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4-26 08:04·白马茶馆忆阮英平1931一1932年间，当时我刚参加革命不久，是福安党领导的秘密游击队员兼地下交通员，这时期就知道福安下南区二带有个党的基层组织，负责人叫阮玉斋(小名阮英平)。当时英平在自己老家—福安下白石乡顶头村组织了个秘密农会，其骨干是十几个敢说敢干，活动能力很强的贫苦青年农民，当地群众称他们为。顶头十八帮”。顶头是个有200多户人家的村子，英平领着这批农会骨干先在本村发动贫雇农闹起抗租斗争，矛头直指村里首富—地主王清河，王年收租400多担，是全村第一号头面人物。面对农民群起抗租，他一方面威胁农民，一方面密报县警察队要捉英平和农会骨干。点击输入图片描述（最多30字）英平针锋相对，带领那帮农会骨干抄了王清河家，一把火烧了王家祖屋，王清河举家逃往赛岐。王清河一跑，村里其它地主也不敢轻举妄动了。顶头村一带农民抗租斗争很快闹起来了，后来整个福安下南区农民抗租争声势越来越大，当地土豪地主联名向国民党福安县政府请求派救兵，县里派出军队到抗租地区镇压，捉捕共产党人和农会骨干，英平是被点名捉拿的首要人物，从此他离乡背井，成为职业革命者。这大概是1933年春的事。福安党于1932年中秋节举行兰田暴动成立闽东工农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后，又于1933年11月举行了甘棠暴动，成立了第五支队。暴动后一、五支队会合，在福安南部地区活动，我就在这时期开始认识了英平。他当时20刚出头，中等稍瘦的身材，一张清瘦的脸，举止老练精悍。他是在马立峰、詹如柏、施霖等闽东著名领导人影响下参加革命的，革命前在村里一家光饼铺当过两年学徒，在这之前还读过两年私塾。1933年底，一、五支队在顶头村集结，准备攻打下白石敌海军陆战队(一个连)，那次我到过英平家。当时我是队伍里的军需，负责部队吃饭、住宿等后勤工作，在部队驻下后号房子，向富裕人家派饭。我在顶头村给部队安排好食宿后，顺道去看看英平，他家房子十分破旧矮小，屋里黑乎乎的，英平当时已带部队攻打下白石去了。他的母亲，一个身材瘦小缠着小脚的农家妇女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为我烧水泡茶，同我拉家常，她说英平没日没夜在外头跑，一个月回不了趟把家，县警察队和便衣队来过几趟要捉他，她整天为英平提着心过日子。我说，我出来干革命，我母亲也一直为我担惊受怕。英平的母亲还一再留我吃饭，我谢绝了。第二天拂晓部队撤回来，很疲劳也很泄气，下白石街打进去了，但打不下敌人据守在村北山坡上的一个大碉堡，当时游击队只有步枪和短枪，敌人一缩进碉堡，我们就拿他们没办法，试着几次用火烧也不行，只好收兵。为防备别处敌人追来，部队在村里吃完早饭，就匆匆转移了。英平是当地干部，没有跟我们走。1934年1至10月，是闽东土地革命的鼎盛时期，党领导了闽东各地农民武装大暴动，建立了以福安为中心的大片苏区，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和闽东特委，游击队也发展到红军独立团，后又扩为红军独立师。这期间英平以特委特派员身份，参加和指导新成立不久的安德县委工作，在他的领导和组织下，安德苏区很快建立和健全了县、区、乡三级苏维埃政府，完成了苏区分田运动，成立了有100多人枪的安德独立营，同时还开辟了宁德的龟山、赤溪，九都等新区工作。当11月开始，国民党纠集数万军队向闽东苏区发动了长达半年的大规模军事围剿，闽东党和红军遭受很大损失，苏区土地大部损失，各地党的县委和县苏区大部被打垮，红军游击队从2000多人减至300多人，特委和闽东苏维埃的几位重要领导人马立峰、詹如柏、叶秀蕃等先后牺牲，一些党员和干部脱离了革命，有些人还当了叛徒。然而英平却在这险峻的日子里，在安德苏区坚持反围剿斗争达5个月之久。当敌人突进福安中心苏区后，英平他们同特委和红军独立师失去了联系，他便把县委人员、警卫队拉上山，在福安东南部的外宅、大车、渭洋和宁德东北部的吴山里、闽坑一带的大山里同敌人周旋了几个月。在敌人军事清剿和政治瓦解面前，英平把同志们紧紧团结在周围，坚定大家革命到底的决心。在敌人搜山最紧的时候，他曾同20多位同志躲在福安下南区外宅山上一个石洞里，后来形势越来越紧张，英子决定突围去宁屏古山区，临行前，他把队伍里身体不好，行动不便的同志和妇女分别疏散到可靠的群众家里，给他们一笔生活费，留下以后联系地址。都安置好后，自己带着十几人夜里下山，在外宅海边弄到一只小木船，悄悄驶往宁德秋山尾，从那进山到桃花溪，儿经周折终于在周宁坑底同叶飞率领的独立师会合。不久，恢复了闽东特委，英平任特委委员兼组织部长，从此，他与叶飞、范式人等同志一起，领导了闽东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特委恢复后，组建了宁屏古(宁德、屏南、古田)、福寿泰(福安屯寿宁、泰顺)、·霞鼎(霞浦、’福鼎)三个中心县委，英平兼任宁屏古中心县委书记。他在较短的时间里，就打开了宁屏古工作的局面，不仅收复了宁德周宁交界的老根据地，而且还开辟了屏南古田两县的大块新游击区，发展了宁屏古主县的党组织和地方游击队，这些地方武装后来升编为闽东红军独立师第三纵队。