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5-02 07:55·白马茶馆1975年2月初，海城发生大地震。盘锦离地震中心才90里地，事前曾有点消息，当天早晨四五级小震，没有什么感觉。我告诉马新和卫津，地震发生时谁也别顾谁，能跑出去就跑出去。晚间我们打完扑克，正准备睡觉，忽然听见如雷的声音轰隆轰隆地响起来，卫津猛一下就冲出四道门去了。我和马新跑出二道门，地已经摇晃得很厉害。又跑，出了第四道门，在菜园子里扶着铁丝栏杆站着。脚踩在地上像踩在烂泥上一样，软绵绵的，眼看远处的地都在摇晃。卫津又跑回屋去把我们两人的大衣拿出来。远处一个值班照看小鸡的女孩哭叫起来。地裂了缝，到处往外冒水。我们准备一个人抱着一根木头，以防万一脚下的地裂缝。地震过后，我们在院子里草草搭了个塑料棚，穿上皮大衣坐在里面。蓓蓓恰好第二天由北京到盘锦，正撞见戒严不让进出，她急得哭鼻子。点击输入图片描述（最多30字）地震后，我又犯了病，这次才让我回沈阳治病，住在南湖医院。内部通知大夫称我是同志，但当面不得这样称呼。隔壁病房有一个病人是我熟识的一个老民主人士，已经病危，我提出去看望一下，张某两人不答应。4月左右，王震去沈阳，叫通知我去一起吃顿饭，用意是让我在公开场合露露面，冲破封锁空气。造反派推托说不知道我住在什么医院，没法找。王震派他的秘书(张爱萍的儿子)坐宾馆的车到处去找。在场的老司机都认识我，就一个新去的小丁不认识，造反派偏就派他开车。小丁是个好人，他心想既是王震要找的，一定也是个好人，决心非找到不可。找了好几个地方，看看没有多大希望了，决定最后再撞一次看。恰好遇见我在医院院子里散步，小丁估计可能就是他要找的人，上前问了一声，果然是我，就这样把我送到宾馆，和王震见了一面，吃了顿饭。当时我本想提出跟他坐飞机去北京，但因在座的辽宁省委负责人只有杨春圃，我照顾到他的处境，恐怕不敢作主答应让我走，因此就没有提。以后，我就以检查病为理由，在沈阳住下去，不再回盘锦了。我听说，周恩来曾经讲过:黄火青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出来工作?还有人给我透露消息说，1974年省革委有人报告中央，叫我当丹东市委书记。那时邓小平已经出来管事了，中央答复说，如果黄火青在辽宁省不好安排，可以放到东北其他两个省去安排。实际上，就是在1971年林彪叛逃以后，辽宁的造反派也不肯“解放”我，报纸上天天宣传“辽宁最大的走资派，’(指我)和“东北最大的走资派”(指宋任穷)。我70多岁了，他们的居心就是想长期把我拖住，直到拖死，就可以交待了。粉碎“四人帮”后，省委组织部李玉琦(蔡利之妻)告诉我，我住盘锦医院时，大夫曾说过，如果再要斗我，就会发生脑溢血。1975年7月11日，我从沈阳来到北京，当时中央正把一批高级干部集中到北京。我是要求来治病的，住在中央组织部厂桥招待所，马新也常来住。逢年过节，三个小的儿女都来。那时我算是“合法”了，常和蓓蓓到海明妹妹家走走。我还常常去王震家，也去看过李井泉，看过杨成武，他也来看过我，一些老同志之间还是互相关心，通通消息。八九月间，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崔修范和组织部副部长来通知我，中央任命我担任省革委会副主任，一看通知，一共好几个副主任，其他人写的是中央“任命”，唯独我写的是“同意”。我没有去上任。有人说我真“傻”，叫我当个省革委会副主任还不肯干。我给曾传六打电话，他一听见我的声音，高兴极了，还请我在全聚德吃了一顿烤鸭。马新分配工作比我早些。我曾给毛泽东写信，托汪东兴转，大意是说我身体还好，还可以工作。信发出后没有回音。我也给邓颖超大姐写过信，说我身体还好可以工作，胃癌切除后已恢复正常，并表示希望周总理好好养病，和自己想去看望而不得去的心情。邓大姐给我回了电话，说信收到了，谢谢关心，关于我的工作问题由中央考虑。其实那时周总理的身体已经不行。我不知道朱总司令住处，也没法去。1976年周恩来逝世，我心中非常悲痛。清明节那天，我去北京医院看病，想中途到天安门前看看，就和司机商量让他从府右街绕过去，车经过天安门，看见花圈一直摆到金水桥，松树上都挂着小白花。当时，我难以控制地流下了眼泪。我住在招待所时，除了读书看报，尽可能参加些体力劳动，打扫自己屋子，擦走廊的地板，自己打开水。一直到粉碎“四人帮”后，这种生活状况才告结束。
