美国遭遇了一系列困局，突出表现在“制造业空心化”，这一问题在其试图遏制中国和推进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美国在积极寻求制造业的回流与重建，而中国则在反思过度的金融化、虚拟化可能导致的后果。更重要的是，“空心化”的美国能通过强大的金融市场向全世界输出通胀，但人民币还远不具备美元的世界货币的地位。

出于现实竞争的需要和对美国模式的反思，近年来制造强国成为一项基本国策，以新举国体制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在这一过程中，对于金融业的定位和要求在悄然发生变化。过去认为第三产业占比越高越好，尤其是金融业的引领和推动作用至关重要，过去十几年我国金融业的规模体量快速增长，通过大量投放贷款推动债务成几何级数扩张，海量资金淤积在基础建设和房地产业，形成了以投资拉动为主的经济模式；随着制造强国战略成为主导，创新驱动要逐步取代债务驱动，金融业的核心地位有所削弱，金融不再主要担当经济的主发动机，而是要转换角色、调整定位，主要是为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提供金融支持，成为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高科技产业的工具和手段。于是金融与实体经济的此消彼长，依稀就有了体用之争的味道，那就是从过去的金融为体、实体为用转换为实体为体、金融为用，其中折现的是中国经济内在发展逻辑和增长模式的重大调整。

3、实体经济面临严峻挑战，但金融业服务实体的能力仍亟待提升 。过去十多年来，我国金融业、银行业资产规模快速增长，风险管控不断强化，盈利能力保持良好，在全球银行业中的地位日益提升。根据英国《银行家》杂志发布的2022年度全球银行1000强排名，中国大陆银行在前十强中独占5席，在1000强中占据140席，这些都凸显了中国银行业推进改革转型的丰硕成果。但为人诟病的是，在规模、盈利和品牌大幅提升的同时，银行业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却没有实现相应的提升。当然，这都是银行业传统的发展模式使然。在实体经济面临严峻挑战的情况下，长期与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高度绑定的银行业无法及时有效地实现模式的转变、职能的转换和能力的提升，突出表现在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意愿不强、服务能力有限和服务手段单一等问题。

主要是两方面，一是服务传统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重点是量不够和价偏高。当前，虽然有少数中小银行在做小做散做难方面的成功案例，但大多数银行都难以从根本上摆脱思维桎梏和路径依赖，社会各方对于银行优劣的评价也难以跳出以大为美的成见。客观来说，当前中小银行服务中小微和民营企业的能力的确乏善可陈，既缺乏服务下沉做小做难的意愿和勇气，也缺乏有效防控下沉市场风险的能力，虽然中央再三鼓励和倡导，各家银行也在大肆吆喝、大展拳脚，但落实到“普”和“惠”上还是有相当难度。在房地产和地方平台之路彻底堵塞之前，大多数中小银行仍缺乏破釜沉舟、刮骨疗毒的决心，难以从根本上走上深耕本土、服务中小、价值发展的道路。

二是服务产业转型、制造强国不力。能力不足的问题在这里显得尤为突出，传统银行的思维模式、专业能力和服务模式与高科技、硬科技的特点不匹配、服务不到位。当然这是整个银行业面临的难题，中小银行则更甚。虽然现在很多中小银行都将发展科技金融、产业金融作为自身定位与特色，但真正做得好的屈指可数。客观来说，服务高科技产业本非银行的强项，做大资本市场和发展直接融资才是王道，要传统银行服务好高科技企业，短期来看挑战很大。具体表现在专业服务能力不足的问题非常突出，加之业务路径不畅通，投贷联动迟迟未能落地，理财子公司审批严格，要打通从间接融资到直接融资市场的价值链条需要相当长时间的探索。但换个角度来说，如果占我国金融业资产90%以上的银行业不能躬身入局，金融高质量服务制造强国恐将难以真正落地。当然，对于上述痼疾，监管层一直在精准施策，以金融供给侧改革提升服务实体经济和产业转型的能力，采取了包括做大资本市场、推动减费让利和加快金融创新等一系列有力措施。

