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时笔者在一家报社当记者,负责法律板块,为获得一手资料多次深入监狱和看守所采访……在那个社会治安较差,法律不健全的年代,无论你进了看守所还是监狱,都没有好果子吃。
- 01
7月时,新闻部的李廉安排我赴青海省格x木市看守所采访一个盗猎团伙,要求我去原因是我有同学在当地市局,还有发小在看守所当管教。
格市海拔2800多米,到了后我就和发小陆x约好周末他值班时见面,实地采访,随即又办了相关手续。
格市看守所犯羁押人员跑操的大院里我见到陆x,好家伙,仿佛看到了快活林里的蒋门神:正光着上身躺在院中的竹编藤椅上,左右两边各是一名眉清目秀的小犯人,左边犯人摇着蒲扇为其输送凉风,右边的手掌摊开充当着烟灰缸……
喷云吐雾中,发小热情的表示12年没见了,下班好好聚聚……
说话间,又将一名五大三粗的跑排犯人(监舍外打杂的轻刑犯)喊来吩咐道:
“给各号子号霸都说一下,今天晚上吃饺子……”
“那收多少钱呢?”跑排犯人小心翼翼问。
“老卡码(规矩),一个号子500,二斤饺子,一斤苹果!”
喻旨下达,又把头扭过来。
我目瞪口呆,当时一斤饺子四块钱,最好的红富士一斤两块钱,10块钱的成本一个号子收500?98年的500元是普通人一个月工资……
“现在号子里还打人吗?”我问,毕竟全国各地看守所潜规矩不一样。
“不打人叫什么号子?不过这些怂(牢头号霸)现在聪明了。去年把人家一个甘肃娃打死了,甘肃娃家里穷,人家阿达背着馍馍一路要饭到这,把娃的骨灰背了回去!法院和检察院彻底火了,打人者都加了刑,两个主犯加15年,这帮俅儿老实多了……现在一般是软搓,桑拿浴,羊蛋啥的……”
“啥叫桑拿浴,羊蛋?”
“桑拿浴就是大铺上铺五床被子,把人塞进去,上面压七八床被子,号子里其他人坐在被子四脚,防止人乱动,新来的五分钟就会被蒸得大汗淋漓,时间长不行,会把人活活闷死;羊蛋就是拿来20头蒜,说是消毒,让新来的吃,葱辣鼻子蒜辣心……”
陆x说的漫不经心,我听得毛骨悚然……
见我低头不语,发小拍了拍我:“这帮俅儿外面花天酒地,吃吃苦,收收风是应该的,要不然叫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对了小靳,你到11号看看,给我洗的衬衣干了吗?发小来了,不穿衣裳太丑了。”陆x朝着右边小犯人嚷嚷。
我又不解了,这阴天衣服咋干?看守所又没有烘干机?
小犯人一解释我才明白——为了不耽误警官穿戴,警察下雨天拖下来的衣服,犯人们洗完后会握住反复的甩,以吹风机的虔诚把衣服甩干为止。
采访犯罪嫌疑人马乎赛中,我又发现奇怪的一幕,不少人在水泥地上磨指头……走近才知道是磨指甲,铁器属于违禁品,监舍里没有指甲刀,指甲长了都是在水泥地上磨。
这个全国二级文明看守所让笔者大开眼界,帝王般的警察,奴隶般的人犯。
- 02
光阴荏苒,转眼到了1999年1月,笔者到甘肃省敦煌市看守所采访一起文物盗窃案。
敦煌看守所位于敦煌市以西五公里,然后向南,就在敦煌影视城旁边,从外面看,土彻的高墙犹如古代城池。
为了博得采访对象好感,笔者专门买了些食品和香烟,至今还记得,当年采访的犯罪嫌疑人叫袁小平。
但我并不知道,除了牙刷牙膏等生活用品敦煌看守所不让带任何东西进监,以至于采访结束后袁小平拎着东西回监舍时,被孙管教43的脚踏得稀碎,让我也超尴尬。
采访中袁小平还聊了些看守所内部管理情况:生活非常艰苦,没有菜,一天两个馒头两碗水。他们在里面干活,主要加工圣诞彩灯,管教心情好时会扔进来两根烟,十个人轮流抽……
刺头如果违反监规纪律,会被绑在外面柱子上,看守所养了两条退役警犬,管教一声令下凶猛的德牧会恶狼般扑上去撕咬……
普通羁押人员犯错误享受的则是“麻花钻”(一种麻绳和铁丝拧成的鞭子),一鞭子下去就会皮开肉裂,能挨过五鞭子者很少,往往三鞭子时屎尿就会出来,杀猪般的嚎叫在大院里反复回荡……
“过堂”的规矩也还有,是回答问题,新来的如果回答错了,二三号铺的打手会帮你长记性。
他说自己刚来时6道题答错了5道,喉咙挨了20拳,腰上和背上也挨了十几脚。
“啥问题啊?不会是哥德巴赫猜想吧,蒙也能蒙对一半……”我饶有兴趣。
第一道题:“煤黑还是你黑”
“我回答“煤黑”,因为我觉得我是黄种人,结果回答错误……正确答案是你黑,你心不黑不会进来”
第二道题:“扫帚高还是你高?”
“我回答的是我高,我1米75……又回答错误,正确答案是扫帚高,因为他比你来得早”
第三道题:“这房子是方还是圆?”
“我回答是方的,继续错误,正确答案是说方亦方,说圆亦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的声带就是被这样被打坏的。”
笔者大脑一片凌乱。
- 03
99年末,笔者到新疆某监狱四监区采访,恰好乌鲁木齐看守所刚送来一批己决犯,共34人。
新来的服刑人员到了后,先在监区活动室接受人身检查,包括所携带的行李,主要检查是否藏匿违禁品,然后换穿囚服。
30多名服刑人员站成两排,前后左右有数十名监狱民警。
“衣服脱光,手抱在头上……”一分监区长买买提的声音不容置疑。
“转过去,p眼扳开(检查毒品)……”
“转过来,gui头翻开……”曾经在社会上横着走的老大们按照指令做出各种动作,表情犹如惨遭蹂躏的女性,哭丧脸配合着狱警检查。
“报告队长,啥叫gui头?”一名博湖县的蒙古族罪犯不太懂汉语,怯生生地问。
话音刚落脸上就挨了几巴掌:“这就叫gui头,看别人咋做的……”
- 04
2000年时,笔者采访过一位广东籍服刑人员,叫冒春盛,因贩卖假钞一审被广州中院判处死刑,二审被广东省高院改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对我谈了自己在羁押期间的一件事:
有一天,广州中检的检察官们到白云看守所检查,他拍打着铁门喊:“报告,我是冤枉的”
“冤枉就冤枉一次吧”,一个年龄稍大检察官漫不经心回答,脚步一直没有停。
“不行啊,我是死刑。”
“死刑好啊!早死早脱生,代代活年轻……”
采访完后,冒春盛递给我一份申诉书,希望我能帮他递交到省高院,呼吁冤情。我断然拒绝,告诉他按监狱的申诉程序来,他冤不冤枉我并不知道,其次我只是一名小小记者,哪有能力帮一个死刑犯翻案。
一个年代有一个年代的记忆和故事,时光流逝中,中国司法制度不断完善,文明执法、规范执法如今已被贯彻到各个刑罚执行机关和羁押机关。至于号子里还打不打人,笔者20年没去过,也不知道,应该没有了吧,依法治国如今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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