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现在进入新发展阶段，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非常重要的出发点是如何理解现在进入了不同以往的发展阶段，这是本文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从宏观角度谈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产业结构升级的必要性，以及如何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第三部分，从企业的微观角度来思考构建新发展格局阶段下企业家的机遇和挑战。

如何理解新发展阶段

中国经济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30多年的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作为世界人口第一的大国，国民经济实现了长期年均9%左右的经济增速，赢得了脱贫攻坚战的胜利，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我们在这一阶段实现了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会如何？在接下来的这几十年，我国将进入新的高质量发展期。和之前的高速增长期不同，高质量发展期的显著特点是增速会显著下降，大约维持在3%-6%左右。今年国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为5%左右,也位于这个区间。这阶段又可细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2020-2035年，这是被称之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也是我们需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阶段；第二个时期是2035-2049年，这个时期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难看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阶段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非常关键的阶段。

由高速增长期向高质量发展期的转变是由经济发展客观规律所决定的。我国目前人均GDP在1.3万美元左右，即将超越世界银行所定义的高收入国家门槛。高收入国家的收入判定标准每年都会增加，而2022年这一定义为人均13200美金。按照年均5%左右的经济增速，中国大概率会在未来2-3年内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标志着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实现了从中高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迈进，这是巨大的进步，对世界格局的改变也是巨大的。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参照系将是其它高收入发达国家。

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年均增速逐渐下降到了6%左右，相对于其他高收入发达国家，这一转变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下图中，我们比较了美国、日本、韩国、德国、英国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收入水平下的经济增速，红点代表中国经济增速，蓝点代表发达国家增速。随着人均收入水平上升，经济增速不可避免要下降，发达国家也是如此。

面对这样的转型，中国的机遇似乎有很多，但需要注意，即便是跨越进入高收入门槛，我们也面临很多挑战，机遇和风险并存。我们观察到，很多中等收入国家并未成功跨入高收入国家，而是徘徊不前，比如菲律宾、巴西、土耳其等。也有从高收入国家因为一些事件的发生下滑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比如俄罗斯。事实上，从1960年-2010年间，在全球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到2010年末只有15个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其中包括东亚四小龙（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和日本。

此外，中国还是一个大国，不同区域的差距很大。虽然我们在2025年左右会完成进入高收入国家的目标，但是不同地区的发展差异很大。如果按照世界银行关于高收入的定义，截至到2021年全国约有35%人口的进入高收入阶段。将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会有更多地区加入，但可以肯定的是，到2025年中国不会全面进入高收入阶段，一定会有区域间的差异。如何实现区域统筹发展，如何实现共同富裕都是摆在中国发展道路上的挑战。

产业转型升级的必要性和手段

如何应对这些机遇和风险？这就要讲到构建新发展格局下产业转型的必要性和手段。前面总结了一些国家，有成功的经济体，有较为失败的经济体。中国是一个大国，很多小型经济体跟我们不具有直接可比性。

成功的大国有一些共同特征，我将其总结为“三高一平”。

第一高，高储蓄率、高投资率。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经济转型主要是依赖于投资的驱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产生拉动了投资需求，带来了工业发展和制造业的升级。大量的投资需要有高储蓄率做支持，不然就可能像拉美国家一样过度借债，不稳定的国际金融市场导致危机频繁发生。

第二高，高度工业化。所有大国，无一例外的在中高收入过渡阶段都是工业强国。工业强国不完全是资本推动的，另一个重要动力是创新。今天的德国、韩国等国都得益于不断的创新，他们的制造业在不断升级。

第三高，高国际贸易开放度。只有开放才能扩大海外市场，制造业的发展是有极大规模经济的。高生产率的发展带来的生产扩张一定要寻找它的市场，这就需要开放。闭关锁国或者各种贸易政策的抵制是与这种经济规律发展相违背的。

第四个“平”，平稳，防风险。我们观察到，成功的大国都有非常强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纪律性，没有盲目借债，也没有盲目进行货币扩张。事实上，它们能做到相当长时间的债务稳定，同时央行具有相当强的独立性。

以上所强调的这些特征，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只强调中间的工业化和制造业升级。相比于低收入国家，我们发现高度工业化是这些成功国家的最重要特征。

上图反映了两组不同国家（蓝色代表低收入国家，绿色代表高收入国家）在不同收入水平下的产业结构升级路径。图中纵轴反映这个国家的工业化增加值占比。可以发现这些国家的收入水平有一段重叠时期，大概在人均1-1.5万美金，即从中高收入向高收入过渡阶段，也就是中国目前所处的阶段。上图表现出一个显著特征，在同样的历史收入水平阶段，高收入国家的第二产业占比显著高于低收入国家。我通过数据分析发现，高收入国家比低收入国家在第二产业增加值高出15个百分点，其中12个百分点是由制造业的差异造成的。

