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是一个影视剧都不敢改编的故事。
1931年，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这是我党历史上的第二个临时中央政府，第一次是在1927年。
两次成立临时中央，皆因蒋介石大肆镇压我党的革命活动。
而这个曲折离奇的故事就发生在1931年。
当年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因经费问题，革命事业受阻，机构无法正常运行，为了能从事各项活动，只能联系苏区政府拨款。
苏区政府虽说也是泥菩萨过河，但依旧向上海临时中央拨款黄金120两，时任“财政部长”的林伯渠负责此事。
在收到一堆黄金首饰后，林伯渠也深知苏区政府不易，像极了老年人从手帕里掏出零零散散的钱。
青年林伯渠
如此多的黄金首饰，要从江西运到上海，一是容易丢，二是不方便携带。
转头一想，林伯渠决定将这120两黄金首饰，全部高温熔化后，制作成金条，每条10两，共12条。
在将12根金条装入专门制定的盒子后，用金属锡封闭开口处。
一切准备妥当，却迎来了更大的难题。
由于蒋介石派兵四处镇压，白色恐怖气氛散发在上海的每一个角落。
要想将这批经费安全送到上海，谈何容易。
要么说林伯渠牛呢！他想到的办法，我至今都叹为观止，拍手称奇！
从江西出发，再到上海，按照林伯渠预定的路线，分别是瑞金→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上海。
为此，我特意简单的制作了一张路线图，从地图上看，路线，确实弯了些，但林伯渠是对这些地区做了对比的，相比于其他落脚点显然要安全许多。
由于这笔经费非常重要，出于安全考虑，林伯渠选了7个地下交通员运送，再将“快”字的每一笔分开写出来，与钥匙、锁分别寄到负责交接的7个地下交通员手里，而且每个交通员都掌握了暗语，用来对接，识别身份。
第一位交通员从瑞金出发，抵达南平后，在南平负责接头的第二位交通员，在识别身份后，用自己收到的钥匙打开锁。此时，第一位交通员再将自己收到的锁具，交给第二位交通员，让他锁上，之后第二位交通员再给一张凭证（快字的第一笔）给第一位交通员。
收到“快”字第一笔的第一位交通员，需要将其凭证上交上级，这一步结束后才算完成任务。
以此类推。
按理说，如此缜密的交接，很难出现问题，然而事实是上海的临时中央始终没有收到这笔经费。
从1931年11月6日出发，预计一个月的行程，大概12月6日左右就能收到，从这之后，一直到22日，半个多月的时间，上海临时中央先后催了5次，始终没能收到。
另外一头的苏区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也只收到了“快”字的6个笔画，这证明在最后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也就是松江到上海。
邓发
在当时白色恐怖的笼罩下，我党无论是丢了物资、弹药还是粮食、资金，都只能吃哑巴亏，根本不敢大张旗鼓的进行调查。
但这笔经费特殊，可解燃眉之急，临时中央还是决定赌一把。
通过会议决定，让潜伏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特科的情报人员，冒着风险潜入白区，可由于每一个交通员的身份都是秘密，不能轻易透露，很难联系到这些人以及他们的上级。
调查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那么，这笔经费没顺利送达的后果是什么？为何在18年后，毛主席依旧要彻查此事？
二、
因为上海临时中央缺少经费，很多事情无法运作，造成巨大影响，例如：
被捕的9名我党战士，因为没有资金，营救无望，残忍的被敌人杀害；
3名机关干部患病，没有钱治疗，最后不治身亡；
许多牺牲烈士的家属，因为没有政府的救助，最终乞讨度日；
原本计划好的日资产业大罢工，因为没有经费也不得不取消；
120两黄金无故失踪，造成的后果不计其数。
但因当时无力追查，只能作罢。
一转眼，时间来到1949年11月，新中国成立不久，毛主席就下达命令：
要求调查新中国成立前，共产党政府、军队在各个历史阶段未侦破的案件。
其中“120两黄金失踪案”让毛主席足足记了18年，这天，毛主席特意找来罗瑞卿，将这桩悬案让他负责调查，务必查出原因。
这桩经费失踪案，确实离奇，如此严格的交接，竟然在最后关头出现问题，最后一名交通员还失踪了，要知道，这些交通员都是经过严格考察的，对于党组织纪律非常清楚，也有着异于常人的坚定信念。
虽说他们都不知道手里运送的是黄金，就算知道，也会不惜一切代价将其送到指定地点。
现如今，国家步入平稳，如果能调查出当年真相，也算解了困惑毛主席18年的心头结。
毛主席发话，罗瑞卿亲自督办，想不成功都难。
很快，命令就下达到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亲自选了4位高级侦查员，分别是蒋文增、徐立鼎、胥德深、邬泓。
其中蒋文增是组长，他手里拿着当年这起悬案的卷宗，打开一看就懵圈了。
这哪里是卷宗，就是个简介，如上面文章写的那样。
四人很快抓中卷宗重点，林伯渠三字映入眼帘，随即决定前往北京，向时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的林伯渠了解详细情况。