我当时带着独立师一纵(前身独立师红四团)在闽东北和浙南广大地区活动，有时转到英平负责的宁屏古根据地休整，这儿群众基础很好，住下来比较安全，敌人很难探到我们的行踪。英平在这一地区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都搞得很出色，眼他到哪儿，都能见到他的种种关系，有地下党员、基础群众、小商小贩，也有国·民党乡保长、地主乡绅。闽东党从1935年反围剿后，为适应游击战争需要，，改变了对地主、一乡保长的政策，对一般地主不抄家，不没收田地，而按其田亩财产征粮派款;对国民党乡保长，只要他不反共;不欺压百姓，都不抓不杀，并教育争取他们为我们服务。当时闽东党同上级组织已中断联系近两年，也听不到党中央的声音，政策制定和更变完全是由自己根据闽东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来办的。英平也是当时闽东党和红军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人之一。这些政策改变，对打破敌军围剿，瓦解敌人阵营，改善红军游击队的处境，起了很重要作用。英平很善于把党的斗争策略付诸于实践，并取得成效，他能以又打又拉刚柔相济的手腕，把一些乡保长甚至区长控制在手里，使一些乡村民团保持中立。他在来往于红白区域的小商小贩中也有许多关系，还建立了数十个中心限据地周围的地下工作据点，因此，他的消息情报来源很多，搞枪搞子弹很有办法，我们部队的枪弹和医疗药品，多是英平通过周宁碧岩一个叫魏志进的小贩去屏南、古田等.池向土匪和地方保安团买来补充的。三年游击战争中，英平既做地方工作，又带兵打仗，他带独立师三纵打过许多敌人据点，仅我知道的就有宁德县的洋中、马坑，罗源县的排楼，古田县的杉洋、朱洋、卓洋，周宁县的七步、八蒲等地易英平没受过正规军事训练，体质也不太好，但打起仗来，他决心下得快，并且常常带头打冲锋，37年一、二月间，我带独立师一纵在闽浙边活动。有一次同英平、范式人会合，部队住在浙江庆元县后溪附近一个叫久住村的小地方，被国民党浙江保安团获悉我纵队驻地后，便派出一个连百把人从丽水方向赶来。午饭后，我哨兵报告说;“远处出现了敌人。”英平问明情况后，决定打掉这股敌人，要我赶快指挥部队抢占有利地形。我把部队迅速带到一个可以居高临下反击来敌的小山包。敌人发现我们后，也拼命要抢占这个小山包，最后是我们先占了山头，我们还没站稳脚跟就同敌人接上了火，双方相距很近，一开始就打得很激烈。这股敌人武器比较好，全是当时较先进的中正式步枪，见我们占了山头，便就地趴下猛烈射击，想用火力压住我们。英平在我身边看看，对我说，无论如何要顶住，决不让敌人上来。说完也没跟我打个招呼，就带着警卫班向敌左侧出击，正当我们与敌人苦战时，英平他们从敌人左面冲出来了，我看见英平拎着短枪冲在最前头，大喊着在沟沟坎坎间一蹦一跳，他那十几名精悍的警卫班战士，也大声喊叫着，扑向敌人。敌人没料到拦腰被砍了一猛斧，队伍一下乱了。而在山包上与敌苦战的战士们，顿时振作起来，随我大喊一声:“冲呀！”100多名战士一跃而起高喊着向山坡下冲去，冲杀声震撼大地。敌人受我军两面夹击四下溃散。我们一口气追到十几里外的后溪附近才停下。这一仗毙伤和俘虏敌人40多人，缴获好枪40多支。这也是我第一次同英平在一块打仗。他的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和忘我牺牲精神，给我留下很深印象。闽东二战时期的最后一仗，是叶飞率领独立师一部在宁德北部亲母岭伏击国民党省保安旅一个加强连，彻底消灭了这个连130人。这一仗我和英平都参加了，向敌人冲击时，英平又是带头冲在前。在当年敌强我弱的战争环境里，战士都没受过正规军事训练，打仗时就看指挥员的行动，象英平这祥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的指挥员，是很能鼓舞士气的。幸运的是，英平在闽东打了好几年仗，都没有负过伤。英平不仅因打仗勇猛在红军战士中享有威望，还因为他关心下属，平易近人，而受到同志们的敬重。他手下的人都喜欢跟他在一起，因为一方面他待人诚恳，没有架子，同他相处很随便，我曾看见他警卫班的战士同他开玩笑，跟他抢烟抽;另一方面他布置工作下达任务都比较明确具体，会教给人方法，使人心里踏实。英平还是个善子做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导，记得1935年夏秋间，闽东党根据局势变化开始改变打土豪政策，不再搞分田地抄家产，开始部队里一些干部战士想不通，认为不打土豪分田地了，那还叫什么革命。同英平会合时，我把部队反映同他说了，英平就到干部和战士中开了几次座谈会，听听各种意见，又耐心给大家解释:我们现在是游击战争的困难时期，首先是要求得生存，因此斗争方式也要有所改变，要争取一些地主和乡保长中立，不打我们，我们好集中力量去打最坏的敌人。他还这样比喻;有的地主老财好比是鸡，过去我们是杀鸡吃肉，一只鸡一次就完了，现在我们是养鸡吃蛋，一只鸡可以下很多蛋，我们可以长时间地吃，我们把打土豪分田地改为派款借款就是为了长期有蛋吃。