4、银行要成为社会财富的蓄水池和调节器，助力共同富裕 。当前，各家银行都高举金融向善、服务实体，助力共同富裕的旗帜，如何以金融力量更好促进社会福祉成为银行业共同思考的课题。毋庸讳言，这种理念上的变化既来自国家层面对银行业定位的调整，也源于一直以来银行所承受的非议和压力。银行业与实体经济“冰火两重天”的状况既是事实，也需客观分析和理性看待，一是中国银行业的收益率并不算高。从roe、roa来看，中国银行业均处在世界中等水平，低于欧美，从国内来看，银行业roe在各行业中处在中上水平，但roa处在较低位置。同时，国内银行业的利差水平也整体低于欧美银行业，并且呈现持续下行态势。二是中国银行业的利润总额比较高。利润总额高的直接原因是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业资产规模大，2022年末我国银行业资产达到379.39万亿元人民币，远超过美国的23万亿美元（约合157.23万亿元人民币）。进一步来说，我国银行业资产规模大是基于依靠债务杠杆驱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银行通过信贷持续创造货币，带动资产规模快速壮大，在收益率并不算高的情况下利润总量惊人。但同时也要看到，我国银行业为国有资本为主导，银行业的利润大部分通过所得税、分红和国有金融资产保值增值的形式保留在国家体系内，本质上是一种内循环模式。三是银行业内部日益两极分化，2021年底的数据显示上市银行占据了银行业利润总额的89.55%，而绝大部分中小银行的生存境况不容乐观。

近年来，银行业按照中央政府和监管部门的指引，持续加大减费让利的力度，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在发挥社会财富蓄水池和调节器的功能。其中隐含的逻辑是，当经济下行的时候，银行要少赚钱，给实体经济让利，帮助其共渡难关，尤其是几大国有银行兼有政策性银行功能；经济好的时候，银行可以多赚一点，但多赚是为经济不好的时候作储备，这与银行业日益强化的服务实体定位可谓一脉相承。同时也印证了前面所讲到的，银行作为独立产业和经济总发动机的属性有所弱化，而作为经济助推器和服务者的作用被加强。此外，最近一些地方政府对过去的平台融资贷款进行回头看，要求银行降低增量甚至是存量平台贷款的利率水平，其逻辑就是银行业过去依靠高利率的平台贷款赚得盆满钵满，现在实体经济和地方政府面临困难，是到了它们“出血”做贡献的时候了。

可以预见，随着中央持续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国家对金融的掌控力不断强化的大背景下，银行作为社会财富蓄水池的作用将更加凸显。当然，基于我国银行业的特性和依托政府信用的一定程度的无风险套利，让其一定幅度向社会让利是合理的，但一刀切的方式仍然有一些隐忧，主要是三方面：一是缺乏明确的法理依据，对大中型银行来说问题不大，但对很多中小银行尤其是一些民营银行则很难如此整齐划一；二是银行业日趋分化，银行业光环的背后是几家欢乐几家愁，中小银行中除了少部分过得相对滋润外，大部分中小银行生存境况堪忧，这些年盈利空间一再被压缩，有些机构已然风险高企危如累卵，在自顾不暇的情况下还要让利实体实在捉襟见肘。如果一段时间内市场利率下行过快，加之大银行的过度下沉对中小银行优质客群的掐尖，不利于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定，长期也会伤害中小银行可持续经营和服务实体的能力。三是银行作为典型的顺周期行业，逆周期调节能力本就有限，政策力度过大可能会削弱银行自身的抗风险能力，逆势加大投放也会增加后一阶段的信用风险，这样反而增加了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

此外，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功能是对过去银行业片面追求规模扩张、过度“脱实向虚”的一种拨乱反正，但还是应该高度重视金融作为现代经济核心和一个产业独立且不可替代的价值。从宏观的角度来说，中国要参加全球市场竞争，除了制造业、高科技的强大外，还需要金融业竞争力的提升，打造国际金融中心，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吸引外来建设资金，本土必须有一个强大的金融和资本市场，这中间必然有很多虚虚实实、虚实结合的地方；同时，当前热议从土地财政转向股权财政，推动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打造中国特色的估值体系，而国有金融资产在国有资产中占有相当的比例，这些都有赖于金融业作为一个产业的良性发展。

