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消息，遵照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死刑命令，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7日对罪犯张维平、周容平执行死刑。张维平、周容平上诉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一审刑事判决，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认为，第一审、第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法核准对张维平、周容平判处死刑的判决。

2017年6月9日，张维平在广州增城的沙埔镇指认作案现场。受访者供图

张维平是牵涉“梅姨”的拐卖儿童系列案主犯，曾先后三次因拐卖儿童被判刑，交待拐卖儿童共14人，其中经司法机关核实的案件11宗、被拐儿童11人。而这些15年前被张维平拐卖的孩子，大多是一两岁的男童。每一个孩子背后，都是一个破碎的家庭，11个孩子就意味着11个家庭悲剧。所以无论从主观恶意、犯罪性质还是社会危害性上说，张维平都是罪大恶极、罪无可赦，判处死刑是他应得的下场。

对于张维平判死，舆论场上也是一片欢呼之声。虽然只是迟来的正义，但最起码可以安抚民心，抚慰那些受害者家庭。为了寻找被张维平拐卖的孩子，这些家庭无一例外地都发生了巨大的变故，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然而寻找被拐卖的儿童谈何容易？有些孩子被找回，人生已经发生改变。而有些孩子却可能永远找不回了。这正是像是张维平这样的人贩子最可恨之处，他对受害者的伤害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永久性的。因此，对于拐卖儿童的罪犯，公众都有一种朴素的正义观：人贩子一律判死。

张维平被判死，似乎回应了公众的诉求。但其实，这只是一个特例，人贩子判死并不是常态。以张维平为例，他拐卖的儿童多达11名，数量特别大，这还仅仅是经过司法机关核实的，而且曾先后三次因拐卖犯罪被判刑，可谓劣迹斑斑，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才最终被判死刑。而且从一审到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经过了四年之久。可见，对人贩子的死刑判决还是相当谨慎的。

回顾张维平包括此次死刑判决在内的三次因拐卖儿童被判刑，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对人贩子是否太过宽容？

张维平第一次因拐卖儿童被判死，发生在1999年7月，他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3000元。

但该案并非张维平第一次拐卖儿童，当年他隐瞒了更早的一宗发生于1997年的拐卖儿童案。此案于12年后的2009年告破，法院再次以拐卖儿童罪，对他判刑七年并处罚金4000元。

按照我国刑法，犯贩卖妇女、儿童罪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所以从法律规定来看，这两次判决都没有问题。但不得不说，这种仅比“压线”期待稍微严厉一点的惩罚，没有起到震慑犯罪分子和预防犯罪的效果，某种程度上甚至起到了反作用。

比如相关报道中就提到一个细节，因为有了两次被判刑的经历，张维平拐卖儿童更加有“经验”，作案时也更加谨慎。他时常在厂区附近寻找下手目标，锁定目标后也不急于动手，先电话联系“梅姨”，寻找好买家。下手前与孩子混熟，“以后抱走他的时候不哭不闹。”养虎为患，两次被判刑、两次出狱后的张维平没有丝毫的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变得更加疯狂，最终拐卖了多达11名儿童。

代价何其惨重？假如第一次犯罪被判得重一点，他或许就没有这么多机会做案。事实上，公众呼吁“人贩子一律判死”，并不单纯是一种情绪发泄，也不是超脱于法律之外的以暴制暴，而是因为拐卖人口犯罪有其特殊性。因为突破人性底线的犯罪，犯罪行为人改过自新的可能性极低，而且大多属于社会最底层，没有太多的生存能力，也没有太多可以失去的，一旦给他们机会，大概率还是会卷土重来，重新走上犯罪道路。

罪刑法定。对于拐卖人口罪的，当然不是一律判处死刑，但法律许可的犯罪，理应顶格处罚。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不要给人贩子任何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