他的话实在生动，说理清楚，比喻贴切，干部战士喜欢听，从心眼里感到服气。英平还有个优点，就是爱学习、勤思考、不盲从、有自己的主见。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哪怕对于当时闽东一号领导人叶飞同志也是如此。叶飞说的话，布置的工作，他认为可行的，一句话不吭坚决去执行;认为不行的，他当场提出自己看法;想不通的，他甚至拍桌子也要争吵一番，直至是非曲直辩清楚。这种勇气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非常难得的。1938年2月，闽东红军游击队1300多人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叶飞任团长，英平任副团长(到皖南后改任团政治处主任)，我在一营任营长。3月上旬，全团到达皖南岩寺，5月初，我和英平奉命去延安学习。这是当时三支队第一批赴延安学习的营团干部，同行的还有五团团长饶守坤，五团政治处主任刘文学，五团三营长周汝春。我们从皖南军部出发，经南昌、九江、武汉、郑州、西安，一路上非车即船，倒还顺利。火车经郑州站短暂停留时，看见站台上有两个国民党警察要没收几个学生带的马列书籍，学生不肯，同警察吵起来，英平在车上看了很气愤，跑下车去同警察评理，一时围了很多看热闹的人。这时火车要开了，汽笛“呜呜呜”直叫，我怕英平让警察缠住误了火车，大声喊他快上车，可英平同警察吵得正来劲，听不见我喊他，我急了，赶忙下车去拉他，可等我费劲挤到人群中，英平已经不见了，一回头，糟啦，火车开了。原来我从后车门下车时，英平从前车门上车，我大喊着拼命追火车，可火车越跑越快，一溜烟就不见了，我被甩在郑州车站，心里又慌又急。当时车站上秩序很乱，挤满逃难的百姓和撤退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在一片混乱中瞎间瞎闯，总算幸运，碰上了一位肯帮忙的铁路警察，他告诉我，可以乘下一趟去西安的火车。我下午上车，天黑时火车停在渔关附近的灵宝县车站，说要等夜晚才能过渔关。当时日寇已占领山西，一直打到黄河北的风陵渡，隔着黄河用大炮轰击渔关，封锁陇海铁路，火车都是晚上过渔关。当天就在灵宝车站，我碰见了先我几小时到达的英平他们，那相见的情形，真是又高兴又觉得好笑。到西安那天上午，早有八路军办事处同志在站上接我们，休息两三天后，我们就乘着办事处载货的大卡车抵达延安。在延安我们先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住了一个多月，这期间毛主席、滕代远、谭政等中央首长分别接见了我们。毛主席当时住在延安城东门内的一个旧窑洞里。我们五人一到，毛主席第一句话就说:你们辛苦了。同我们一一握手，问我们姓名、职务、哪儿人。坐下后，又寒暄几句，毛主席开始问我们在南方打游击的情况。英平向毛主席详细汇报了闽东土地革命和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主席很认真地听着，不时插间几句。汇报完后，主席就给我们讲当前全国的形势，给我们解释为什么要国共合作。主席话的意思是: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我们的革命任务同过去不同了，过去是国内战争，搞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主要依靠农民，现在是民族战争，全民族团结杭日，枪口一致对外，要依靠全国各阶层人民，要搞好统一战线，这样拥护我们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主席最后鼓励我们好好学习，过去打游击没机会学习，现在有学习机会了，要珍惜，多懂些革命道理，回去好工作。那天中午，主席就留我们五人在他那吃饭。不几天，我和英平分开了，他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我去瓦窑堡“伉大”一大队学习。1939年9月底，我和英平从各自的学校结业，又合在一起了。我们跟随刘少奇、徐海东等领导从延安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同行的有20多人。我们从西安坐火车到洛阳，再步行，沿洛叶路南下，在河南省确山县一个叫竹沟的地方住了一个月。少奇同志在那主持召开了党的中原局会议，传达中央指示，研究布置根据地工作，还向党员干部作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报告。开会期间，我和英平这些基层干部就住下等着。同我们一批的干部中有一个叫薛丹浩，是个机要科长，也是中央党校出来的，英平同他一路上探讨争论许多政治理论问题，有时两人说着说着争吵起来，英平容易激动，争执起来睑都憋红了，但更多时候，他们是好朋友，一起找个安静的地方看书交谈，那一路下来学习气氛是很浓的。我当时就感觉到英平经过党校一年多的学习，变化相当大，肚里的墨水和道理比过去多多了，讲起话来理论一套套的。