进一步将中国实际的工业发展路径与高、低收入国家加以比较。下图中的红点代表中国不同时期工业增加值的占比，可以发现中国工业化实现大跃升的主要阶段是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的工业增加值占比在1952年与低收入国家水平相当，经过了建国后近30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业化发展，一跃到改革开放前非常高的水平。这段时间内我国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打下了较好的工业基础。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举世瞩目的增长，产业结构的转型也基本符合高收入国家的发展特征。虽然从2011年以来，我国第二产业占比有了显著的下降，累计下降了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也让位于服务业，不再是国民经济中占比最高的部门，但是我们的工业生产依然有较强的竞争力。中国制造业企业有65家位列世界500强，高技术制造业越来越多崭露头角，占GDP比重5.2%。目前世界高收入国家的工业增加值占比大概在20%，长期来看我国的工业生产占比还会进一步下降10个百分点。我国的产业升级任务非常紧迫，亟待提高工业发展的质量。

提高工业发展的质量要实现制造业的不断升级。在高收入国家中，尽管制造业已经不再是最大的产业部门，但仍然受到很高的重视。

第一，相比农业、服务业，制造业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制造业能够带来大量研发投入和创新。以欧洲来说，现在欧洲制造业增加值占比跌落到20%左右，就业人数占比更少，只有15%，因为主要是资本密集型的生产。尽管如此，全社会2/3的企业研发支出是用于制造业。创新是社会前进的动力，它的需求来自实体经济的发展，而实体经济发展又以制造业尤为重要。

第二，制造业有很长的产业链，分散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分工程度非常高。这也意味着制造业的发展带来的拉动作用非常强，对于经济的影响力非常大。发展制造业对于总供给的拉动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制造品的可贸易性比较强，贸易品以制造品为主。大多数消费型服务业是不可贸易品，比如餐馆、酒店等。国际贸易的研究发现，出口企业往往具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这源于出口的“筛选机制”：出口的制造业企业更有动力不断进行创新，也只有那些有竞争力的企业才更有机会在国际市场上取得成功。

第四，从全要素生产率角度来看，制造企业有着全部非农行业最快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这带来了一国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

制造业有这么重要的价值，我们应该如何发展它？

首先，要认识它的特点，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主要是资本密集型的。为了发展先进制造业，资本的供给非常重要，需要强大金融体系作为支撑。良好的金融体系能够帮助企业家融资，改善他们的融资约束，促进投资。

第二，制造业的发展对于基础设施要求特别高。现在非洲的增长率很快，不少国家的政府也在向中国学习，广泛参与和支持经济的发展，大力增加基础设施的投入，这将极大促进工业的发展。

第三，制造业有巨大的固定成本和规模经济。生产的越多，企业的成本就会降的越低。为了实现规模经济，我们要提倡统一大市场和强调内外双循环。我们需要改变目前要素市场上的分割和阻碍，需要把内部循环和外部循环统一起来。

第四，制造业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强调制造业并不意味着服务业不重要，事实上服务业相当重要。服务业当中有一类是生产性的服务业，它们为工业生产做服务，是互补的关系。所以我国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提高制造业质量，一方面也要照顾到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上述这些发展特点决定了我们应采取如下发展手段：

首先，改善融资约束。

产业升级发展带来的是资本不断深化，投资不断增长，而融资应该是每个企业家最关心的问题。能不能借到钱？以多大成本借到钱？中国过去的发展得益于民营经济的发展。上图展示了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工业增加值的同比增速，黄色线段代表国有经济，蓝色线段代表民营经济。早期民营经济的发展速度非常快，相当于国有经济发展的两倍之多。随着国民经济增速放缓，相对国有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增速下降非常快。这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要改善民营经济的发展，根据我和企业家的接触，他们还是关注和担心他们的融资问题。下图展示的是中国内地企业不同的融资来源（数据来自于李明浩等(2022)的研究）。中国金融市场上间接融资为主体，直接发债、发股的融资占比非常少。国有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是国有银行，而民营经济在获得信贷方面处于劣势。民营经济从国有银行获得的贷款占比相比国有经济少了10个百分点，他们较多借助于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商业银行，也就是小型金融机构才愿意给民营经济放贷。

构建新发展格局，一定要改善民营经济的融资环境，这是迫切需要做的。所以李强总理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要给民营企业家以发展信心。