（三）对中小银行的监管政策将如何演化？

党的二十大明确了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方向，组建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强化对除证券业之外的金融行业的统一管理，进一步提升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开启了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就对中小银行的监管政策而言，应该说已经比较明晰，基本是延续前期趋势，没有太大的变化和调整。最突出的两点，一是落实分层分类的管理，二是稳步推进地方性的兼并重组。 其目的，一方面是引导中小银行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坚持价值导向，更好地深耕本土、服务实体，另一方面是通过兼并重组增强区域性银行实力，化解地方金融风险。但在具体实践中，这两方面要很好兼顾有一定困难。具体来说，虽然现在监管的评价体系更加科学化、多元化，但毋庸讳言规模仍然是中小银行评价体系中最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没有相当的规模实力，在市场准入、牌照申请、政策待遇等方面难以获得对等地位，这与引导中小银行放弃规模崇拜、致力价值成长的导向难以完全匹配。另外一个悖论则是，区域性的兼并重组无疑是部分实力弱、风险高的中小银行提升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最直接的路径，但很显然，通过兼并重组做大规模后，在提升抗风险能力的同时，这些银行的“格局”也会随之放大，不再满足于只是本土的下沉深耕，定位会有所偏离，更倾向于要做大做强做全。对比来说，江浙尤其是浙江为何能涌现出一批在服务小微企业上成效显著的优秀中小银行，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浙江省历史上未将大部分的地方银行重组设立一家省级城商行，反而是保留很多家地市城商行，诸如宁波银行、杭州银行、泰隆银行、台州银行、稠州银行等等。对此，应该在对一些真正高风险的机构通过兼并重组化解风险的同时，在牌照申请、市场准入等方面给予优秀中小银行更多平等竞争的机会。

02

中小银行的未来应该进窄门、走远路

新的发展时期赋予了金融和银行业新的使命要求，但遭受多重压力、生存空间越发逼仄的中小银行难免发出这样的喟叹：中小银行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中小银行的发展之路越来越窄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但某种意义上恰恰可以说，进窄门、走远路的中小银行才可能真正找到最好的出路。现实的残酷让中小银行每每别无选择，而当下的别无选择实际上就是最好的选择。

从可选择的角度来说，当下中小银行的出路无非是三条：一是中小银行中的极少部分，尤其是那些现在已具备相当规模和竞争实力的领跑者，最终可能会成长为中型银行，或者获得某种类似的政策待遇 。其壮大或基于两方面因素，一方面靠内生增长，另一方面通过区域性的兼并重组进一步做大。当然这类银行也就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了。二是另外一小部分银行，已经面临较大经营风险且缺乏核心竞争力的，或将随着经济增速下台阶、利差不断下行、风险进一步放大，最终成为被兼并重组的对象，甚至走上破产之路也未可知，2022年监管部门批准辽宁的两家银行破产就是先例。

但客观来说，以上两种走势对于中小银行而言都是非主流。无论从监管导向以及现实条件来看，大多数中小银行（资产规模大抵在两三千亿以下，但这并非绝对的划分标准，大的城商行可能遭遇黑天鹅，小的城商行也可能逆袭成功）都应该而且大概率只能走深耕本土、服务小微和市民的道路，这或将是它们在未来更激烈的行业竞争中最易于生存下去的方式。说得更武断一点，以线下化和非标准化为主的方式服务中小微企业，是中小银行未来应对激烈竞争的一条主流生存之道（以后肯定会出现各具特色的中小银行，但本文聚焦的是主流走势）。同时，即便那些规模较大的中小银行，也应该将小微金融作为核心业务板块之一，成为发展的压舱石和退可守、进可攻的基础。如果哪一天行业竞争态势和监管环境出现大的变化，中小银行必须全面收缩资产负债表和业务范围，那么小微业务或将是中小银行最后的保留地。

在此，要明晰两个问题， 一是为什么未来中小银行仍然会有生存空间？二是以非标准化方式服务中小微企业为什么是主要发展方向之一？

中小银行生存空间的存在，核心原因当然是基于中国这个大市场的二元以及多元结构，且这一复杂结构会变化但永远难以消失。中国市场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个有着广阔横切面、极大战略纵深同时差异性很大的市场，产生了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北方与南方、国企与民企等多重二元结构。这就决定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复杂性、多元性，没有少数或者任何一两类银行能够高效率地满足所有这些差异化的金融需求，必须要有多样化的金融体系来承接。即便中小银行当前面临利率市场化、轻型化、数字化、专业化等多重因素的夹击，其生存空间会很大幅度被压缩，但存在的价值永远不会泯灭。关键看中小银行能否找到自身清晰的市场定位，在体制机制、业务模式和核心能力上逐步匹配。不仅是在中国，即便是美国的经济、金融上的二元结构也非常明显，时至今日，在经历了数轮的中小银行破产潮之后，美国仍然有数以千计的中小银行、社区银行以及各类专业银行，它们规模不大，但同样有其立身之本、生存之道，有些甚至过得比大银行还滋润。进一步来说，中小银行应该走出全能银行的误区，不要盲目效仿一些大中型银行，认为数字化、平台化、轻型化、综合化等要化化兼有，公司零售金融市场要一体两翼，利差中收要二者兼得，政务中小产业一个也不能放过，但试图四化兼有可能会四大皆空，啥都要结果可能是什么都得不到，中小银行必须偏科乃至偏执才能生存。

