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6月8日，89岁的张学良首次打破缄默，接受了日本NHK电视记者的独家专访，在为自己负责也为历史负责的心情下，历经数十年挣扎，披露了尘封半个多世纪的秘密。他要为历史现场还原出一个真相。

他首先透露了他的生日秘密。

这年5月31日，在台北圆山饭店，台湾90位国民党党政要员为庆贺他九秩大寿（虚龄）举行仪式，这实际上是为他平反。

新闻传媒广为报道，轰动海内外。

张学良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透露：那一天并非他真正的生日！

他真正的生日，是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年）阴历四月十七日。在1928年，是公历6月4日。恰恰在这一天，皇姑屯一声猛烈的爆炸，他父亲张作霖的专列被日军炸毁，“大帅”死于非命。

他说：“从此，真的生日我不要了。我不能过生日，因为这会使我想起父亲”。“我父亲死是我最难度过的”。

6月4日生日，成为张学良的心结，成为国仇与家恨永远的痛。

明白了张学良为何不再过生日，也就不难理解他此后的行为，也就读懂了张学良。

“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到抗日战场上去同日本侵略者拼！”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因为不抵抗，背负了“卖国贼”的骂名。

他不愿解释，因为再怎么申辩也是苍白的，他始终认为“人啊，为自己申辩是最无耻的一件事情”。

为了国家不再分裂，为了民众不再对国民政府失去信心，他只能负“重”前行。

东北沦陷后，张学良被蒋介石解职，派他出国考察。

1934年他游欧回国后，曾多次向蒋介石提出应该联合各方势力，共同抗日。

用张学良自己的话说：

“我就是要中国停战，不要打仗。我实在是反对内战，反对透了”。

他曾用武力调停过军阀中原大战；用“哭谏”阻止过父亲出关参加内战。他希望到抗日前线与小鬼子厮杀拼命。

可蒋介石却告诉他“攘外必先安内”，还把他的13万东北军调往西北剿共。

1936年12月初，蒋介石飞往西安督战，向他和杨虎城发出最后通牒，要么服从剿共命令，要么将撤销二人职务并将部队调离西安。

蒋介石要安内攘外，张学良要攘外安内，他们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

1936年12月12日凌晨，他与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在多方的斡旋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

事后，张学良为表示发动兵谏完全是出于抗日救国之心，亲自护送蒋介石飞回南京。

1937年12月31日上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对他进行审判。

张学良态度从容，答话直率，毫无顾忌。

他力陈“目下中国不打倒日本，一切事全难解决”，“兵谏”是为了“逼蒋抗日”。

尤为令法庭诸公难堪的是，张学良掏出随身所带的《铣电》，公之于众。

《铣电》，亦即1931年9月16日——九一八事变发生前两日（9月16日，电报韵目代日为“铣”）——蒋介石发给张学良的电报：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作为军人，张学良一直恪守“服从命令是天职。”

正是这个《铣电》，迫使东北军在日军大举侵略面前“不予抵抗”。

正是由于“不予抵抗”，日军一口就吞掉东北三省。

从此，张学良替蒋介石受过，得了个“雅号”---“不抵抗将军”。

正是这个《铣电》，使张学良背上了黑锅，使他与抗日前线无缘。

也正是这个《铣电》，促使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

如今，张学良居然被推上了被告席，他也就无所顾忌，掷出了蒋介石的《铣电》，以正视听。

52年后的1990年，他第一次就西安事变接受访问，向史学家郭冠英和旅美学者唐德刚亲口追述了西安事变的心境和缘由。

张学良说，“西安事变是临时逼出来的”。

蒋介石当年骂他对“一二九”学生游行没有用机枪镇压，是两面人。他对蒋介石机关枪不打日本侵略者而打学生的讲话气得满脸通红，并暗下决心要给“蒋老头子教训教训！”。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逼答应要与共产党合作抗日。

但遗憾的是，他因此被软禁了半个世纪。

半个世纪后，他终于倒出了心中的苦水：

“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到抗日战场上去同日本侵略者拼！”

“一生最大的弱点就是轻信”

张学良也痛定思痛，接受访问中他说：

“我张学良一生最大的弱点就是轻信，毁也毁在轻信上”。

他一生经历了三次轻信。

“九一八”事变前，他坚信日本人不敢挑起战争，因为这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

基于这样判断，他下令不要跟人本人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以免给他们落下发动战争的口实。

