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一封写在香烟纸上的信被送到周总理手中，周总理收到信之后，立即将其转交到了，正在日内瓦参加会议的中国特使手中。这封被中央如此重视的信，正是远在美国的钱学森寄来的求救信。钱学森在美国期间，究竟遭到了怎样的折磨？最终，中央又是如何将他救回祖国的呢？点个关注马上开讲！

俗话说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的，在美国留学期间，钱学森深受加州理工学院和军方的重视。1936年，钱学森从麻省理工学院取得航空工程学硕士学位之后，转到了加州理工学院继续进修。三年的学习之后，他又取得了航空和数学的双博士学位。

在外留学的他，从未忘记过家里人，自1938年以来，他每个月都会往家里寄钱，这些钱，大多都是他从奖学金中省下来的。而后，在导师卡门的推荐下，钱学森加入了火箭研究小组，一开始，火箭工程还不被美国军方所重视，但二战之后，世界各国都意识到了发展火箭的重要性，钱学森的才能也就得到了体现。

一开始，钱学森的名气只被学术界所熟知，而到了1948年，事情发生了变化。加州理工学院的喷气推进中心是为了培养航空人才而创立的，为了纪念美国“火箭之父”戈达德，每一任喷气推进中心主任都被称为“戈达德教授”。1948年，学界将钱学森推选为新一届的戈达德教授，让他在加州理工学院担任喷气推进中心主任兼终身教授双重职位。此时，钱学森年仅38岁。

旁人需要几十年的努力才能取得的成就，钱学森38岁就获得了，一时间，他声名鹊起，《洛杉矶时报》和《纽约时报》都相继发表了文章，报道了这一消息。

1945年10月，二战结束后没多久，钱学森就跟随考察团去往日本，实地考察当地空气动力学和火箭的发展情况，为美军未来的航空事业发展收集资料。两个月后，钱学森参与编写的《面向新高度》报告顺利完成，这篇报告共9卷，其中五卷都是由钱学森亲自执笔的，可见他在航空领域的建树之高。报告中，钱学森和团队总结了欧洲各国已知的研究成果，并将高速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史进行详细论述，为美军整个50年代的航空发展制定了详细规划，意义非凡。

钱学森曾说过：

“我在美国的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因为我是中国人。”

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的这段时间，让钱学森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正是因为这些经验，才让他回国后，能帮助祖国迅速完成两弹一星工程。然而，他的回国之路却无比艰辛。

1949年10月1日，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一天，新中国在这一天正式成立了。当这个好消息传到美国的时候，钱学森明白，报效祖国的时候到了，他立即和蒋英收拾行李，准备尽快回到祖国。然而，到了1950年，受到“麦卡锡主义”的影响，钱学森遭到了美国军方的监视。在这种情况下，他对蒋英说：“我们的机票还是退了吧。真不行你先带着两个孩子回去。”

蒋英知道，钱学森这么做是为了保全自己和孩子，但她不愿留下钱学森一人面对这一切，她说：“不同意，我还是和你一起待在家里。”

当钱学森和蒋英准备回国的时候，却被告知禁止离开，海关还扣押了钱学森的行李。对此，海关表示，他们在钱学森的行李中，发现了大量美国军方的机密文件，这并不符合美国的“出口管制法”等相关规定。而事实上，钱学森并没有携带什么机密文件，他的家人也都只带了一些生活用品，美方之所以这么针对他，不过是不想失去这么一位有才华的科学家罢了。

此后的一段时间，美国政府不仅派人监视着钱家人，甚至还无端将钱学森扣押，关在特米诺岛上的一个监狱里。15天的时间，钱学森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也没有吃上一顿饱饭。为了救出钱学森，蒋英到处找律师托关系，最终，美方称需要15000美金的保释金，才能将钱学森无罪释放。在当时，这并不是一笔小数目，蒋英凑了好几天才凑齐，当她到监狱中，看到被折磨得不像样的钱学森之时，别提有多心痛了，但她不能和钱学森接触，只能轻轻地安慰他：“你放心吧，现在事情已经解决好了，你明天可以出狱了。”