从过去一个上生土长，没见过大世面，多凭朴素的阶级觉悟参加革命的农民干部，变成了掌握一定革命理论的党的政治工作者，这是他思想认识阶段上的一个了不起的飞跃、当时他就告诉我:你得抓紧学好文化，有了文化自己就能看书，能懂得更多的马列主义真理，我们打败日本鬼子和解放全中国就靠这些真理。今天回想起来，他的话是很中肯的。这年11月，我们到达安徽合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那里同少奇同志分手，临走时少奇同志找我们谈话，大意是:我们回部队后马上就会有很多工作要做，不管在地方还是在部队工作，都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广泛发动群众，发展壮大新四军队伍和扩大我们自己的根据地，要重视搞好统一战线工作，警惕投降派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阴谋。我们回到皖南军部后，英平留在军部当协理员，我被派到苏南常熟、太仓、昆山一带打游击，同英平这一别就是4年。1943年底，我被调到江北的苏中泰州独立团当团长，又跟英平见面，他当时任新四军一师一旅政治部主任兼苏中三分区政治部主任。我在独立团半年多的时间里，英平到过我团几趟，由于战事频繁，部队游动不定，英平每次来，了解些情况后就匆匆离去，我们没有时间交谈各自几年来的经历，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10月，部队集中整编，英平任新四军一纵一旅政委，我在一旅一团当团长，我俩见面的机会才又多了。重庆谈判期间，一旅驻在山东兖州，那段日于，上下都关注着毛主席同蒋介石的谈判情况，一时各种谣传很多，说和谈后八路军、新四军要改编成国民革命军，军队要裁减了，没文化的，年龄大的都要回老家，部队思想比较乱。我跑去问英平，怎么不打仗了?真要把我们这些土包于散回家种田了。英平说，你别听人瞎说，不管怎么和谈，我们都是独立的，枪杆子不能交给国民党，这事我们都不用发愁，党中央毛主席会考虑周到的。他还叫我这段日.子没打仗，要好好把部队思想作风整顿一下，训练也不能放松。有几次，我上旅部就到英平家去开开，洋荤”，所谓“洋荤”就是弄点大米饭吃吃，当时部队从江苏到山东境内，由吃大米变为吃小米和面食，许多南方人都不习惯，我也不习惯。英平这些旅级干部这时已经有小灶了，有时会照顾些大米。我每次去，他就叫爱人周础同志把最好吃的东西拿出来。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在那吃到一种大米，很白，颗粒很大，做成饭又粘又香，英平告诉我，这是有名的曲阜大米，孔夫子家乡的特产，过去是专门进贡皇帝的。可惜这“皇上米”我这辈子就吃过那一回。内战爆发后，我们一纵在鲁南抗击从徐州北上的蒋军。一四七年三四月间，我们正在临沂地区作短暂休整。一天，英平骑马到我团部，悄悄告诉我，他要离开一旅，执行新任务去，这任务比较艰巨，是要准备将来同你们会师的。我感到很突然，问他上哪?他笑着摇摇头，做了一个要保密不好说出来的表情。我猜测着问他:是回福建吧?他还是带着那种神秘的笑容，不直接回答我，却说:你以后会知道的，反正是南边。我更确信他要回福建打游击，当时我真想提出也跟他走，离开家乡快10年，很想念家乡的亲人和父老乡亲，话到嘴边，又咽下去，我知道组织上已安排好了，跟英平提出来他也作不了主。我又问他几个人去?什么时候走?他说，就他一个，很快就走。说完上马走了，刚走几步又折回来交待我，有关他离开的事，千万别跟其他闽东佬说，他是秘密走的。最后他在马上向我挥挥手，一夹马肚，飞奔而去。战争年代，战友之间、亲人之间生离死别是家常便饭，我和英平就在这种平静的心境下分手了，我甚至很羡慕他先我一步打回老家，却没有料到鲁南分手，就是我和他的最后一别—他回福建不到10个月就牺牲了。1949年8月底，我从上海调回已经解放了的福建福安任福安军分区司令，当时英平还算“失踪人员”。自从1948年2月，英平在宁德与游击队分手单独行动后，就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猜测他是牺牲了，但不知怎么死的，尸首也找不到。由于他的失踪，还发生了四八年间闽浙赣省委错杀一批城工部干部的“福建城工部事件”。一直到解放后“镇反”运动中，英平之死才真相大白。原来1948年2月间，任闽浙赣省委军事部长的英平带着一支小游击队在宁德活动，一次被敌包围，他组织游击队突围去闽北，自己留下来，准备往福州找省委的关系，路上借宿在宁德狮峰坪农民范起洪家(英平二战时期就认识范，彼此还比较熟悉)。他在范家住宿时身上携带的一点黄金(游击队活动经费)不慎让范起洪看到了，不料范竟起歹心，与另一农民周玉库(范的外甥)密谋，两人卑鄙地谋杀了英平，抢走了黄金，并把尸首埋在范家附近的密林里。一个身经百战的人民军队指挥员，闽东人民的优秀儿子，没有牺牲在与敌人拼杀的战场上，却死在见财眼红的歹徒手中...…英平牺牲38年了，当年同他一块从闽东出来的战友如今没剩下多少人了，我作为幸存者之一，在暮年中写下这一段回忆，籍以表达对他的怀念和告慰。叶飞的助手阮英平