日本兵得寸进尺，在街上看到东北军人的刺刀，他们就走上前在刺刀上划火柴，故意挑衅。东北兵也是火爆脾气，发誓你再来划火柴，老子就捅你一刀。于是，张学良下令，绝对不许反抗，任他捣蛋，就是不让他有借口。

“九一八”事变，他也轻信了老蒋，成了万人唾骂的“不抵抗将军”。

晚年的他在接受采访时说:

“是他下令士兵撤退，不要与日军起冲突。因为在此之前，日军也多次挑衅，都是通过外交方式解决”。

他说：“说我不抵抗，我不承认，说我错误估计了日本的意图，我承认”。

但无论如何，当他反应过来时，东北已完全沦陷，3000多万同胞将经历长达14年的被奴役生活。张学良只能带着30多万东北军流亡他乡。

谁能想到，仅仅一年时间，他就从山巅跌入谷底，成了全民公敌，被唾弃的不抵抗将军。

当然，后来他也很后悔：

“当时就是这样的思路。如果我当时知道日本人真要这么干，我这个人敢把天戳个大窟窿，还不敢跟日本人拼命吗？”

西安事变中，他又轻信了“蒋介石的轻诺寡言”。

当时，周恩来、杨虎城反复劝他，不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杨虎城甚至说，如果非去不可，他代替张学良去送，但张学良谁的话都听不进去，否则，也不会发出“今日情形又何至于此。”的感慨。

“个人的特点是不受人操纵”

张学良在访问中说，他曾在谒延平郡王祠时看到一首诗，他最得意的是后面两句：

“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

他想以此告诉采访者，他没有跟日本人合作，是他一生的骄傲。

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当时的张学良正在北京撤军，他化装秘密回到家时，只看见父亲的棺木和知道留给他的话：

“告诉小六子，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我这个臭皮囊不算什么”。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但父亲的死讯一旦传出，日本必定露出侵占东北的獠牙。

张学良便模仿父亲的笔迹，处理善后， 6月21日，张作霖的死讯才被公布，日本因情报缺失，丧失了这次机会。

在众人的推举下，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司令。

7月1日，张学良发表了《绝不妨碍统一电》，表明统一国家的意愿。

此后，南京与沈阳之间的信使络绎不绝，将东北易帜之事提上了议事日程。

对东北，日本人觊觎已久。张作霖被炸身亡后，日本人纷纷粉墨登场。

在皇姑屯事件之后，田中内阁所确定的“对华方策”和“一般方针”中，特别提到：

“要促进满洲执政者脱离中国内地的倾向，并划分、确立华人与外侨（在东北）的居住、营业自由和土地使用权，以便解决朝鲜人问题（即从朝鲜移民中国东北，强占中国土地）。”

张学良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在7月17日会见日本驻东北总领事林久治郎时表示，难以实现与日本有关的张作霖私人签署的铁路借款，明确显露了其易帜的决心。

田中义一于7月18日对林久治郎总领事发出训令，命令其对张学良就东北易帜、南北统一问题发出警告。

19日，林久治郎向张学良指出：

“（一）日本利害关系上，不愿见东北三省政治有急剧变化，致影响及于安宁秩序。
（二）依日本观察，国民政府基础尚未底于确定，此时与之合为一体，似有考量余地”。

劝其勿改制易帜。

田中义一将劝阻张学良易帜和在东北排除所谓“南方势力”当作其外交上的最紧要问题。

作为顾问的土肥原对张学良说，只要他不跟国民党中央合作，日本人就捧他帮他，让他坐东北皇帝。

张学良一听这事，就跟他火了，以后就不见他。日本没法只好把他撤换了。

7月28日，日本又派元老林权助作为特使来吊丧。

这人曾任驻华公使、关东厅长官，跟张作霖的关系非常密切，张学良也对他很尊敬。

林权助这个时候来看望张学良，目的非常清楚，就是要劝张学良不要归顺南京，要尽量跟日本人合作，因为在东北地区，张学良的作用比溥仪大得多。

林权助以张学良的父执自居，其间“谆谆教导、循循善诱”，他软硬兼施，千方百计地诱使张学良倒向日本。

张学良不为所动，他表示，决不愿意看到中国分裂，而愿中国走向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之政治。至于日本的利益，他会予以考虑，但必须以东三省人民的意志为依归。