对于第二个问题，核心逻辑是，只有采用线下化、非标准化为主的服务模式，才能够发挥中小银行的比较优势，才能与在规模实力、业务品类、数字科技、创新能力、品牌影响等全方位占据优势的大中型银行展开竞争。这里采用排除法，对当前商业银行的主流业务一一分析之后，中小银行能做好的业务中概率最大的就是小微金融。

政务业务，很明显风险在加大，尤其地方融资平台风险频发，下阶段国家虽然会在新基建等方面加大投入，但规模和利率水平已不可同日而语，数字政府、智慧城市建设之类的业务中小银行更难以置喙。后续的政务业务大中型银行必然是主力军，规模较大、且与地方政府合作紧密的地方银行也能分一杯羹。

大型企业业务，包括大型国企、大型民营企业和上市银行，贷款规模大，议价能力强，即便现在也不是大多数中小银行的目标客户。

中小企业业务，中小银行能触及一部分，但有几方面的不利因素，一是大中型银行的持续下沉对优质中小企业的掐尖效应非常明显，利率下降幅度也很大；二是国家当前大力推动的制造业和高科技企业贷款，基于这些企业的特性，主要需通过创新方式来服务，大部分中小银行的能力无法匹配。三是在产业金融、交易银行以及提供综合金融服务等方面，中小银行也难以与其他银行匹敌。当然这方面中小银行也不是全无机会，但必须改变广撒网的方式，集中资源围绕区域市场一两个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持续深耕，真正做全做深做透，在产品流程、授信政策、风控模式等方面与产业链精准对接，通过持续的投入和积累，完全有可能在对产业的理解、服务的效率、产品的适配度、风控的有效性上超过大中型银行。在全面竞争处于明显劣势的情况下，集中优势资源少数击破，成为服务某个区域的某个产业的单项冠军，应该成为中小银行发展产业金融的一条基本策略。当前，已经有一些中小银行在开展这方面的实践，比如说新疆的汇和银行，主要业务围绕新疆的棉花产业链，贷款中超过六成投向棉花产业；安徽毫州的药都农商行，主要是服务当地的中药材产业。当然这些银行还处在探索期，成败得失尚难定论，但却代表了中小银行在服务产业方面一种专精特新的发展方向。

零售业务历来是中小银行所聚焦的转型重点。但从长远来看，零售业务对大多数中小银行可能并不太友好。首先，能够获得理财子公司资格的中小银行注定是极少数，没有这一资格的银行只能沦为代销渠道，无法独立拓展理财业务，与资本市场的通道被阻塞，投行业务的发展也没有出口，在未来的股权投资大时代难有作为；其次，零售业务包括存款、消费贷款等的线上化、标准化特征更突出，围绕居民消费、本地生产生活构建生态圈的难度很大，信用卡业务基本都是赔本赚吆喝，实现零售品牌的溢出效用更难，大多数中小银行后续将在零售业务领域逐步丧失竞争能力；三是零售业务对数字化能力要求更强，虽然推动中小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一种共识，但即便在投入大量资源后能转型成功的定然也屈指可数。

