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

前言

1971年8月15日，毛主席不顾78岁的高龄，再次乘坐专列前往南方巡视。一路上，毛主席在沿途与各地的党政军领导人分别进行了谈话。在谈话中，毛主席反复强调：

“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9月13日，在林彪乘坐飞机飞往蒙古方向后，北京的沙河机场有一架直升机起飞。这架飞机起飞后，一路向北……

周宇驰：为什么改变飞机的航向

在这架飞机起飞后不久，机场调度室的工作人员便向空军司令部作了汇报。紧接着，空军司令部立即将这一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

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一起

据空军司令部的工作人员报告，这架直升飞机的机号是3685，驾驶员的名字叫做陈修文。飞机上连同陈修文和副驾驶员陈士印共有5人，其余三人为：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

得到报告后，毛主席和身边的周恩来总理异口同声地说：“下命令，要空军派飞机拦截。”

得到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命令后，空军立即对这架飞机进行了搜索，但是由于天空很黑，直升机又没有开航行灯，所以经过一番搜索没有找到目标。

不久后，这架飞机终于被空军锁定，并派出歼击机进行跟踪。在怀柔沙峪的一个空地上空，这架直升飞机盘旋了5圈后，开始紧急降落。

飞机降落后，从里面爬下来的三个人看了一下周围后，向着山上跑去。后来，在撕碎了一些文件后，传来了三声枪响，三个人全都倒在了地上。

紧接着，其中一个人爬起来就向外跑。这时，一队民兵将那个人围住，将其抓获。在抓捕的时候，此人大叫着要找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

吴忠

经过搜索，民兵队员们发现还有一个幸存者，他的名字叫陈士印。

在盘问中，得知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李伟信，躺在地上的那两个人分别是周宇驰和于新野。

原来，这架飞机起飞后，驾驶员陈修文发现了问题：飞机既没有导航，也不让开航行灯，要求在黑夜中往北飞行。

感觉到问题后，陈修文便装作非常着急的样子，说飞机上的油不够，需要降落下去加油。事实上，飞机上的油是足够的。

听了陈修文的话，周宇驰立即强调说千万不能降落，降下去大家就都别想活了。为了收买陈修文，周宇驰还说：“林副主席已经坐三叉戟专机在乌兰巴托降落了，你们不要害怕，出了国境就行。”

周宇驰的话，证实了陈修文的怀疑，这次飞行是不正常的！于是，陈修文操作飞机摇晃了一下。紧接着，陈修文将飞机的航向改变，控制着飞机向着北京的方向飞行。

由于这样的晃动是常见的，再加上夜幕笼罩，飞机上的其他人根本无法辨别方向，所以陈修文的操作并没有引起周宇驰等人的怀疑。

飞行了一段时间后，天色已经逐渐亮了起来。这时候，陈修文发现了自己飞机上空的歼击机。紧接着，周宇驰等人也发现了上面的歼击机，心里非常害怕。飞机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陈修文将飞机的航向改变为往回飞，并趁机将罗盘破坏掉。发现飞机改变航向后，周宇驰问：“为什么改变飞机的航向？”

听了周宇驰的话，陈修文回答说：“头上有歼击机，如果不机动飞行的话，可能要被打下来。”

这时，周宇驰又发现罗盘也已经损坏，便问：“罗盘怎么不对？”陈修文说：“罗盘早就出了故障。”

由于罗盘损坏，周宇驰只知道飞机改变了航向，却无法知道飞机具体飞向哪里。但这个问题难不倒有着多年飞行经验的陈修文。

紧接着，陈修文熟练地驾驶着直升机经张家口、宣化等地又飞回北京。头顶上的歼击机也跟着飞回了北京。

在怀柔，直升飞机逐渐降落。在飞机降到距地面20米时，周宇驰拔出手枪，连开两枪。

陈修文中弹牺牲，身上流出了鲜血。这时，副驾驶员陈士印将陈修文身上流出的鲜血偷偷地抹在自己的脸上，躺在地上装死。

由于紧张，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并没有检查陈修文和陈士印的尸体，便带着手里的文件，匆匆爬出了飞机。紧接着，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稍微辨别了一下方向，便向着山上跑去。一直跑了很久，三人才气喘吁吁地停了下来。

这时，周宇驰看了看于新野和李伟信，喘着气说：“这样不行，早晚都是死，跑是跑不了的，咱们今天就死在这里吧。”

接着，周宇驰又说：“有两种死法。第一种是如果你们怕死，我就先把你们打死，然后我再自杀；第二种是如果你们不怕死，那就自己死。”

说完后，周宇驰将随身携带的林彪的手令和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掏出来，着急忙慌地撕碎扔掉。

从周宇驰的话里，于新野也知道了自己的下场，便回应周宇驰说：“我们还是自己死，不用你打。你喊‘一、二、三’，我们同时开枪。”

于是三人掏出手枪，朝向自己的脑袋。周宇驰看了看两人，大喊：“一、二、三！”