1975年2月初，海城发生大地震。盘锦离地震中心才90里地，事前曾有点消息，当天早晨四五级小震，没有什么感觉。我告诉马新和卫津，地震发生时谁也别顾谁，能跑出去就跑出去。晚间我们打完扑克，正准备睡觉，忽然听见如雷的声音轰隆轰隆地响起来，卫津猛一下就冲出四道门去了。我和马新跑出二道门，地已经摇晃得很厉害。又跑，出了第四道门，在菜园子里扶着铁丝栏杆站着。脚踩在地上像踩在烂泥上一样，软绵绵的，眼看远处的地都在摇晃。卫津又跑回屋去把我们两人的大衣拿出来。远处一个值班照看小鸡的女孩哭叫起来。地裂了缝，到处往外冒水。我们准备一个人抱着一根木头，以防万一脚下的地裂缝。地震过后，我们在院子里草草搭了个塑料棚，穿上皮大衣坐在里面。蓓蓓恰好第二天由北京到盘锦，正撞见戒严不让进出，她急得哭鼻子。
地震后，我又犯了病，这次才让我回沈阳治病，住在南湖医院。内部通知大夫称我是同志，但当面不得这样称呼。
隔壁病房有一个病人是我熟识的一个老民主人士，已经病危，我提出去看望一下，张某两人不答应。4月左右，王震去沈阳，叫通知我去一起吃顿饭，用意是让我在公开场合露露面，冲破封锁空气。造反派推托说不知道我住在什么医院，没法找。王震派他的秘书(张爱萍的儿子)坐宾馆的车到处去找。在场的老司机都认识我，就一个新去的小丁不认识，造反派偏就派他开车。
小丁是个好人，他心想既是王震要找的，一定也是个好人，决心非找到不可。找了好几个地方，看看没有多大希望了，决定最后再撞一次看。恰好遇见我在医院院子里散步，小丁估计可能就是他要找的人，上前问了一声，果然是我，就这样把我送到宾馆，和王震见了一面，吃了顿饭。当时我本想提出跟他坐飞机去北京，但因在座的辽宁省委负责人只有杨春圃，我照顾到他的处境，恐怕不敢作主答应让我走，因此就没有提。
以后，我就以检查病为理由，在沈阳住下去，不再回盘锦了。我听说，周恩来曾经讲过:黄火青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出来工作?还有人给我透露消息说，1974年省革委有人报告中央，叫我当丹东市委书记。那时邓小平已经出来管事了，中央答复说，如果黄火青在辽宁省不好安排，可以放到东北其他两个省去安排。实际上，就是在1971年林彪叛逃以后，辽宁的造反派也不肯“解放”我，报纸上天天宣传“辽宁最大的走资派，’(指我)和“东北最大的走资派”(指宋任穷)。我70多岁了，他们的居心就是想长期把我拖住，直到拖死，就可以交待了。粉碎“四人帮”后，省委组织部李玉琦(蔡利之妻)告诉我，我住盘锦医院时，大夫曾说过，如果再要斗我，就会发生脑溢血。
1975年7月11日，我从沈阳来到北京，当时中央正把一批高级干部集中到北京。我是要求来治病的，住在中央组织部厂桥招待所，马新也常来住。逢年过节，三个小的儿女都来。
那时我算是“合法”了，常和蓓蓓到海明妹妹家走走。我还常常去王震家，也去看过李井泉，看过杨成武，他也来看过我，一些老同志之间还是互相关心，通通消息。
八九月间，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崔修范和组织部副部长来通知我，中央任命我担任省革委会副主任，一看通知，一共好几个副主任，其他人写的是中央“任命”，唯独我写的是“同意”。我没有去上任。有人说我真“傻”，叫我当个省革委会副主任还不肯干。我给曾传六打电话，他一听见我的声音，高兴极了，还请我在全聚德吃了一顿烤鸭。
马新分配工作比我早些。我曾给毛泽东写信，托汪东兴转，大意是说我身体还好，还可以工作。信发出后没有回音。我也给邓颖超大姐写过信，说我身体还好可以工作，胃癌切除后已恢复正常，并表示希望周总理好好养病，和自己想去看望而不得去的心情。邓大姐给我回了电话，说信收到了，谢谢关心，关于我的工作问题由中央考虑。其实那时周总理的身体已经不行。我不知道朱总司令住处，也没法去。1976年周恩来逝世，我心中非常悲痛。清明节那天，我去北京医院看病，想中途到天安门前看看，就和司机商量让他从府右街绕过去，车经过天安门，看见花圈一直摆到金水桥，松树上都挂着小白花。当时，我难以控制地流下了眼泪。
我住在招待所时，除了读书看报，尽可能参加些体力劳动，打扫自己屋子，擦走廊的地板，自己打开水。一直到粉碎“四人帮”后，这种生活状况才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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