基于上述分析，未来大部分中小银行（规模三四千亿以下）的主流竞争领域应该是基于线下化、非标准化的小微业务、个人经营性贷款，以及消费贷款和深耕本土产业链的产业金融业务。数字化、线上化对于中小银行来说固然非常重要，但现阶段主要还是解决数据可得性、服务便捷性、成本有效控制的问题，而不能把基于大数据的线上模式作为中小银行业务发展的核心逻辑。现在很多专家学者和咨询机构一味主张中小银行要加快数字化、线上化转型，从现实来看成效并不理想，中小银行的财力、人力和能力都难以支撑这样的转型，必须找到适合自身的数字化转型路径，在重点业务上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当然核心还是业务模式和客群选择问题。笔者在泰隆银行学习交流时曾问及如何推进线上化和线下成本高的问题，其主管小微业务的副行长这样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在实践中思考过很多年，后来越发觉得线下化才真正是中小银行的优势所在。一方面线下化能实现对客户情况全面精准的掌握，基于网格化的营销和管理，消除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同时通过充分授予客户经理在贷款额度、期限、价格、产品组合方面的权力，及时高效满足客户需求，这些反而是线上化的标准产品难以实现的；另一方面通过线下与客户的高频沟通，能够增强客户粘性，有效防控风险，反之线上客户因为缺乏直接交流，没有高频沟通和情感维系，非常容易流失，尤其现在线上客户迁移几乎无成本，中小银行的品牌更不存在忠诚度和粘性一说。从成本角度来看，线下化意味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成本，成本收入比也远较大多数上市银行为高。很典型的就是以小微金融为主的台州银行、泰隆银行的成本收入比高达36.79%、45.02%，在小微业务上面投入大量人力的宁波银行成本收入比也达到了36.95%。但这很好解释，一是这种成本收入比是和以小微为主的业务模式匹配的，是其市场定位和竞争优势所在，美国零售银行的成本收入比同样很高。不同的业务模式很难说谁优谁劣，只能说是否适合自身定位，更不能以单一指标作为衡量优劣的标准。线上化、批量化、低成本的业务模式固然好，但不是大部分中小银行的能力和优势所在；二是更高的成本都体现在人员投入上，保证了员工较好的收入水平，吸纳了更多的人员就业，并非坏事；三是虽然成本收入比偏高，但其利差和roe在银行业遥遥领先，台州银行和泰隆银行的roe高达18.51%、15.90%，盈利能力更强。四是与大多数银行在拼命压降成本收入比的同时将大量利润用于不良核销，台州、泰隆银行依靠线下高成本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保持了较低的不良率，这实际上也是节省了风险成本。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们的成本也并不算很高。

当然，明晰了上面的两个问题，对于小微金融这一条只通向“窄门”的路径，还需要澄清几方面的认知。

认知一：小微金融能够在江浙以外的市场复制成功。

当前，在江浙地区成批出现了以小微金融为主要特色的中小银行，让人深思的是，江浙地区经济发达、小微企业众多、信用环境良好，那么小微金融的模式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的县域和农村市场能取得成功吗？

1、从市场容量来看，江浙地区虽然市场空间大，但竞争可谓惨烈，大多数乡镇有超过二十家银行机构，这数量几乎赶超中西部的很多省会城市了，且其中有很多家是专注小微金融的银行。以浙江和湖南对比来看，根据可得数据，浙江市场的小微企业为295万户，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规模为3.41 万亿元，以小微业务见长的银行有泰隆银行、台州银行、民泰银行、宁波银行、杭州银行、稠州银行以及众多县市级的各具特色的城、农商行，竞争之激烈可见一斑。但即便在这样白热化竞争的市场，各家专注小微业务的银行日子都过得不错，贷款利率基本在7%以上，roe保持行业较高水平，利润稳步增长。我们再来看湖南市场，湖南市场小微企业数量约130万户，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规模为5600亿。市场规模虽然小很多，但竞争对手也少得多，尤其是没有一家真正在小微金融方面做出特色的银行。这样的市场规模和竞争状况，显然有大量市场需求被遮蔽了，未来虽然无法像江浙市场那样百花齐放，但容纳两三家银行争奇斗艳还是完全可能的。

2、从市场实践来看，泰隆、台州、常熟等银行近年来在中西部的县域相继开设了几十家村镇银行，已经经过较为完整的信贷周期和经济周期的考验，发展情况大多良好，充分说明以台州模式为代表的小微金融在中西部地区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和生命力。其中台州银行开设的赣州、重庆系列银座村镇银行，泰隆银行设立的一系列村镇银行，常熟银行开设的兴福系列村镇银行，基本都是复制母行模式致力于深耕当地、支农支小，发展成绩斐然。其中赣州银座村镇银行的资产超过200亿，年度净利润在5亿以上，已经成为台州银行的一个重要增长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多数村镇银行受制于传统理念和母行影响，至今没有找准自身的战略定位和发展模式，没有真正能够俯下身子、沉下心去走支农支小的发展道路，反而在盲目垒大户中积累了很多风险。基于小微金融的线下化、非标准化的特征，它在中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市场中具有普遍适用性，某种意义上在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拓展空间更大。