忆阮英平

1931一1932年间，当时我刚参加革命不久，是福安党领导的秘密游击队员兼地下交通员，这时期就知道福安下南区二带有个党的基层组织，负责人叫阮玉斋(小名阮英平)。当时英平在自己老家—福安下白石乡顶头村组织了个秘密农会，其骨干是十几个敢说敢干，活动能力很强的贫苦青年农民，当地群众称他们为。顶头十八帮”。顶头是个有200多户人家的村子，英平领着这批农会骨干先在本村发动贫雇农闹起抗租斗争，矛头直指村里首富—地主王清河，王年收租400多担，是全村第一号头面人物。面对农民群起抗租，他一方面威胁农民，一方面密报县警察队要捉英平和农会骨干。

英平针锋相对，带领那帮农会骨干抄了王清河家，一把火烧了王家祖屋，王清河举家逃往赛岐。王清河一跑，村里其它地主也不敢轻举妄动了。顶头村一带农民抗租斗争很快闹起来了，后来整个福安下南区农民抗租争声势越来越大，当地土豪地主联名向国民党福安县政府请求派救兵，县里派出军队到抗租地区镇压，捉捕共产党人和农会骨干，英平是被点名捉拿的首要人物，从此他离乡背井，成为职业革命者。这大概是1933年春的事。

福安党于1932年中秋节举行兰田暴动成立闽东工农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后，又于1933年11月举行了甘棠暴动，成立了第五支队。暴动后一、五支队会合，在福安南部地区活动，我就在这时期开始认识了英平。他当时20刚出头，中等稍瘦的身材，一张清瘦的脸，举止老练精悍。他是在马立峰、詹如柏、施霖等闽东著名领导人影响下参加革命的，革命前在村里一家光饼铺当过两年学徒，在这之前还读过两年私塾。

1933年底，一、五支队在顶头村集结，准备攻打下白石敌海军陆战队(一个连)，那次我到过英平家。当时我是队伍里的军需，负责部队吃饭、住宿等后勤工作，在部队驻下后号房子，向富裕人家派饭。我在顶头村给部队安排好食宿后，顺道去看看英平，他家房子十分破旧矮小，屋里黑乎乎的，英平当时已带部队攻打下白石去了。他的母亲，一个身材瘦小缠着小脚的农家妇女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为我烧水泡茶，同我拉家常，她说英平没日没夜在外头跑，一个月回不了趟把家，县警察队和便衣队来过几趟要捉他，她整天为英平提着心过日子。我说，我出来干革命，我母亲也一直为我担惊受怕。英平的母亲还一再留我吃饭，我谢绝了。

第二天拂晓部队撤回来，很疲劳也很泄气，下白石街打进去了，但打不下敌人据守在村北山坡上的一个大碉堡，当时游击队只有步枪和短枪，敌人一缩进碉堡，我们就拿他们没办法，试着几次用火烧也不行，只好收兵。为防备别处敌人追来，部队在村里吃完早饭，就匆匆转移了。英平是当地干部，没有跟我们走。

1934年1至10月，是闽东土地革命的鼎盛时期，党领导了闽东各地农民武装大暴动，建立了以福安为中心的大片苏区，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和闽东特委，游击队也发展到红军独立团，后又扩为红军独立师。这期间英平以特委特派员身份，参加和指导新成立不久的安德县委工作，在他的领导和组织下，安德苏区很快建立和健全了县、区、乡三级苏维埃政府，完成了苏区分田运动，成立了有100多人枪的安德独立营，同时还开辟了宁德的龟山、赤溪，九都等新区工作。

当11月开始，国民党纠集数万军队向闽东苏区发动了长达半年的大规模军事围剿，闽东党和红军遭受很大损失，苏区土地大部损失，各地党的县委和县苏区大部被打垮，红军游击队从2000多人减至300多人，特委和闽东苏维埃的几位重要领导人马立峰、詹如柏、叶秀蕃等先后牺牲，一些党员和干部脱离了革命，有些人还当了叛徒。然而英平却在这险峻的日子里，在安德苏区坚持反围剿斗争达5个月之久。当敌人突进福安中心苏区后，英平他们同特委和红军独立师失去了联系，他便把县委人员、警卫队拉上山，在福安东南部的外宅、大车、渭洋和宁德东北部的吴山里、闽坑一带的大山里同敌人周旋了几个月。

在敌人军事清剿和政治瓦解面前，英平把同志们紧紧团结在周围，坚定大家革命到底的决心。在敌人搜山最紧的时候，他曾同20多位同志躲在福安下南区外宅山上一个石洞里，后来形势越来越紧张，英子决定突围去宁屏古山区，临行前，他把队伍里身体不好，行动不便的同志和妇女分别疏散到可靠的群众家里，给他们一笔生活费，留下以后联系地址。都安置好后，自己带着十几人夜里下山，在外宅海边弄到一只小木船，悄悄驶往宁德秋山尾，从那进山到桃花溪，儿经周折终于在周宁坑底同叶飞率领的独立师会合。不久，恢复了闽东特委，英平任特委委员兼组织部长，从此，他与叶飞、范式人等同志一起，领导了闽东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特委恢复后，组建了宁屏古(宁德、屏南、古田)、福寿泰(福安屯寿宁、泰顺)、·霞鼎(霞浦、’福鼎)三个中心县委，英平兼任宁屏古中心县委书记。他在较短的时间里，就打开了宁屏古工作的局面，不仅收复了宁德周宁交界的老根据地，而且还开辟了屏南古田两县的大块新游击区，发展了宁屏古主县的党组织和地方游击队，这些地方武装后来升编为闽东红军独立师第三纵队。我当时带着独立师一纵(前身独立师红四团)在闽东北和浙南广大地区活动，有时转到英平负责的宁屏古根据地休整，这儿群众基础很好，住下来比较安全，敌人很难探到我们的行踪。