临走前，张学良出于礼节请他吃饭。觥筹交错之际，林权助按捺不住了，他说，我这么大的岁数来这里，我没得你一句话，我回去无法交代啊！

意思很明了，就是不要张学良挂青天白日旗。

张学良借着酒劲，说道：“老先生替我打算的，替我想的事情，都很周到，比我自己想的都多，我自己都没想到这么多。”

林权助一听，感觉有戏，就微笑地看着张学良，等着他下面的话。

但是，张学良话锋一转，说：“不过，有一件事，你没替我想到。”

林权助一愣，问：“那件事？我很愿意知道。”

张学良说：“你忘了我是中国人啊！”

林权助看着张学良，不说话了，然后就起身离开了。

他不但自己不讲话了，张学良去送行时，他的随员还想跟张学良讲话，林权助马上制止他们。

这时，张学良有点后悔，自己没有父亲那样机巧圆滑的城府，酒后“失言”了，东北危矣。

果然，林权助回到日本就公开讲，日本不要再做什么幻想，不要再做天真的打算了。

8月10日数千名全副武装的日军，分乘上百辆军车开往奉天火车站，以示威胁。

当晚，张学良召开东北保安会议进行紧急商讨。会议最后决定，为避免与日本最后决裂而酿成重大事件，与南京的和议暂停，“易帜”之事，被迫延期。

日本见事情有所转机，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就向张学良转交了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一封信函，其中表示，如果东北不与南京国民政府联系，日本将在军事、政治、经济诸方面给奉方大力授助。

林久治郎还特别说明，如果东北财政发生困难，日本正金银行愿予充分接济。很快，日方便提出，愿意借款6000万日元帮助东三省整理奉票，企图以此为诱饵，阻止东北易帜。

1928年8月，张学良的外交秘书王家祯陆续收到东北外交处驻东京办事人员分期抄来的机密文件，即“田中奏折”的内容。

奏折中称：

“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日本人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据此，张为实行南北统一继续派代表与南京商谈，最后达成易帜、分治、合作之默契。

1928年12月29日晨7时，张学良与张作相、万福麟等联名通电全国：

“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

中国由此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

为什么张学良不愿做东北的皇帝呢？

在接受访问时，他道出了谜底：为什么日本人要把他父亲炸死？就是因为他不做日本人的傀儡！而他比自己的父亲更难操纵。

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我有自己见解”。

杨宇霆操纵他被杀掉，蒋介石操纵他去“剿共”被兵谏。

“不怕死，不贪生，不屈服，不卖国”

对于为何要发动西安事变，他送蒋介石到南京后，很多同僚不解，这可是要杀头的呀！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西安事变对蒋)好像灯泡，我暂时把它关一下，我给它擦一擦，我再给它开开，更让它亮。”

在问他为何要送蒋介石回南京时，他又形象地说道：

“那是个泥菩萨，首领就是个泥菩萨，我把这泥菩萨已经扳倒了，我自然把这泥菩萨扶起来。神有灵，拿我脑袋疼，我不能不给他磕头，我不能不给他磕头。我对蒋先生，到南京我一样是请罪”。

张学良也很清楚，他对蒋介石也很了解，他曾拿自己的父亲与蒋介石比较，他说自己的父亲“有雄才无大略”，而蒋介石则是“有大略无雄才。”他完全知道自己此去南京凶多吉少。

在西安上飞机前，他就交代了后事，在飞机旁写一手令交给杨虎城：

“从今日起，你代理我的职务，万一有事，东北军听你和于学忠指挥。”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没有死，他认为完全是蒋夫人保的，“依蒋先生的意思，是要把我枪毙的”。宋美龄有一句话很厉害，她对蒋介石说，西安事变，他不要钱，也不要地盘，要的是牺牲。

晚年的张学良说：

“只要与国家有利，就是牺牲我张学良，甚至牺牲东北军也在所不惜”。

至于张学良被释放后，为什么选择日本媒体接受采访呢？

张学良表示：

“我就是想要让日本人知道，希望通过日本的传媒，让日本的年轻一代明白历史的真相。”

对于如何评价他张学良自有自己的见解，他说：

“历史没有一个定评，要紧的就是一件事情——正义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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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看资料：

张学良口述历史(本文转载自2001年10月28日台湾《联合报》)；

《毛泽东与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