认知二：中小银行有可能复制和构建起小微金融的专业能力。

小微金融的地域性给各家中小银行都留下业务拓展的空间，与其他业务大中型银行可以一统全国市场不同，在小微金融领域成效显著的都是地方性银行，这些银行的经营区域受限，基本局限于一省范畴，区域化早的或有二三家省外分行，后来则只能通过村镇银行实现非常有限的区域拓展。同时，也是基于小微金融的线下化、人员投入大等特征，管理半径不能太长，资产规模不可能做得很大，台州银行、泰隆银行、常熟银行资产基本都在3000亿左右，泰隆银行等更是早就放弃了规模扩张，在业绩指标中甚至没有对于规模的考核。基于哪怕是最优秀的中小银行也无法将业务拓展到更广大地区这一客观现实，给每个地方的中小银行留下足够的小微金融的发展空间。

同时，也是基于经营的地域性，彼此间基本不构成竞争关系，优秀的中小银行如泰隆银行等有动力成体系输出其小微金融模式，这样可以极大缩短中小银行学习的过程，也避免了独立探索极高的失败率。毕竟，台州模式的形成经过十几年的艰辛探索，非一时一日之功，中间还叠加了对德国ipc小微信贷技术的引进和改造。

认知三：小微金融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构建体系化的能力和优势。

或许大家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台州模式成功了？而很多独立探索小微金融模式以及学习台州模式的中小银行都没能取得成功，反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小微信贷技术引入我国，主要有两个流派，一是ipc技术，二是信贷工厂模式，当时国内引进这两类技术的银行应该有几十家，但大浪淘沙之后，真正依靠小微业务生存下来的就那么几家，且基本集中在江浙地区。除了江浙地区不一样的经济条件外，其中决定性的因素在于是否围绕小微金融构建起体系化的能力。以泰隆银行为例，泰隆银行自成立以来就以服务小微企业为己任，不管经历怎样的跌宕起伏，始终保持着服务小微的战略定力，从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组织架构、流程体系、员工队伍、风险防控、企业文化等都为如何更好更高效更风险可控地服务小微企业而设置，比如说总行没有公司业务部、授信审批部等传统银行部门，历经三十年的持续优化、迭代，这样的银行想不做好小微业务都难。反观其他绝大部分涉足小微业务的中小银行，大抵只学习借鉴了台州模式的某些板块和环节，或产品、或服务、或风控等，这些孤立的部分嵌入到其原有的业务体系之中时，隔阂和冲突不可避免，不久就会被更强大的“土著”基因和文化同化走形，最终走向失败；还有一些中小银行虽然采取了专营模式，但这种专营模式也是流于表面，没有跟原有的业务模式进行严格隔离，沦为了一种传统模式与微贷模式的杂糅品种，也无法取得成功，这就像许多银行一度热衷搞事业部改革，最终大多搞成事业部不像事业部、管理部门不像管理部门的四不像。

所以，中小银行要在小微业务上取得成功，必须充分汲取过去很多银行探索小微模式以及学习台州模式失败的教训，另起炉灶真正沉下心来做小微。必须采取专营的模式，或者类似泰隆银行向泉州银行输出微贷模式采取的“行中行”模式；同时确保真专营，与银行原有的模式、产品、文化、队伍严格隔离和区分，从一张白纸开始描绘一幅全新的图画。如果没有从头再来的决心和勇气，没有能够构筑起体系化的能力和优势，小微金融的探索不可能取得成功。

虽然做小微金融很难，但大部分中小银行其实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是中小银行本身体量小，要应对未来竞争必须进行战略性收缩，坚决退出某些不具备竞争力、赔钱赚吆喝的业务领域，特别是大部分一两千亿规模以下的中小银行，完全可以按照小微金融模式来重构自身的经营体系，这种整体性的重构肯定是会优于专营和行中行的模式；二是对于规模稍大、但有志于将小微金融作为重要业务板块的之一银行来说，可以考虑专营模式，前期在一些分支机构和村镇银行进行试点，特别是村镇银行基于其规模、体量和独立法人地位，天然适合发展小微金融，待成功后再向全行推广。

当然，发展小微金融并非是中小银行唯一的选择，但在当下来看，却可能是对大多数中小银行最现实、最具可操作性的选择。中国的经济金融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对中小银行的定位、期待和使命也已经与以往大不相同，中小银行应该在顺应形势、洞悉行业趋势中找到自身的发展路径，不能对大中型银行亦步亦趋，也要避免被各种高大上的模式蒙蔽了头脑，他人或许就是深渊，别人的阳关大道可能就是你的滑铁卢，而你在别无选择中步入的那道“窄门”或能通向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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