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解放战争

赵 峰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国共和谈无望的情况下，党中央英明决策，从新四军中组建四个干部支队，每支队一个团，每团210人，开赴东北，组建东北解放军。九月，我被任命为东北哈东军分区一团（后改为一四五师三十三团)团长、党委委员，奉命从山东胶州湾渡海赴东北。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四个支队分乘四艘木船，趁夜色往东北行进，船在浪尖上行进，非常危险，船上绝大多数人晕船呕吐不止，我所乘的船只有我和师参谋长不呕吐。天放亮后，海面上突然出现两艘美国军舰，船上领导命令把枪收起来，统一沉到海中，把随身物品抛入海中，如遇美军盘间就说是渔民。视枪如生命的我只把随身物品抛人大海，枪说啥也不上交。好在美军军舰没有上前查问，划了个弧线驶走了。遗憾的是我在抗战八年中几本珍贵的日沉入了渤海，许多具体的细节回忆不起来了。

登上东北大地，困难也接踵面来，当时林彪还没有到达东北，与部队无法联系。部支队到达沈阳后，苏联的军队不但不提供火车，还抢我们的东西，向我们要钱、要东西，苏军拿去换酒喝。我非常气愤，就组织年轻的军官在夜晚偷袭走单的苏军，打得他们跪地求饶。就这样在混乱中等了三天。林彪到东北后直接与苏军驻东北最高指挥官交涉，才派了趟拉煤车把这四个军官支队送到哈尔滨。当时东北天气很冷，已下起了大雪，同志们把日本鬼子留下的军械仓库打开才解决了棉衣问题。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目，上级命令我带领一四五师三十三团马上出发去消灭国民党的一个团，经过一晚上急行军，天不亮时对这个团形成了包围，在发起冲锋时才发现枪打不响，机枪、步枪枪栓都已冻死，一个朝鲜战士提出用尿浇，浇后枪才能打，我带领全团发起了猛烈的冲锋，一举消灭了400多名国民党官兵。从此，三十三团名声大振，成了一四五师的主力，也成了四野的主力。在这次战斗中，由于在雪地中埋伏，好几位战友因冻伤而截肢，我也受了严重的冻伤，差一点没把腿截掉，是一对东北的农民夫妇把我按在凳子上长时间用雪揉搓才保着了两条腿，却留下了终身残疾。

一九四七年三月，哈东军分区一四五师改为第四野战军四十九军一四五师，与三十八师并肩作战。攻打德辉县城，是四野发起的第一个城市攻坚战。德辉县城驻军很多，里面还有国民党一个炮团。三十三团任两个师的突击队，我亲任突击队长。一阵炮击后，三十三团三营选准突破口冲进了城内，敌炮团发现后立即用大炮封锁了突破口，其它部队突不进去。我一看急了，带了一个排要冲进去接应三营，临冲时交待全排，敌打炮后专蹲上一炮的炮坑，这样才能冲进城里。可战士没有实战经验，敌人一打炮就害怕，趴在那里不敢动，结果一排人都牺牲在了突破口上，只有我和一名警卫冲进了城里，按交待的办法把三营从突破口带出来。战斗结束后我向首长检讨说这一仗没打好，结果林彪重视了，说攻坚战找到经验了，以后可以打城市了。

四平攻坚战是我深深记忆也是引以骄傲的一次战例。在三打四平时，一四五师与三十八师负责四平西部外围，三十三团是一四五师前卫团，我带领全团一间房子一间房子争夺，铁路以西房屋全打平了就是过不了铁路，部队撤了下来。在四打四平时，四野总部让三十八师先上，三十八师是红军底子，黄克诚的部队，善于冲锋，结果连冲七次也没有上去，伤亡很大，不得不撤下来，改由一四五师冲锋，师长温玉成对我说：“还是你团先上，我把全师唯一的炮营调给你指挥，一定把四平拿下来。”我为查清敌人的火力点，先派了一个排佯攻（这一个排在佯攻中火力点，每个火力点有轻重机枪两挺。这时林彪组织几十个团级以上干部来到三十三团阵地，看我们怎么打。我见硬攻不行，就要求各连召开诸葛亮会，商量攻打方案。我来到一连一班，一班长（忘记姓名)说：“团长，咱白天打行不？他们知道解放军光晚上打仗，白天睡觉，可白天他们也睡觉，咱就白天打他。”当我提出白天压不着敌火力怎么办时，这位班长说：“咱就大白天吃饭时打，直接从马路上冲上去，那时他们在吃饭，地堡里设有几个人，有的人还赌博，根本不会想到我们会在这个时候攻。”我就果断地说：“行，就白天打，如果冲上去，我报你当英雄。”当场命他任突击班长，从一营全营挑出十一名优秀战士，每人只配备炸药包、手榴弹和冲锋枪，别的任何不带。大家共同研究了具体的细节，做好了充分准备。第二天吃早饭时，一声冲锋，十二勇士箭似地从马路上冲过跃到铁路上方，一个地堡、一个地堡地自上而下投炸药包，一层一层地往下炸。国民党兵慌了，没炸死的也拼命逃出了地堡群，三十三团顺利地占领了敌外围工事，十二勇士除人轻伤外，其余全部安然无恙。当天晚上发起了对四平的总冲锋，三十三团率先冲入城内，夜晚十点，俘虏敌师长一名，天刚拂晓就全歼了四平城里国民党的军队。当下级报告战斗全部结束时，因数日未眠形成低血压的我“扑通”一声晕倒在地，醒来后不能站立不能说话。四野总部知道后马上派两名医生给我治疗，吃药也不行，打针也不行，医生报告总部后注射了大量缴获来的VC针后才能走路说话。