英平在这一地区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都搞得很出色，眼他到哪儿，都能见到他的种种关系，有地下党员、基础群众、小商小贩，也有国·民党乡保长、地主乡绅。闽东党从1935年反围剿后，为适应游击战争需要，，改变了对地主、一乡保长的政策，对一般地主不抄家，不没收田地，而按其田亩财产征粮派款;对国民党乡保长，只要他不反共;不欺压百姓，都不抓不杀，并教育争取他们为我们服务。当时闽东党同上级组织已中断联系近两年，也听不到党中央的声音，政策制定和更变完全是由自己根据闽东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来办的。

英平也是当时闽东党和红军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人之一。这些政策改变，对打破敌军围剿，瓦解敌人阵营，改善红军游击队的处境，起了很重要作用。英平很善于把党的斗争策略付诸于实践，并取得成效，他能以又打又拉刚柔相济的手腕，把一些乡保长甚至区长控制在手里，使一些乡村民团保持中立。他在来往于红白区域的小商小贩中也有许多关系，还建立了数十个中心限据地周围的地下工作据点，因此，他的消息情报来源很多，搞枪搞子弹很有办法，我们部队的枪弹和医疗药品，多是英平通过周宁碧岩一个叫魏志进的小贩去屏南、古田等.池向土匪和地方保安团买来补充的。

三年游击战争中，英平既做地方工作，又带兵打仗，他带独立师三纵打过许多敌人据点，仅我知道的就有宁德县的洋中、马坑，罗源县的排楼，古田县的杉洋、朱洋、卓洋，周宁县的七步、八蒲等地易英平没受过正规军事训练，体质也不太好，但打起仗来，他决心下得快，并且常常带头打冲锋，37年一、二月间，我带独立师一纵在闽浙边活动。有一次同英平、范式人会合，部队住在浙江庆元县后溪附近一个叫久住村的小地方，被国民党浙江保安团获悉我纵队驻地后，便派出一个连百把人从丽水方向赶来。午饭后，我哨兵报告说;“远处出现了敌人。”英平问明情况后，决定打掉这股敌人，要我赶快指挥部队抢占有利地形。

我把部队迅速带到一个可以居高临下反击来敌的小山包。敌人发现我们后，也拼命要抢占这个小山包，最后是我们先占了山头，我们还没站稳脚跟就同敌人接上了火，双方相距很近，一开始就打得很激烈。这股敌人武器比较好，全是当时较先进的中正式步枪，见我们占了山头，便就地趴下猛烈射击，想用火力压住我们。英平在我身边看看，对我说，无论如何要顶住，决不让敌人上来。

说完也没跟我打个招呼，就带着警卫班向敌左侧出击，正当我们与敌人苦战时，英平他们从敌人左面冲出来了，我看见英平拎着短枪冲在最前头，大喊着在沟沟坎坎间一蹦一跳，他那十几名精悍的警卫班战士，也大声喊叫着，扑向敌人。敌人没料到拦腰被砍了一猛斧，队伍一下乱了。而在山包上与敌苦战的战士们，顿时振作起来，随我大喊一声:“冲呀！”100多名战士一跃而起高喊着向山坡下冲去，冲杀声震撼大地。敌人受我军两面夹击四下溃散。我们一口气追到十几里外的后溪附近才停下。这一仗毙伤和俘虏敌人40多人，缴获好枪40多支。这也是我第一次同英平在一块打仗。他的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和忘我牺牲精神，给我留下很深印象。

闽东二战时期的最后一仗，是叶飞率领独立师一部在宁德北部亲母岭伏击国民党省保安旅一个加强连，彻底消灭了这个连130人。这一仗我和英平都参加了，向敌人冲击时，英平又是带头冲在前。在当年敌强我弱的战争环境里，战士都没受过正规军事训练，打仗时就看指挥员的行动，象英平这祥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的指挥员，是很能鼓舞士气的。幸运的是，英平在闽东打了好几年仗，都没有负过伤。

英平不仅因打仗勇猛在红军战士中享有威望，还因为他关心下属，平易近人，而受到同志们的敬重。他手下的人都喜欢跟他在一起，因为一方面他待人诚恳，没有架子，同他相处很随便，我曾看见他警卫班的战士同他开玩笑，跟他抢烟抽;另一方面他布置工作下达任务都比较明确具体，会教给人方法，使人心里踏实。