改善大银行对于私营企业的融资只是一方面，虽然中国即将进入高收入国家，但是我们的融资体系相对还比较落后。我们较多依赖于银行部门的传统信贷，较少依赖于直接融资，企业发债非常困难，要么成本很高，要么需要抵押，还不如从银行借款。股票市场现在施行注册制，会逐渐改善企业融资的环境。从长远来看，我们的金融业开放的程度还很不够。我们应该学习国外先进的发展经验，允许外资以更大的参与度加入到我们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来。国家提出现在要加快制度性开放，高水平开放，这个开放不仅是贸易，更多的是强调制度的改善。

第二，结合我前面讲的制造业发展的特点，我们政府在这当中能有所作为。市场经济要强调有效市场，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有效率手段，但不能忽视政府的作用。因为在制造业转型升级当中需要大量基础设施投入，所以政府产业政策配套、基础设施投入显得尤为重要。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传统的基础设施的回报率比较低了，特别是区域间不平衡，很多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回报率更低。如何提升基础设施投资效率，让政府能够以最大的能力促进经济增长？目前看，国家在今年地方政府专项债的用途中，已经把过去的9大领域拓展为11大领域，又增加了新基建、新能源项目，包括5G相关的基建，轨道交通、新能源，和数据经济相关的大数据中心、数据基础设施、AI、工业互联网。这些也是政府应该有所作为的领域。未来还有一些先进制造业的布局，将是产业政策的重点。国家在文件中提出要聚焦一些领域，除了刚才提到的基础设施之外，还包括工程机械、光电子信息，打造世界制造业的先进产业集群。这是政府政策着力的一些落脚点。

第三，由于工业发展、制造业发展需要开拓市场，所以要求我们构建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我国每年GDP的构成中进出口仅贡献了20%，投资和消费贡献了另外的80%。但开放的市场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要远超过20%，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老百姓购买的手机、汽车，很多是通过贸易来的，企业投资的机器设备可能是进口来的。将这些计算进来，从增加值角度来看，我们对于外贸的依存程度比净出口差额高得多。所以，国内国际双循环，不是要简单的国内单循环。内循环不等于内需，外循环不等于外需和净出口，要综合考虑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2018年以后全球贸易的不确定性陡然增加，受到民粹主义、单边主义、排外主义的影响，我们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环境当中。政策的种种不确定性，极大造成了贸易成本上升和全球价值链重构。这种格局的变化对于全球生产者都是不利的，因为它意味着产业链要重新调整，要有重新投入，由于分工受限，生产成本在上升。短期内，我们将会看到生产链出现区域性集中；我们也会看到，由于大国博弈，技术含量更高的价值链将会率先重构。

对于这些重构，我们要有所准备，有所应对。我们应对的手段是什么？一方面，要提升产业链的稳定性，确保在关键领域不被“卡脖子”。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增加我们的贸易开放程度。在过去的贸易格局中，我国的增加值占比很低。我国以劳动密集型的贸易为主，并且在这方面是顺差。在制造业内部，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国内增加值比较低，大量的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是借助于全球产业链，借助于进口配套然后完成、进行加工然后再出口。虽然服务贸易的国内增加值是很高的，可惜我国这方面不具有太大的比较优势。服务贸易这一块我们是逆差，是净进口国。所以，一方面要做强自身，实现制造业的不断升级，往价值链的高端走。另一方面要在规则、管理、制度的标准上进行开放，促进服务业贸易的发展。建设自贸区，加入一些地区性的贸易合约，都有助于提升我们贸易制度的标准，改善外商的营商环境。

第四，要大力开放和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相对消费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尤为必要，并且我们这方面发展得非常落后。国家提出我们要在数字化、人工智能这些方面进行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能够形成与制造业互补的关系，能够加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产业结构转型时期企业的机遇和挑战

企业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改造和提升传统业务；第二，巩固延伸优势业务。

企业要立足自己的比较优势，专注于自己最擅长的地方。既然是产业升级，就意味着有新机会、新领域。这些新兴业务怎么选取？需要有前瞻性的布局。这意味着风险和不确定性，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任何创新都是一种创造性的毁灭。创造新事物的时候，就会对现有的一些生产方式造成摧毁。

中国要进行产业升级，必然会侵犯到现在这个领域一些国家的利益；企业要进行产业升级，必然需要进军到一些陌生的领域，与已有的、更有优势的企业进行竞争。整个市场的竞争性会越来越强，只有不断创新，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才会最终存活下来。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危机并存。党和国家提出的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点，是我们的出发点，是承前启后的关键点。为了实现做好这一步，我们需要一些政策帮助我们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相信不仅是对于中国内地，对于港澳台同胞、对于世界都有着重要意义。

赵波，北大国发院经济学副教授（长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定量宏观经济学、房地产经济学、劳动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