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了《新青年》的陈独秀，与发表了散文《青春》，激励了无数青年人的李大钊，都为共产党早期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两人被合称为“南陈北李”，一时间经常被一起提及。

二人的思想与著论，为当时人们思想的解放，指点了迷津。

在当时同等重要，总是被同时提及的两人，在共产党成立以后，地位却有着很大的差距：陈独秀是最高领导人，李大钊没有进入中央组织。

这是为什么？

1915年初，正在日本求学的一位青年人，面对日政府提出的，侵害我国主权的“二十一条”，作出了反击。他致电全日本的留学生，呼吁大家团结起来，奋起抗争。在这之后，他成为了在日本，领导爱国运动的著名仁人志士。

这位年轻人就是李大钊。

爱国运动开展艰难，耗时耗力，李大钊在一次又一次的发表文章，与学生动员当中，深感我国情况之艰难，于是在1916年，他决定放弃学业，回国进行深入的爱国运动。

正在北京将《新青年》杂志创办得如火如荼的陈独秀，对于这个身在国外，心系国内形势的爱国青年早有耳闻。

等到李大钊回国，就向他发出邀请，希望能在《新青年》上，刊登一些他对于爱国运动的看法与心得。

于是，一篇慷慨激昂的《青春》应运而生，一时间，学校里都是进步青年，对这篇文章的朗诵与讨论。

此后，两人与刘半农等先进知识分子一起，持续通过《新青年》，动员年轻力量，进行思想革命。

1917年，十月革命的成功，为中国的思想改革送来了新风——马列主义。一直致力于寻找救亡图存道路的陈独秀，在此时，将目光从法兰西投向苏俄。

十月革命的成功，让陈独秀更进一步认识到马列主义的先进性，在他的影响下，李大钊同样对在中国推行马克思主义，抱有极大的信心与热心。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李大钊意识到中国正需要这样的思想指导，于是更加大力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

而始终与李大钊一起走在运动先列的陈独秀，其实要比之更早好几年，踏上救国的道路。

早在1901年，深刻意识到清政府的腐败衰微的陈独秀，就参加了反清的动员。一直心系国家动向的他，在袁世凯复辟之后，也毅然决然地走在了讨袁的前线。

即便是经历了被捕入狱，陈独秀也没有放弃对于先进道路的探索，甚至更加坚定，他要找到能让中国看到光明的方向。

陈独秀对于共产党在中国的建立，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019年，党中央发表的期刊，称他为 “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而进步青年李大钊，在此前一直进行着对于学生的思想动员，自1917年起，才开始真正踏足这场救亡图存的革命中。但自从他加入进来，就与陈独秀一样，一直活跃在前线，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五四运动的开展，李大钊同样也有着很大的作用。

1921年，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因为陈独秀此前在广东，推动改组了早期的党组织，这样的先驱性无可替代，于是在这次开天辟地的会议中，陈独秀被委任中央局书记，这一重要职位。

李大钊此时正在北京，领导学生进行反抗军阀政府，还不知道此次会议重要性的北京小组，接到邀请，担心会影响李大钊正在进行的斗争，没有让他奔赴上海。

所以李大钊在共产党成立后，没有担任中央上的任务，而是负责北方地区的工作，在这期间，他在北方的党组织中，响应中央反帝反军阀，为革命事业做出突出贡献。

在1923年的中国三大会议上，李大钊被选为中央委员。

与此同时，陈独秀领导参与了制定反帝反封建的纲领，这一纲领也为后来的国共合作、五卅运动等等，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支持；在中共三大中，他也对国共合作的纲领制定，起到了决定性，且无可替代的作用。

由于陈独秀很早就开始接触社会现状与革命运动，在共产党建立的早期，陈独秀一直都是带领大家向前发展的指导性角色。

李大钊则一直负责在地方上进行动员与学习，并且在持续不断的学习中，愈发坚定了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念。

为庆祝陈独秀出狱，写下洋洋洒洒长诗的李大钊，在1927年没能等来有人庆祝自己的出狱，被反动派逮捕入狱的李大钊，践行了自己在《牺牲》中所说的“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

面对绞刑架，李大钊欣然赴死，为自己对革命的决心，写下了最后的注解。

陈独秀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也无畏自己的安危，写了许多文章，对蒋不作为进行了大力斥责，即便是第5次被捕，他也依然不改自己的革命本色，挥袖写下“匹夫不可夺志也”的壮烈之语。

南陈北李，既是当时人对于二人先进性的推崇与赞扬，在现在看来，也是对两位革命志士，对伟大共产主义先驱者同样的赞许。正是因为陈独秀、李大钊，这样的许多革命志士站起来，奋勇抵抗，才能有我们美好的今天。

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时刻铭记，永远怀念，并且将这样的精神，一代代地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