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求学之路
查丕波
点击进入：（一）军医大学，我来了！
点击进入：（三）军医大学一年级，我建议把黑板换成磨砂玻璃的了
（七） 复学后的我
在兰州近一年的休养，使我的身体恢复得很好。我的黄疸型传染性肝炎也没有传染给家人，看来当初在新桥医院传染病科的治疗是很彻底的。我当初申请休学的决策还是正确的了。我也该回第七军医大学继续上学了。
八月下旬，我打点行装，不免嘴里又哼起了：“啷的个啷的个啷的镗！小呀么小二郎呀，揹上书包回学堂……”般地我这个自封的“小二郎”踏上了返回在重庆的第七军医大学的路程。
休学，究其实质，与留级的结果是一样的，都是从前一个年级下降到下一个年级的返校生。我以为复学生回到学校，直接跟上下一届“科班生”又回到重庆歌乐山麓的新桥医院跟上六一三队上课就行了。其实还不行，因为我是因病休学的返校生，首先要通过健康体检。只有健康检查通过了，才能跟上六一三队继续前一年中断的学习课程。校方安排我去西南医院（七医大第一附属医院）做健运康体检。体检通过后，才被批准复学。
我插班到六一三队，跟上一群科班生为主的年轻人进入临床基础课阶段学习。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由，我竟然又被指定为乙队第五组担任任学习组长。
行政组长是邹建红（他的父亲时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位根正苗红的红二代学员，而我则是个调干学员，我们这个组共有9人。即：组长邹建新，副组长查丕波，廖元祥（调干学员），邓永金，王吝辉，，兰泽明，耿清介，王纪才，李富元。
两年的临床基础课，就在歌乐山麓的松林坡完成中……时间到了1964年的10月16日晚，我们都已上床，熄灯，进入逐渐入睡中，我却从在兰州休学时自己购买了半导体三极管组装的半导体单管机收听重庆广播电台转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大新闻：“…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使中国成为第五个有原子弹的国家。”我在被窝里，听到这一惊人的重大新闻时，立马翻身而起，一边穿衣服，一边高喊道：“我国有原子弹了！”我一边向楼下跑，一边高喊着中国成功爆炸原子弹成功的消息，已经渐入睡眠的男女同学听见我的高高声大喊，纷纷推窗伸出头来看个究竟。当我跑到楼下露天放着的黑板报时，拿起黑板擦把我为庆祝国庆节所编的板报擦掉，用红色粉笔写上：“热烈庆祝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几个艺术体大字。
进入放射医学教学，放射科老师给我们淮备大量的X线胶片，每天阅读的Ⅹ光胶片，以供周学们在看片灯箱上读片，其中就有一张牛皮纸片袋上写着“蒋中正”的胸片，我还记得原来蒋委员长也曾患过肺结核，胶片上显示结核钙化点，应该算是肺结核已经治愈的那一类了。
拿着蒋委员长的胸片当教材，这在大陆医学教育中大概算是“独一份”了吧？
临床医学教学结束后，我所在613队乙队114人分为12个学习组，就留在新桥医院。进入临床课实习階段。我所在的第五组共有九人。即：行政组长：邹建红。
学习诅长：查丕波（调干生）。
组员：廖元祥（调干生）。邓永金，王吝辉，兰泽明，耿清介，王记才，李富元。
进入临床实习后，每一个学习组学员就按照教学大纲规定的科目在新桥医医院的各个科室轮流实习。新收治的入院病人的四大常规，必须由实习学员个人完成，因而各个接收学员的科室都没有一间简单的化验室以供实习学员完亲自操作完成所收病人的血、痰、尿、粪的常规化验。必须是独立操作并作出检验报告。实习学员所接收的病人病历书写，必须是自己按照“完全病历”，即所谓的“大病历”，要求当天完成，以备随后的“大查房”使用。
别小看了这种对实习医生的硬性要求。实践证明，只有经过完全病历的反复书写锻炼的人，才能在以后的医疗工作中，完美地书写出简明扼要的简单病历。
新桥医院虽说是七医大的第二附属医院，与学校本部和第一附属医院的西南医院不距离过公共汽车一、两站的距离，它在渝市群众心目中也没有西南医院名气大，且地处歌乐山麓，地域略显偏僻，故而病员不像西南医院（原国民党军队总医院）那么拥挤，似乎更适合教学医院的要求。新桥医院在当地部分群众把它称作“新桥花园”的，可见其环境的优越。
1963年全国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后来所谓的“四清运动”）应四川省委的要求，新桥医院也抽调了部分干部组成工作组奔赴那个出了“四川白毛女”的宜宾地区支援地方开展四清运动，临床医务人员也抽去了不少。本来就为数不多的临床老师，一下子被抽走了，我们这群正在各科室学习的实习“军衣”，好似没穿了衬衣似的“没了底”。
在临床实习的各科医师，是没有处方权的，就是说“你管的病人如果需要用的药品，你开的处方没有正式军医的复查和签名，是取不来药的。”所以，实习学员开的处方和各科槟查申请单，在“军医签名栏签名”时，必须先画一条自在上向左下画的长斜线，自己的签名书写在斜线的右下方，上线军医审核后才在斜线的斜线的左上面签名后有效。
