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势性侵这“一页”，不能就这样翻过去|丈夫割喉|受害者|强奸|性暴力|施暴者|权势性侵

这几天，以出版女性主义书籍闻名的品牌“一页folio”，因其男性创始人范新被指控性侵未遂，陷入舆论声讨之中。

事件最开始发酵于上周日（4月23日）的一则豆瓣爆料帖，帖主作为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旗下品牌“新民说”的一位工作人员，以自己的视角记录了一场并非鲜为人知的文化圈性侵未遂事件：

“范新喝多了尾随进入她的房间，然后扭打在一起，范新眼镜被打落，女孩皮肤和面部则有抓伤。最后占不到便宜的范新在她的房间僵持了一个晚上，瘫倒在桌子上睡了一晚，因为醉酒失力没有得逞。

“但女孩没有第一时间报警，她选择听从了上文中一位‘成熟女士’的意见（指当时任职于“新民说”、后担任“一页”品牌总监的恰恰），她的同事——请我们，一群没有提供实际建议的二缺，被范新请吃了一顿饭，都低着头，听着范大将军念他的悔过书。”

随后这则帖子开始发酵，不仅因为这是一起涉嫌犯罪的权势性侵事件，更因被指控的男性是女性主义出版品牌的创始人。4月24日晚间，范新终于作出回应，通过一个只有16个关注者的豆瓣小号@Farmer 。

“这些事发生在一页创立之前，我本人当时无法也没有可能欲盖弥彰，并向当事人及公司同事都公开道歉”“我以后会退出公司品牌运营相关，回归一个编辑的本分”……字里行间，避重就轻，不见他所应当承担的法律代价。

因此，公众对这则根本没有正面回应任何性侵相关内容的声明，十分不满。这股愤怒，在乐府文化的男性创始人涂涂出来“仗义执言”后，到达了新的高潮。

很多网友开始表态将拒绝继续支持“一页”以及“乐府”出版的图书，并呼吁向“一页”2023年计划出版图书的合作方写邮件，要求合作方正确评估风险、以敦促“一页”做出回应。

漫长的沉寂后，“一页”官方于4月27日发表声明，宣布与范新切割，范新将从公司退股、“一页”品牌也会适时注销。不过声明中对性侵未遂指控的态度仍然不明，对于网络中出现的新指控（即20年范新仍有性骚扰之行）也没有任何回应。

同日，据澎湃新闻报道，范新于4月26日前往公安机关自首并做了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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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微信公众号“一頁folio”

事件发酵到这里，我们必须强调这一风波背后真正重要的问题：

发生在职场，基于不对等的权力关系而产生的性侵害，要如何有效防治？仅仅是赶走一个性骚扰惯犯，真的能避免类似的性骚扰乃至性侵再次发生吗？用人单位是否负有相关职责，公司系统内部又该如何建设一个真正能起到作用的反性骚扰机制？

抱着这些疑问，我们与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的吕孝权律师聊了聊用人单位在反职场性暴力方面，可以以及应当做些什么。

防治职场性骚扰，

用人单位应当做什么？

早在十几年前，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及其前身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就已经在关注、研究并推动企业建立防治职场性骚扰机制。

鉴于外国有巨额惩罚性赔偿制度（编者注：法庭判决赔偿数额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预防重于制裁”已经是很多企业通用的低成本高效能策略。吕孝权律师分享的国内外企业建章立制的相关经验，很值得国内企业在反性骚扰行动时借鉴。

2023年发布的新《妇女权益保障法》针对“用人单位采取措施预防和制止对妇女的性骚扰”做出八项规定。

首先，企业应该明确制定防治工作场所性骚扰的规章制度，包括但不限于：

1）定义工作场所性骚扰； 2）详细说明对实施性骚扰行为的雇员的制裁方式； 3）设立受理投诉、解决性骚扰引起的纠纷的机构； 4）禁止对性骚扰投诉人、证人和处理性骚扰事件者打击报复； 5）经理和监工实施该规章制度的义务。

其次，企业需要建立专门的性暴力处理机构并明确其职责。例如，通用电气公司的制度中规定的经理和监工的责任包括：

1）向员工告知公司政策：对性骚扰零容忍。 2）确保本部门的员工知晓其公司政策项下的义务：必须及时采取行动预防／制止侵犯性的或不受欢迎的行为，不作为只能使事态变糟；不进行性骚扰；报告性骚扰行为。 3）愿意并能够听取投诉，向员工解释公司防止性骚扰的政策和程序。 4）认知性骚扰行为模式，敏锐地察觉性骚扰行为的发生，及时采取行动（即便无正式投诉）。 5）给予任何投诉者及时、充分的反馈，立即汇报关于威胁、强行要求、攻击或强奸的投诉。 6）站在公平公正的立场上——一方面不要站在骚扰嫌疑者一边，另一方面不要过分同情受害人。 7）注意保护隐私和名誉——不要泄露信息，除非必要。 8）做防止性骚扰的榜样。

再者，定期进行防治性骚扰的教育和培训也至关重要。无论是新员工还是管理层都要参加相应的培训，讨论可能被视为性骚扰的情形，以便理解何为性骚扰、性骚扰对公司和员工的影响、如何防治性骚扰、怎么处理和调查性骚扰举报等。