英平还是个善子做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导，记得1935年夏秋间，闽东党根据局势变化开始改变打土豪政策，不再搞分田地抄家产，开始部队里一些干部战士想不通，认为不打土豪分田地了，那还叫什么革命。同英平会合时，我把部队反映同他说了，英平就到干部和战士中开了几次座谈会，听听各种意见，又耐心给大家解释:我们现在是游击战争的困难时期，首先是要求得生存，因此斗争方式也要有所改变，要争取一些地主和乡保长中立，不打我们，我们好集中力量去打最坏的敌人。他还这样比喻;有的地主老财好比是鸡，过去我们是杀鸡吃肉，一只鸡一次就完了，现在我们是养鸡吃蛋，一只鸡可以下很多蛋，我们可以长时间地吃，我们把打土豪分田地改为派款借款就是为了长期有蛋吃。他的话实在生动，说理清楚，比喻贴切，干部战士喜欢听，从心眼里感到服气。

英平还有个优点，就是爱学习、勤思考、不盲从、有自己的主见。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哪怕对于当时闽东一号领导人叶飞同志也是如此。叶飞说的话，布置的工作，他认为可行的，一句话不吭坚决去执行;认为不行的，他当场提出自己看法;想不通的，他甚至拍桌子也要争吵一番，直至是非曲直辩清楚。这种勇气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非常难得的。

1938年2月，闽东红军游击队1300多人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叶飞任团长，英平任副团长(到皖南后改任团政治处主任)，我在一营任营长。3月上旬，全团到达皖南岩寺，5月初，我和英平奉命去延安学习。这是当时三支队第一批赴延安学习的营团干部，同行的还有五团团长饶守坤，五团政治处主任刘文学，五团三营长周汝春。

我们从皖南军部出发，经南昌、九江、武汉、郑州、西安，一路上非车即船，倒还顺利。火车经郑州站短暂停留时，看见站台上有两个国民党警察要没收几个学生带的马列书籍，学生不肯，同警察吵起来，英平在车上看了很气愤，跑下车去同警察评理，一时围了很多看热闹的人。这时火车要开了，汽笛“呜呜呜”直叫，我怕英平让警察缠住误了火车，大声喊他快上车，可英平同警察吵得正来劲，听不见我喊他，我急了，赶忙下车去拉他，可等我费劲挤到人群中，英平已经不见了，一回头，糟啦，火车开了。原来我从后车门下车时，英平从前车门上车，我大喊着拼命追火车，可火车越跑越快，一溜烟就不见了，我被甩在郑州车站，心里又慌又急。

当时车站上秩序很乱，挤满逃难的百姓和撤退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在一片混乱中瞎间瞎闯，总算幸运，碰上了一位肯帮忙的铁路警察，他告诉我，可以乘下一趟去西安的火车。我下午上车，天黑时火车停在渔关附近的灵宝县车站，说要等夜晚才能过渔关。当时日寇已占领山西，一直打到黄河北的风陵渡，隔着黄河用大炮轰击渔关，封锁陇海铁路，火车都是晚上过渔关。当天就在灵宝车站，我碰见了先我几小时到达的英平他们，那相见的情形，真是又高兴又觉得好笑。到西安那天上午，早有八路军办事处同志在站上接我们，休息两三天后，我们就乘着办事处载货的大卡车抵达延安。

在延安我们先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住了一个多月，这期间毛主席、滕代远、谭政等中央首长分别接见了我们。毛主席当时住在延安城东门内的一个旧窑洞里。我们五人一到，毛主席第一句话就说:你们辛苦了。同我们一一握手，问我们姓名、职务、哪儿人。坐下后，又寒暄几句，毛主席开始问我们在南方打游击的情况。

英平向毛主席详细汇报了闽东土地革命和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主席很认真地听着，不时插间几句。汇报完后，主席就给我们讲当前全国的形势，给我们解释为什么要国共合作。主席话的意思是: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我们的革命任务同过去不同了，过去是国内战争，搞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主要依靠农民，现在是民族战争，全民族团结杭日，枪口一致对外，要依靠全国各阶层人民，要搞好统一战线，这样拥护我们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主席最后鼓励我们好好学习，过去打游击没机会学习，现在有学习机会了，要珍惜，多懂些革命道理，回去好工作。那天中午，主席就留我们五人在他那吃饭。不几天，我和英平分开了，他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我去瓦窑堡“伉大”一大队学习。

1939年9月底，我和英平从各自的学校结业，又合在一起了。我们跟随刘少奇、徐海东等领导从延安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同行的有20多人。我们从西安坐火车到洛阳，再步行，沿洛叶路南下，在河南省确山县一个叫竹沟的地方住了一个月。少奇同志在那主持召开了党的中原局会议，传达中央指示，研究布置根据地工作，还向党员干部作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报告。开会期间，我和英平这些基层干部就住下等着。

同我们一批的干部中有一个叫薛丹浩，是个机要科长，也是中央党校出来的，英平同他一路上探讨争论许多政治理论问题，有时两人说着说着争吵起来，英平容易激动，争执起来睑都憋红了，但更多时候，他们是好朋友，一起找个安静的地方看书交谈，那一路下来学习气氛是很浓的。我当时就感觉到英平经过党校一年多的学习，变化相当大，肚里的墨水和道理比过去多多了，讲起话来理论一套套的。从过去一个上生土长，没见过大世面，多凭朴素的阶级觉悟参加革命的农民干部，变成了掌握一定革命理论的党的政治工作者，这是他思想认识阶段上的一个了不起的飞跃、当时他就告诉我:你得抓紧学好文化，有了文化自己就能看书，能懂得更多的马列主义真理，我们打败日本鬼子和解放全中国就靠这些真理。今天回想起来，他的话是很中肯的。