辽沈战役开始时，我所在的一四五师负责扫清长春外围的敌顽组织并负责堵截任务，每天大小仗打十几次。一天，一四五师接到上级命令，国民党一个师正快速向长春靠拢，要求马上堵着。一四五师赶到堵截地点时，国民党师已大部通过，作为先锋团的三十三团只抓着一个尾巴。我带领全团边追边打，咬着不放，在追击过程中腰都中弹负伤，我就用布把腰扎起来，坚持追击敌军，一直坚持到天黑。这时全师也追了上来，师首长听了情况后说：“上级给我们的命令大晚，他跑了，追不上了，这怨不得我们。”我一听火了，说：“首长，总部让我们堵，没有堵着，却让敌人跑了，这是违抗命令，按军令是要被枪毙的，追不上也得追，没有别的选择。”由于腰部受伤，我让警卫员从老乡家借来一个木榬马车坐在上面，要求全团轻装跑步前进，连夜追赶。整整地追了一整夜，拂晓前来到一个叫拐子炕的地方，模模糊糊看见有部队驻扎，天刚放亮再一看，三十三团追到了国民党师的中间位置，前面、后面都有国民党部队，而正前方的部队马匹、车辆很多。我猜想一定是国民党的师指挥机关，回头一看自己的部队，全团战友疲意不堪。一天一夜没有休息，干粮也没有了，有十几位战士累得吐血，而其它两个团还没有跟上来。不能再犹豫了，我告诚全团：勇敢就死的人少，不勇敢就死的多，敌师部就在前面，一个团也能歼他一个师。我命司号员吹起冲锋号，带领一营冲进了敌群。结果证明，我的判断是准确的，三十三团冲击的地点正是敌师指挥机关，敌师长就离我不足百米远，一看到解放军冲锋，慌忙往厨房里钻，换上士兵服就想逃跑，刚出门被我逮个正着，问他是干什么的，他称自己是伙夫，我已看见一少将军官拿着东西跑进厨房，就派人搜查，一会儿从厨房中搜出少将军服一套、照相机一台、一个皮箱及若干金银首饰。在证据面前他不得不承认是国民党的少将师长。由于三十三团的果断冲锋，把敌部队拦腰从中间掐断，师长被活捉，造成整个部队群龙无首，打不能打，走不能走。这时一四五师的其它两个团跟了上来，与三十三团一道，把前面的敌炮团和后面的步兵团全部解决，创下了一个团消灭敌一个整编师的战例。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辽沈战役结束，我被任命为四十九军一四五师参谋长兼三十三团团长，稍事休整后奉命入关参加平津战役。一四五师的具体任务是与兄弟部队一道解放天津，当天津外围工事清除后，攻打天津城时出现了难度。前线指挥部先派七纵攻城，七纵在架云梯过护城河时遭敌方猛烈炮火抵抗，伤亡惨重，随后又把攻城任务交给了三十三团。当时天津城堑壕多宽、护城河水有多深还弄不清。天津地下党虽提供了许多情报，但说法不一。当时，我身负重伤，腿肿得很粗，医生执意让我截肢。为弄清情况，在攻城的前一天晚上八点，我不顾伤痛，带上警卫员，并从炮团找来三名测量人员，五人乘夜幕掩护到护城河边，用工具量出护城河宽度后，我随手投一石头入护城河内，看有泥水翻出，知道河水不深，不用搭云梯就可直接过河。在返回时刚走有70米，城内的敌军发现了我们五人，迫击炮、机关枪接连打过来，我们赶紧趴在一注地里，待敌枪弹过后，推左左不动，推右右不应，跟随的四位同志全部牺牲，我本人也被子弹把左胳膊打穿，形成终身伤残。回到我方阵地后，根据情况制订了攻城方案。攻城开始后，我以三营为先遣突击队，不带云梯，从测量处直接往里冲，结果三营在冲锋量程中连一个伤亡都没有，此时的我坚持重伤不下火线，让四位战拾着担架在一线指挥。三个营长看我负伤严重，劝我不要再往前上，我把营长熊了一顿：“混账，军事干部不打仗还干什么！”一直到天津全城解放，我才到医院接受治疗。

按照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石，一九四九年四月，我在荆门指挥一四五师参加波江战役，一举突破长江防线，乘胜追击至桃花江，过桃花江进入湖南境内。当时白祟禧组织桂系部队在湖南摆出与解放军决战的架势，部队入湖南就与桂系部队正面接触。一四六师是四十九军的前卫师，入湖南不久被桂系部队包围，军部命令一四五师马上增援。此时两师相距二十多里，得到命令后跑步前进，一阵猛冲，撕开了敌人的包围圈，把一四六解数出来后一同往湘江进发。在边打边走过程中，疾病给部队带来严重的困扰，一四五师大都是北方战士，对南方吃大米很不习惯，加上天气已热，空气湿度大，许多指战员打起了摆子，患上了疾病。我也打起了摆子不得不用担架抬着走。一四五师渡江时有一万三千人，部队到达湘潭时，战斗、生病减员至三千人，部队不得不在湘潭进行休整。经过一个夏天的休整，全师可投入战斗人员已达九千人，这时接到上级命令，一四五师向广西进军。（本文节选自赵峰将军口述，何兴洋、赵传法整理的《我的革命生涯》，原载于《驻马店文史资料·第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