另外，性暴力防治中重要的一环是，企业要确保经证实的性骚扰行为会受到及时、妥当地处理（处理手段包括但不限于警告、调离或降级、停薪、停职、开除等）。公司需要确保举报者不会再受来自骚扰者的继续骚扰或报复，并在需要时积极配合警方取证调查。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还可以要求骚扰者参加防止工作场所性骚扰的学习班。

最后，企业还可以将禁止性骚扰作为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使每个缔约人均承诺在工作场所不骚扰他人，将道德规范上升为合同义务。还可以写进集体合同。

像“新民说”这样明知员工范新性侵女员工未遂，既没有支持受害者追究范新的法律责任，也没有在公司内部对其做出处罚的行事态度，完全是在包庇、纵容职场内性暴力的发生。

而“一页”在声明中简单一句“范新事件发生于2016年，一页创立于2019年，此事件并非发生在一页公司内部”，也根本无法平息众怒。

法律有法律的制裁，公司也要有公司的态度。在范新本人承认了自己性侵未遂，称其为“过往的丑陋与不堪”时，“一页”不仅没有第一时间回应，回应后也仍在闪烁其词，始终不愿表明立场、给范新的暴行定性，很难说这不是另一种“支持”。

如果公司处理性骚扰不力，

我们可以做什么？

如果不是事情已经发酵到不能善终，“一页”品牌是舍不得宣布注销的，范新是不会“主动”去自首的。

这也让我们不得不想象，出版行业内还有多少被掩盖的性暴力，有多少不知羞耻、为虎作伥的施暴者和共犯。一个没有受到舆论关注的受害者，要花费多大的代价才能够讨论一个公道？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企业不作为、不道德、继续包庇施暴者，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吕律师也给了一些建议：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书面形式（附上证据复印件）向妇联、工会女职工委员会、法律援助中心等投诉，也可以向民间社团求助，获得其支持，出面协调处理，或支持起诉。投诉时要留下书面记录，最好要求留下骚扰者一方的笔录作为后续维权的证据。

在各行各业，施暴者借助“老板”“上司”等优势地位对下属实施的性暴力罪行很容易被掩盖。

其次，将自己的遭遇如实记录，在社交平台呼吁关注，是一个办法。这些年成功被公众看见、产生巨大反响的性侵害事件，都是通过社交媒体传播发酵，引发广泛关注后用舆论倒逼企业处理施暴者的。

在掌握相关骚扰证据的前提下，我们甚至可以直接以“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侵权诉讼，要求骚扰者承担包括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在内的相关法律责任。

另外，目前《妇女法》《民法典》《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法律法规都确立了用人单位有防治职场性骚扰的法定义务。虽然用人单位如果不作为，应承担什么法律责任，法律本身并未明确，但将施暴者和其用人单位作为共同被告，以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为由告上法庭，要求用人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司法实践中也是常见操作。

并且就在今年的三月八日妇女节，人社部还发布了印发《工作场所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制度（参考文本）》和《消除工作场所性骚扰制度（参考文本）》的通知，强调用人单位要保障女性在职场中的权益。

具体措施可参考这份“ 应对工作场所性骚扰流程图”。

在一个性骚扰缺乏约束机制、性与性别教育匮乏的环境中，我们可以预见，在可见的未来仍然可能不断出现新的受害者，但不幸中的一点幸运是：

不管是在社会努力下不断完善的司法体系，还是于创伤中仍然坚持着的受害者、愿意共情和支持的同行者、始终在关注和发声的媒体与网友们，今天的我们都比之前的我们要更有力量。我们有能力让施暴者付出代价。

2018年，刘强东涉嫌性侵事件爆发后，还有网友为他举旗呐喊，指责受害者仙人跳，意在钱财；但从近几年的舆论场的变化来看，施暴者们通过指责受害者转移罪责的手段已经行不通了。

只是权势性侵仍然在发生。范新性侵未遂的恶行曝光后，很多在文化圈遭受性暴力的受害者也纷纷站出来发声，微信公众号“做書”、豆瓣账号@青年编辑部、@重版出不来以及很多个人社交账号都接连发布了针对业内男主编、男领导、男工作人员的性骚扰指控。

这些性暴力案件在大多数时候同用一套策略：

处于权力不平等关系中的上位者，利用权势便利欺骗、逼迫弱势方发生违背对方真实意愿的性接触，然后拿受害者的前途发展、个人声誉相要挟，致使受害者只得选择忍气吞声或者自我欺骗。如果事发，他们会依靠自己的业内资源、同受害者完全不对称的话语权与决策权，引导舆论倒打一耙，指责受害者妄想“靠身体上位”。

在这一环节中，施暴的已经不再只是实施了性侵害的个人，还有选择了无视、包庇又或者沉默的系统与旁人。

这些事仍然在发生着，不意味着这些事是可以被容忍、甚至放过的。职场防治性骚扰的制度建设和系统性的性别文化变革已经迫在眉睫，社会、企业、个人都应该承担起自己相应的责任。

公众的意识越来越敏感，女性的音量也今非昔比。

即使“一页”发声明宣布要注销品牌，但男性创始人范新性侵员工未遂的这页罪行仍旧掀不过去，我们需要持续的监督和讨论，推动更进一步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