在周宇驰的“三”字喊出口的时候，三人手里的枪先后发出了“砰！砰！砰！”三声。

紧接着，三人倒在了地上。此时，李伟信突然爬了起来，继续向前跑去。很快，李伟信便被赶上来的民兵抓获。

原来，在周宇驰三人约定开枪的时候，周宇驰和于新野两人将子弹射进自己的脑袋，李伟信却胆怯了，在开枪的时候将枪口转向了天空。

被抓捕后，李伟信大喊着要找北京卫戍区司令员。随后，李伟信被五花大绑押到北京卫戍区，关在地下室中。

期间，北京卫戍区作战处处长张辉灿到地下室去查看。见到张辉灿时，李伟信迫不及待地说：“我要找汪主任！”

于是，张辉灿问：“哪个汪主任？”李伟信回答说：“我要找汪东兴。”

对此，张辉灿不敢做主，便将李伟信的要求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作了汇报。后来，吴忠找来吴德，一起到地下室去见了李伟信。对于这件事情，吴忠的秘书李维赛回忆：“吴忠和吴德一起到地下室审问过李伟信。”

李伟信晚年

后来，李伟信被宣布隔离审查。那么，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三人为什么要着急让飞机起飞呢？这件事，还要从1970年的庐山会议说起。

1970年8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江西庐山举行。

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在讲话中指出：“这次会议，要开成团结的、胜利的会，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

然而，毛主席的指示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许多人不顾毛主席不愿意担任国家主席的意见，坚持要毛主席继续担任国家主席。

在参加华北组讨论的时候，陈伯达发言说：“有的反革命分子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喜欢得跳起来了。”随后，陈伯达的发言被编为全会第六号简报，在全体中央委员中散发，鼓动要设国家主席。

这件事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不久后，毛主席要求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并责令陈伯达做检讨。后来，陈伯达被隔离审查。

毛主席

从庐山下来后，为了解决这件事情，毛主席采取了“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的措施，削弱他们的实力。此外，毛主席还决定到下面去吹吹风。

毛主席：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

1971年8月15日，毛主席乘坐专列离开北京，前往南方巡视。

在专列上，毛主席说：“陈伯达在华北几十天，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到处游说。”

8月16日，毛主席的专列抵达武汉。期间，毛主席召见了湖北、河南两省的党政军负责人刘丰、刘建勋等人。

在与刘丰谈话的时候，毛主席说：“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曾经多次要分裂党，都没有得逞……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

毛主席在南巡中

后来，毛主席又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是船上的老鼠，看见这条船要沉了，就跑到那条船上去了。陈伯达后面还有人……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可以说，毛主席的话体现了他一贯的方针，犯了错误，只要认真改，就还有机会。但是，毛主席的心里也十分清楚，“犯了大的原则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

在提到军队的时候，毛主席坚定地说：“我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我不相信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听了毛主席的话，刘丰的心里感到极大的震撼，附和着毛主席的意思。

随后，毛主席又说：“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有什么好处？”

从毛主席的话里，刘丰知道他指的是林立果。因为此时的林立果也就26岁。然而，这个年仅26岁的小伙子，已经担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部长两年了。

林立果和林彪的合影

林立果1945年出生，1965年考进北京大学物理系。后来，21岁的林立果还没毕业就因停课在家闲居。

看到“老虎”已经长大了，整天在家闲着也不是回事，林彪便决定让他出去见见世面，顺便锻炼锻炼。于是，林立果被送到上海，让南京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江腾蛟“照顾照顾”。

在江腾蛟的“照顾”下，林立果在上海和杭州参加了空军的许多会议，见到了空军的各级领导人。

在小圈子里聊天时，江腾蛟说：“立果年轻有为，聪明绝顶，是最优秀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能把立果派到我们这里，这是对我们的最大的信任，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对我们空军来说，也是最大的光荣，最大的幸福，最大的自豪。”

1967年3月，在没有办理入伍手续的情况下，林立果便穿上军装，担任了空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的秘书。

林立果一家的留影

7月，在吴法宪和周宇驰的“介绍”下，林立果“火速”办理了入党手续，成为了共产党员。

1969年2月16日，林彪亲自写信给周宇驰和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处长刘沛丰。在信中，林彪说：“老虎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的独立工作能力。”

10月18日，吴法宪以空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的名义，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

10月19日，吴法宪召集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王飞和周宇驰、林立果等人开会。会上，吴法宪说：“空军的一切都要向林立果汇报，都可以由林立果调动、指挥。”

会后，周宇驰、王飞等先后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上和机关中，传达了吴法宪的讲话。就这样，在没有征得中央军委批准的情况下，吴法宪便私自把空军指挥权和调动权交给了林立果。

不久后，林立果利用在空军中的特权，物色了一批人，成立了一个“调研小组”。

1970年5月2日，林彪在毛家湾特意召见了“调研小组”成员林立果、周宇驰、王飞、刘沛丰等人。谈话的时候，林彪问：“谁是你们的头？”