钱学森回到家后，整整瘦了15磅，面容憔悴，甚至暂时性地患上了失语症，蒋英问他话，他也只会点头摇头。难以想象，半个月的监禁生活，究竟给大学生造成了多大的心理阴影。美方虽然释放了钱学森，但却没有停止对其的监视，他们不仅派人跟踪钱学森，还监视着他们一家的通讯设备，可谓是设下了天罗地网。

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之下，钱学森没有放弃回国的念头，他一边等待回国的时机，一边转变了研究方向，写下了巨著《工程控制论》。为了钱学森的安全考虑，蒋英辞退了保姆，一个人揽下了一家人的生活起居，在从前，她是养尊处优的千金小姐，但在这个特殊时期，她化身成了钱学森最坚实的后盾。好几次，蒋英在半夜接到了美方的骚扰电话，询问钱学森的行踪，但蒋英并没有将这些事告诉钱学森，她不愿打扰他的工作。

一晃五年过去，时间来到1955年的一天，这天，蒋英照例打电话到中国城订菜，而当菜送到时，蒋英发现，在菜篮子的最底部，竟然藏了一本《人民画报》，画报上有一张照片，是陈叔通和毛主席的合影。陈叔通是钱均夫的好朋友，也是钱学森和蒋英的老师，夫妻二人意识到，离开美国的时机到了。

195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钱学森和蒋英看到了陈叔通的照片，此时，他们已经被美国人软禁了五年。为了逃出美国，钱学森给陈叔通写了一封求救信，其中写道：

“学森数年前认识错误，以致被美政府拘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然而世界情势上有更重要更迫急的问题等待处理……我们在长期等待解放，心急如火，唯恐错过机会。”

事实上，被美国人软禁的中国学子并不只有钱学森一人，他这封信既是为自己求救，也是为这些学生求救。信写好后，钱学森将其放入了蒋英的家书之中，彼时，蒋英的妹妹蒋华正在比利时，由美国寄往比利时的信不容易遭到美国政府的检查。为了保险，蒋英还特地用左手，模仿儿童的字迹，在信封上写下了妹妹的地址，这才逃过了特务的查验。

为了成功将信寄出，钱学森和蒋英开车来到一家超市，钱学森负责站在门口吸引特务的视线，蒋英则躲在人群中，悄悄把信投到了邮筒中。终于，这封信顺利寄到了比利时，由蒋华转寄到了上海钱学森家中，再由钱均夫寄给陈叔通。陈叔通看过信之后，立即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一刻不停地交给了周总理。

彼时，中美大使正在日内瓦举行会议，针对留美中国大学生的归国问题，双方各执一词，美方言辞凿凿，否认自己有任何迫害学生的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特使拿出了钱学森的求救信，击穿了美方的谎言。之后，中美双方展开了数次谈判，最终，周总理同意释放11名朝鲜战场上的美国空军，才换回了钱学森一家。

钱学森即将回国的消息立即在美国传开了，一名美国官员不甘心地说：

“用十一个美国战俘交换钱学森，就像用十一个平民交换四个装甲师。”

9月17日，钱学森一家终于坐上了归国的邮轮，临行前，一名美国记者问钱学森，是否还会回到美国，钱学森的回答十分坚定：

“我不会再回来，我没有理由再回来。我打算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中国人民建设自己的国家，以便他们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还有记者不断追问钱学森，他被延迟回国究竟是不是人为的，钱学森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我被人为延迟回国，我建议你们应该问美国政府为什么，情况对于‘你们国务院来说比对于我来说’，是要尴尬的。”

归国路上，钱学森怀着激动的心情，给陈叔通发了一份电报，他说道：

“想到回到祖国，很是高兴。”

虽然只有寥寥数字，但不难看出，钱学森对于归国的期待，正如他曾经说过的：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