临床军医不够用，怎么办？随后的解决办法就是从我们这群正在临床实习的实习小组中选择出能够胜任临床军医职能小组来顶替缺失的那都分人的工作。“可能是院方与学员队方研究后决定：从学员队里抽调一个学习成绩比较好，调干学员比较多的实习组，授于他们处方权，行使住院医师职能，完成“非常时期的非常任务。”所幸，这个幸运组选上了我所在的这个组，可能是因为我们学习成绩较好，而且组内有我和廖元祥两名调干学员的缘故吧。
由于支援地方四清，抽走了医院的教学老师，或许会影响诚们队此后的教学质量。但事物发展的规律，不一定是缺失就铁定地不好。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细数起来，或许我们这个班收之的桑榆或许更胜于那失去的东隅的更多。譬如说临床操作吧，我们队有的组员在心外科实习时，就曾有幸担任过心脏二尖瓣修补的直视手术时的第三、四手术助手。
就我自已而言，我在骨科实习时，曾在著名骨外科著名教授陈受谦老师主刀的一台因股骨恶性肉瘤下肢全切除术中担任过助手，这在其它医院是绝不可能的。
〈一〉我被人当作“杀人犯”举报到公安局了！
就在那次手术后，主管护士长要我把截下来的残肢送去病理科进行病理检察。我就用手术单包裹着那条截下来的人腿，大腿端向下，放入手术室的一个搪瓷桶中脚肢端向上，提着送往病理科做最终病理检验。病理科在门诊部前楼的三楼，我一手提着搪瓷桶的提手，一手扶着断腿下肢，以防断肢掉落在地。我连提带扶着残肢经过门诊部大厅时，可能是被在门诊楼来看病的人看見后，人家可能是是从我手术大单包裹着的外形上看出端倪，不免起了疑心，以为医院在“杀人”了。某人就赶忙跑到新道桥派出所进行举报。新桥公安派出所接警后立即派人来医院调查，说是接到报警：怀疑我们医院“杀人”，还说是他亲眼看到我“抱”着一条人腿从他面前面前……。怀疑这个抱着一条人腿的人是个“杀人犯。”我刚回到病房正在洗手换衣，就有护士带领一名警察来到我所在的办公室找我谈话，我向他们说明情况后，再领他们去病床看了手术后正在苏醒过来的术后病人，警察在查明实情后，就回去了。
我在外科实习时，由于我有处方权，所以可以上门诊担当泌尿外科医生任务。
（二）老大爷要我给他修“烟荷包！”
在新桥医院实习中我遇见了这样一件趣事：有一天我正在泌尿外科门诊接诊，来了一位老农民，手里拿着旱烟杆，佝偻着腰走来我的接诊室，我请他坐下问道：“老大爷，你那个地方不安逸？”老人说：“我的烟荷包破了。”我说：“老大爷，你的烟荷包搞破了，就该找你儿子的堂客给用针線缝补一下嘛，你到医院头来干个啥子事嘛？” 老大爷挥了一下手说：“那啷个得成嘛！我的烟荷包扯破了，咋能叫儿媳妇给缝唦？”我说：“怪球事了，你的烟荷包扯破了，不找你们家的堂客、女娃儿缝，我又不是个裁缝，还来给你缝啥子破了的烟荷包。”说着我指他旱烟杆上放旱烟末的烟荷包。老太爷一下子明白过来了，说“医生，我说的烟荷包，不是这个烟荷包。”我说：“不管你说的是那个烟荷包，我都不得给你补的。”老大爷一急之下，站了起身，褪下裤子，指着被机器搞破了的阴囊说：“我说的是这个烟荷包”！我恍然大悟地说：“对不起，对不起，原来你说扯破了的是这个‘烟荷包’，我来给你缝，我来给你补。要得嘛？
还有一件也是发生泌尿外科门诊，一天，老、少夫妻四口人进入我的诊断室，年青的一对是昨天结婚的新婚夫妇。老的一对是新媳妇的公婆。新郎一脸的痛苦样。新娘胆怯怯一付受屈状；老太婆怒气冲冲，朝着新媳妇；老大爷不情不愿地随在最后边。
我问：“你们哪个看病？”老太婆见无人答言，就冲上来直指新媳妇，说新媳妇昨晚把她娃儿(新郎)“下边”整坏了。我就请没病的三个人到外边去等。检查了病者的生殖器，原来是包皮过紧，性交时翻转后发生包皮钳顿，水肿后不能复位所致。这本来就怪不得人家新媳妇的。我给患者局部消毒后，用一个消毒过的粗号针头，顺着水肿明亮的包皮快速地扎了一圈，导致包皮钳顿的包皮水肿中的液体立即从扎过的针孔处缓慢排出，不大工夫，水肿消失，再把消肿了的包皮复位就行了。我建议他等几天消炎以后来医院在门诊部做个包皮切除手术，就会彻底解决问题了。
然后我把他们一家人叫进来，向他们解释了发病原因，一再向病人家属强调了“不是新媳妇的错。”既然不是新媳妇的错，新媳妇收起了眼泪，与婆婆两人一同扶持着新郎倌，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注：本文插图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查丕波：年龄 90岁。1949年志愿入伍，1958年3月随11师31团卫生连进藏。1971年退伍，1993离休，战残7级。曾参加那曲班戈、申札一带追剿叛匪、1959年的西藏2号地区作战、1960年从日喀则谢通门至改则县、岗底斯山一带，再至仲巴中尼一带的平叛战役。1969年10月参加那曲地区比如县到边坝的平叛战斗。现离休在家，喜读书，写字，用实名上网写博文。
作者：查丕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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