在与林伯渠交谈时，四人得到一个有用的信息，从瑞金出发的第一名交通员姓秦，林伯渠虽不知其全名，但知道此人在高自立手下当过警卫员。
高自立，江西省萍乡人，曾担任红三军政委兼军委书记，红五军团十五军政委兼军长等职，1950年1月因病逝世。
高自立
得亏蒋文增4人去的早，再迟就见不到高自立了。
高自立对于自己的警卫员还是很了解的，他很明确的告诉蒋文增，自己经常喊他小秦，是自己同乡，现如今正在第十三兵团做了副师长。
昔日的地下交通员，现在成了广西南宁十三兵团的副师长，要找这样的人物，那不就是手拿把攥的事吗！
4人又高高兴兴的去了南宁，见到秦朴副师长后，说明来由。
当问及当年运送物资到南平时，秦朴记忆犹新，因为这是他唯一一次接受这样的任务。
直到蒋文增的到来，他才知道自己当年送的，竟然是120两黄金！
5人聊了许久，秦朴开始将当年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
三、
秦朴当年对外宣布的身份是“盛福饭店”的员工，老板是他的直接领导人，很多人问共产党军队的经费哪里来，这就是其中之一，当年许多饭店、住宿点都是共产党派人干的，既能打探消息还能赚经费，一举两得。
而那时的地下交通员，基本上很久才接到一次任务，有的交通员甚至到建国后都没有任务。
在接到任务后，秦朴便决定出发，可老板怕突然离开会引起其他人注意，所以伪造了工伤，对其他人说秦朴回家养伤去了。
秦朴拿到箱子，只觉沉甸甸的，并不知道是何物。
但他依旧冒着被查的风险，按照既定路线，骑马整整6天，才抵达南平。
根据自己上级告知，负责接头的人是南门关帝庙庙祝。
姓甚名谁，秦朴是不知道的，他只需要知道，来接头的人必须能打开箱子，再给他一张凭证，他也不知道最终要送到上海，自己只负责送到南平，所以，他一度认为这次任务圆满完成了，殊不知，这只是其中一个环节。
庙祝在关帝庙等来了秦朴，打开锁后，秦朴再将自己的锁换上去。庙祝又给了他一张凭证，他打开一看，是“快”字的第一笔，但他当时并不知道，心想，这就是完成任务的凭证么？
蒋文增问秦朴，庙祝年纪和相貌。
可秦朴只知道对方是而立之年，眼睛大，其他就再也记不起来了。
不记得也没关系，那时做庙祝的，都是有记录的，只是过程复杂了些。
蒋文增等人告别秦朴后，便去了南平，还真是睡觉来枕头，他们收到上海方面的消息，从中央保存下来的绝密档案中得知，当年6名地下交通员的资料，唯独没有最后一名的。
显然，这绝密档案是毛主席发话了，调出来给上海方面看的。
蒋文增看了资料，既然前六人的姓名、身份、住址都知道，而且交接无误，只是最后一环节出了问题，最后一人又无故失踪，能知道最后一人情况的，也只有他的上线了，也就是负责杭州到松江的交通员。
这份资料减轻了不少工作量，4人可以忽略前面几位交通员，直接去杭州找人。
负责杭州到松江的交通员，名叫刘志纯，如今在一家竹行打工。
4人相视一笑，现在离真相越来越近了，他们以为接下来事情的发展会按照他们的思路进行，然而却大错特错。
因为刘志纯也不记得与他接头的人是谁。
刘志纯回忆，自己与下线接头时，是在指定的“汉源饭店”，接头的人身穿黑色的衣服和裤子，自己刚好下楼，便碰见此人正在打听从杭州来的人。
刘志纯便拉他去了房间，对方也准确地说出暗语，紧接着从包里拿出打开锁具的钥匙，他的操作和刘志纯自己从上线手里接到箱子时一模一样。
在将凭证交给刘志纯后，负责接头的交通员便将箱子提走，匆匆走去，从确认身份到拿走箱子，只用了几分钟。
刘志纯称，自己在拿到凭证后回到杭州，没几天就有人找到他，对了暗语，刘志纯也明白，这是来取凭证的。
凭证交上去后，刘志纯的任务结束。
建国后，刘志纯之所以还是个竹行员工，是因为他在1931年完成任务后，便再也没接到任务，显然是他的上级已经牺牲了。
后来几经战乱，刘志纯都没能找到党组织，直到杭州解放，他才找到杭州的军管会，说出了当年的事情，军管会也做了备录，所以在蒋文增等人前来后，他们第一时间就找到了刘志纯。
对与刘志纯这边的交流，能得到有用的线索并不多，但好在知道两人交接的地点是在“汉源饭店”，况且刘志纯又说在下线包里看到一张居住凭条。
这足以证明，这最后一名交通员肯定是在这里居住过的。
对于户籍、居住人口之类，中国历来都做得非常到位，但凡是开旅馆的，每住进一位客人都是要登记的。
蒋文增等人去找“汉源饭店”的老板，询问1931年12月2日-3日在店里住过的有哪些人？
但是并没有找到。
随后，他们将目光投在了松江所有旅馆，在汉源饭店老板的回忆下，得知18年前，松江一共有5家旅馆，也就是说，除了汉源饭店，还有4家需要调查。
一番调查下来，没有丝毫收获，所有的线索在这里全断了。
但蒋文增并不放弃，虽然此人没有住旅馆，但不排除住在居民家中。
可这工作量着实大了些，好在松江派出所给力，他们挨家挨户询问，问是全部问到了，但都没有人记得家中有黑衣人借住过。
这种事，记忆还是比较清楚的，有陌生人在家住过，一般都有印象。
就这样，唯一一个线索也没了。
心灰意冷的4人，决定打道回府。
可胥德深却摸着头笑着说：“我这里有个山东老乡，是司令部的参谋，好多年没见了，如今到了这里，想去看看昔日的好友。”
既然来都来了，那就一起见见吧，没曾想，这一见却意外的获得另一条线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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