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光时刻谁都有，别拿一刻当永久。”

这句话对于现在的郑州而言，想必是百般滋味，涌上心头。

2023年4月14日，第一财经记者实探郑州豫康新城。

豫康新城建于2010年，有南北两区，共50多栋，在富士康用工高峰期时，豫康新城住进了近10万人，一时繁华无限。

而如今，记者发现豫康新城空荡荡的商业街上，没有几个行人，街边的商铺，关门的关门，转让的转让，一片冷清。

在郑州，这座豫康新城，被看作是富士康郑州园区的晴雨表之一。

豫康新城冷清的最直接原因，是富士康员工减少了，高峰的时候，富士康员工有近30万人，如今不管是郑州，还是富士康，都到了要做选择的时候。

富士康还好点，毕竟是全球最大的代工厂，富士康早已在全球设有200多个生产基地和子公司，郑州不过是其商业版图里的一部分，既然是代工厂，哪里成本便宜就往去哪里，就在前不久的2023年3月，富士康董事长刘扬伟高调出访印度，宣布投资亿美元（约48.8亿人民币）在印度建厂，缔造新一代科技帝国。

4月22日，富士康公开表示，未来三年内，把价值3000亿美元的部分制造业务转移到境外。

可对于郑州而言，现阶段失去富士康，就是失去了最重要的大腿。郑州是起步很晚的城市，建国之初没啥存在感，民国的时候还叫郑县，1954年，河南才把省会从开封搬迁到郑州，进入世纪之初，中国加入WTO，全国上下一片狂欢，广东带头搞制造业出口赚美刀，而此时郑州的工业构成比例中，重工业的比重很大，比如像水泥这种重污染产业。

最要命的是，在中部城市的竞争中，从1978年到2000年，郑州经济总量长期压着长沙，2000年长沙GDP656亿元，而郑州则有738亿元。

可自从2000后，差距越来越小，2003年，长沙实现反超。

长沙在制造业的带动下，尤其是机械企业的兴起，直接把长沙变成“工程机械之都”，比如三一集团下的三一重工，于2003年重登资本市场，当时年收入只有20.88亿元，随后年年水涨船高，2021年收入超千亿元。

此后数年间，两人互有上下。

2009年，长沙GDP达到3744.76亿元，超过郑州，在全国省会城市中跃居第7位。也是从这年起，长沙实现了对郑州长达近10年的压制。

转折点发生在2010年。

2010年6月，时任河南省省长顶着烈日高温，来到新郑机场接待一位特殊客人：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

时至今天，到底是郑州选择了富士康，还是富士通选择了郑州，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论。

一方面，郑州需要富士康。作为中部的省会城市，郑州太需要建立起有规模的高新技术产业链，来竞争中部第二城。早在2007年，郑州市长亲自挂帅“富士康集团郑州投资项目推进小组”，可几年过去了，眼看着富士康纷纷在重庆、武汉、廊坊都建了厂，偏偏就没有来郑州。

另一方面，郭台铭看中了郑州手里的东西。先是受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影响，东部沿海的制造业遭遇订单减少，用工成本上涨的客观因素，再是同年（2010年）深圳富士康员工“十连跳”事件，把富士康推上到风口浪尖。

就在郭台铭焦头烂额之际，郑州市长挂帅的项目组不断向富士康自荐，随后河南省长乘胜追击，亲赴上海找郭台铭，给予富士康在土地、税收、招工等一系列扶持。

虽然后来郭台铭说：之所以将产业选择放在郑州，是因为看中了郑州的机场、人口和位置。

这话不假，但只说了一半。

当年郑州为了留住富士康，拿出了自己最大的让步和诚意：

投产前5年，郑州免去富士康企业税和增值税；接下来5年，税收减半；员工可以少交社保及其它费用，每年累计减轻成本可达1亿美元；郑州以每年每亩1200元的价格租用原有10个自然村，共约8000人口的土地转让给富士康科技园；为富士康提供2.5亿美元……

富士康进驻郑州第一年，招了5.25万名员工，其中八成是河南籍员工。

第二年，郑州出口一下子猛增178.8%，以后便是一直高速上涨。郑州重工业的产业结构得到根本性改变。

再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郑州富士康作为全球最大iPhone基地，带动数十万人就业。2019年郑州GDP为11589.7亿元，长沙的GDP为11574.22亿元。

时隔十年，郑州终于再次反超长沙。

至于那个争论问题“是郑州选择了富士康，还是富士康选择郑州”，已不再重要，因为现在，郑州太依赖富士康了。就拿疫情之下的富士康来说，为了保证富士康工厂运作，基层人员被要求进厂支援。

太过于依赖富士康的代工厂，真的只有好处吗？郑州难道不知道其中的弊端吗？要是富士康真搬走了怎么办？

早在2013年，河南组织专家开展研究“引入富士康对河南对外开放的利与弊”课题，意识到引进富士康除了带来大量的就业、创造GDP外，还有“低端代工、毛利率低、发展后劲不足”的弊端，尤其是在产业转型、经济升级的大环境下，其不足被无限放开。

但是，富士康对郑州的影响太大了，富士康解决了几十万河南本地工人的就业，从无到有带动了郑州电子信息产业链、全国第一个航空港区、郑州机场货运业务的发展，郑州进出口总值多年居中部六省省会第一，富士康的进出口贸易就占了大头。这些经济、社会效益，包括航空港区的城市建设，都是实实在在的。

郑州经济高度依赖富士康是不争的事实，苹果需求量一下降，就直接影响郑州的进出口，经济转型相对其他城市也是后知后觉，还是要想办法把产业往上走，再加把劲。

最早的时候，富士康是在深圳、杭州、上海、昆山、烟台、北京等东部发达地区建厂生产，然后又深入太原、武汉、南宁、重庆、成都、郑州等中西部地区。

你会发现，富士康的迁移之路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高度吻合，都是从沿海到内陆的产业迁徙路线。

假设富士康走了，郑州怎么办？

从郑州的崛起之路可以看出，与其说郑州为了富士康掏心掏肺、倾尽所有，倒不如说是郑州在河南人民奉旨种地的国策下，自己搏杀出来的郑州制造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