这年11月，我们到达安徽合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那里同少奇同志分手，临走时少奇同志找我们谈话，大意是:我们回部队后马上就会有很多工作要做，不管在地方还是在部队工作，都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广泛发动群众，发展壮大新四军队伍和扩大我们自己的根据地，要重视搞好统一战线工作，警惕投降派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阴谋。我们回到皖南军部后，英平留在军部当协理员，我被派到苏南常熟、太仓、昆山一带打游击，同英平这一别就是4年。

1943年底，我被调到江北的苏中泰州独立团当团长，又跟英平见面，他当时任新四军一师一旅政治部主任兼苏中三分区政治部主任。我在独立团半年多的时间里，英平到过我团几趟，由于战事频繁，部队游动不定，英平每次来，了解些情况后就匆匆离去，我们没有时间交谈各自几年来的经历，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10月，部队集中整编，英平任新四军一纵一旅政委，我在一旅一团当团长，我俩见面的机会才又多了。

重庆谈判期间，一旅驻在山东兖州，那段日于，上下都关注着毛主席同蒋介石的谈判情况，一时各种谣传很多，说和谈后八路军、新四军要改编成国民革命军，军队要裁减了，没文化的，年龄大的都要回老家，部队思想比较乱。我跑去问英平，怎么不打仗了?真要把我们这些土包于散回家种田了。英平说，你别听人瞎说，不管怎么和谈，我们都是独立的，枪杆子不能交给国民党，这事我们都不用发愁，党中央毛主席会考虑周到的。他还叫我这段日.子没打仗，要好好把部队思想作风整顿一下，训练也不能放松。

有几次，我上旅部就到英平家去开开，洋荤”，所谓“洋荤”就是弄点大米饭吃吃，当时部队从江苏到山东境内，由吃大米变为吃小米和面食，许多南方人都不习惯，我也不习惯。英平这些旅级干部这时已经有小灶了，有时会照顾些大米。我每次去，他就叫爱人周础同志把最好吃的东西拿出来。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在那吃到一种大米，很白，颗粒很大，做成饭又粘又香，英平告诉我，这是有名的曲阜大米，孔夫子家乡的特产，过去是专门进贡皇帝的。可惜这“皇上米”我这辈子就吃过那一回。

内战爆发后，我们一纵在鲁南抗击从徐州北上的蒋军。

一四七年三四月间，我们正在临沂地区作短暂休整。一天，英平骑马到我团部，悄悄告诉我，他要离开一旅，执行新任务去，这任务比较艰巨，是要准备将来同你们会师的。我感到很突然，问他上哪?他笑着摇摇头，做了一个要保密不好说出来的表情。我猜测着问他:是回福建吧?他还是带着那种神秘的笑容，不直接回答我，却说:你以后会知道的，反正是南边。我更确信他要回福建打游击，当时我真想提出也跟他走，离开家乡快10年，很想念家乡的亲人和父老乡亲，话到嘴边，又咽下去，我知道组织上已安排好了，跟英平提出来他也作不了主。我又问他几个人去?什么时候走?他说，就他一个，很快就走。说完上马走了，刚走几步又折回来交待我，有关他离开的事，千万别跟其他闽东佬说，他是秘密走的。最后他在马上向我挥挥手，一夹马肚，飞奔而去。

战争年代，战友之间、亲人之间生离死别是家常便饭，我和英平就在这种平静的心境下分手了，我甚至很羡慕他先我一步打回老家，却没有料到鲁南分手，就是我和他的最后一别—他回福建不到10个月就牺牲了。

1949年8月底，我从上海调回已经解放了的福建福安任福安军分区司令，当时英平还算“失踪人员”。自从1948年2月，英平在宁德与游击队分手单独行动后，就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猜测他是牺牲了，但不知怎么死的，尸首也找不到。由于他的失踪，还发生了四八年间闽浙赣省委错杀一批城工部干部的“福建城工部事件”。一直到解放后“镇反”运动中，英平之死才真相大白。

原来1948年2月间，任闽浙赣省委军事部长的英平带着一支小游击队在宁德活动，一次被敌包围，他组织游击队突围去闽北，自己留下来，准备往福州找省委的关系，路上借宿在宁德狮峰坪农民范起洪家(英平二战时期就认识范，彼此还比较熟悉)。他在范家住宿时身上携带的一点黄金(游击队活动经费)不慎让范起洪看到了，不料范竟起歹心，与另一农民周玉库(范的外甥)密谋，两人卑鄙地谋杀了英平，抢走了黄金，并把尸首埋在范家附近的密林里。一个身经百战的人民军队指挥员，闽东人民的优秀儿子，没有牺牲在与敌人拼杀的战场上，却死在见财眼红的歹徒手中...…

英平牺牲38年了，当年同他一块从闽东出来的战友如今没剩下多少人了，我作为幸存者之一，在暮年中写下这一段回忆，籍以表达对他的怀念和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