对于林彪的问题，周宇驰等人都没说答案，但大家心里明白，便在开会的时候，一致推举林立果为“头”。

那段时间，在空军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立果同志的指示要及时传达、照办，坚决照办。”

为了让林立果“一言九鼎”，空军政治部甚至通过决议，要求对林立果要老老实实地服从调动，服服帖帖地听从指挥，要求怎么干，就怎么干。

7月22日，在林彪的授意下，周宇驰、刘沛丰替林立果起草了一篇文章，以《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题，署名“空军司令部红尖兵”，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并说这篇文章是林立果写的。

林彪和叶群

随后，王飞和周宇驰等人又为林立果起草了一篇讲话稿，让林立果在7月31日的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作了长达8个小时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报告。此外，这篇讲话稿还被印刷了7万多册，散发了下去。

周宇驰、王飞、于新野等人吹捧林立果的这个报告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里程碑”，并将林立果树为一个“全才、帅才、超群之才”，是“第三代接班人”。

在一系列的操作下，林立果被树立为一个“超天才”。这便是毛主席说的那个二十几岁的“超天才”。

然而，这样的一位“超天才”没过多久便成立了“联合舰队”，并主持制定了《“571”工程纪要》，阴谋杀害毛主席。

对于这些情况，毛主席早有察觉。因此，在与刘丰谈话时，毛主席明确说：“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我们唱了50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10次分裂。我看还要能搞10次、20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

毛主席

听了毛主席的话，刘丰不停地做着记录。同时，刘丰因为紧张，额头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

最后，毛主席叮嘱刘丰，不要把这些谈话内容告诉别人，并说：“我是给你打招呼，有些事回去还要讨论。”刘丰当即表态说：“不会的。”

8月27日，在停留了11天后，毛主席乘坐着专列离开武汉。当天夜里，毛主席的专列停靠在长沙车站。

在长沙停留期间，毛主席召见了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政治委员刘兴元等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同他们进行了谈话，指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此外，在接见的时候，毛主席要求大家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全国人民欢迎的事情。

毛主席在列车前的留影

8月31日晚，毛主席的专列到达江西省会南昌。

在南昌期间，毛主席与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程世清进行了谈话。谈话中，程世清主动对毛主席说起了一些事情。

其中一件是庐山上发生的事情；另一件是林立果两次派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来南昌活动，并说最近一次7月6日，周宇驰显得神秘、鬼祟，把过去江西修理改造的一辆水陆两用坦克用飞机运走了；还有一件是林彪女儿林豆豆让程世清的家属转告他“以后少同我们家来往、密谈，搞不好要杀头的”。

听了程世清的汇报，毛主席特意交代说：“你谈的这些情况很重要，除总理外，谁也不要告诉。”

9月3日，毛主席到达杭州。

毛主席

在杭州，毛主席见到了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谈话中，毛主席认为陈励耘一点儿也不老实，说的全是假话。

于是，毛主席突然问：“陈励耘，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找了几个人串联，有你陈励耘，有上海的王维国，还有海军的什么人，你们都干些什么？”

毛主席的话，让谈话的气氛变得十分紧张。正是这次谈话，让林立果一伙决定将暗害毛主席的事情加快。

9月5日，周宇驰在北京让于新野了解毛主席的谈话内容。同时，在武汉的李作鹏与刘丰谈话后，立即坐飞机回到北京将情况告诉了黄永胜和邱会作。当天晚上，黄永胜又要通了叶群的秘密电话。

9月6日，周宇驰乘坐直升飞机到达北戴河，向叶群和林立果作了汇报。对此，叶群和林立果坐立不安，决定对毛主席下手。

右二为林立果

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命令。同时，周宇驰从北戴河返回北京，对江腾蛟说：

“现在看来要对我们下手了。我看还是先下手为强。他正在杭州，很快回北京过国庆，路过上海时可以动手。我们不动手，将来别人上了台，我们这些人都完，你首先完。”

此外，周宇驰还说：“杭州现在是最好的时候，毛泽东9月25日前不会回来。现在我们不干，今后很难遇到这样的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

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毛主席在9月8日夜，突然下令：“把专列从现在停靠的杭州笕桥机场专运线上立即趁夜转移，转到绍兴附近。”

9月10日，毛主席再次下令：“现在把车调回来，我们马上就走，谁也不用通知。”

9月11日，在接见完许世友等人后，毛主席乘坐专列迅速北上。9月12日，毛主席的专列稳稳地停靠在丰台车站。黄昏时分，专列安然地驶进北京车站。随后，毛主席顺利回到中南海，结束了这次惊心动魄的南巡。

毛主席

9月13日，林彪乘坐飞机飞往蒙古方向后，在北京的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等人也在沙河机场，乘坐一架直升机出逃。

在得知他们的阴谋后，驾驶直升机的飞行员陈修文机智地改变了航向，将飞机开回北京。不幸的是，陈修文在最后关头被周宇驰无情杀害，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后来，陈修文被追认为烈士，被后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