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2岁的贝基·佩珀-杰克逊（Becky Pepper-Jackson）真正理解“跨性别”这个词的含义之前，她就已经以女孩的身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了。

为了重新跟随女子越野长跑队训练，贝基和母亲起诉西弗吉尼亚州的这项法律与美国宪法不符。联邦地区法院在2021年7月暂时叫停了这项法律的实施，西弗吉尼亚州则继续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起诉，申请限制跨性别运动员参与体育运动的紧急动议。今年4月6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则驳回了西弗吉尼亚州申请紧急动议的请求，贝基也终于可以与队友们继续训练。

贝基并不是唯一一个因为性别认同与生理性别不一致而无法参与体育活动的跨性别女性。在西弗吉尼亚州之外，美国还有18个州都对跨性别者参与体育活动进行了限制，对跨性别女性的要求则尤为严格，如艾奥瓦州完全禁止了跨性别女性参与女子体育项目，俄勒冈州则要求跨性别女性运动员接受至少一年的激素治疗。

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驳回西弗吉尼亚州的请求的同一天，拜登政府也公布了一份关于规定跨性别者参与获美国政府资助的学校体育运动的草案。这份草案虽然规定学校不能“一刀切”拒绝跨性别运动员参与体育运动，但是当跨性别运动员可能让竞争环境不公平时，这份法案也为拒绝跨性别运动员的参与留有余地。

近年来，尽管包括跨性别者在内的性少数群体的可见度在提升，但跨性别女性能否名正言顺地参与女性运动队、并与顺性别女性同场竞技，依旧众说纷纭。当一名跨性别女运动员想要参加女性运动队、参与女性比赛时，她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外界的审视、面临限制甚至是诘难。而对于顺性别女性运动员们而言，原本属于她们的竞技场同样因为跨性别女性运动员的到来而不再平静。

失去平衡的天平

2021年6月，新西兰奥委会公布了东京奥运会举重项目派遣名单，一位名叫劳瑞·哈巴德（Laurel Hubbard）的选手格外引人注目。这并不是因为哈巴德曾经获得过世锦赛亚军，也不是因为43岁的她是奥运会历史上第四年长的举重项目参赛选手，而是因为她将成为历史上首位以公开跨性别者身份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

虽然哈巴德获得了新西兰奥委会以及关注性少数群体权益人士的支持，但她以女运动员身份征战奥运会，招致更多的仍是质疑。

根据国际奥委会在东京奥运会时针对跨性别运动员参赛的准则，跨性别女性运动员需要将其体内的睾酮水平控制在10纳摩尔/升以内至少一年，方可以女运动员的身份参赛。虽然哈巴德符合这一要求，但有人认为，曾经以男性身份参加过高水平举重比赛的哈巴德拥有生理和心理的双重优势，再与女运动员同场竞技则是对女性的不公。哈巴德的同胞、同为举重选手的特雷西·兰布雷赫茨（Tracey Lambrechs）更是公开表示，如果哈巴德夺得金牌，还需要为生理性别为女性的运动员另外再准备一枚金牌。

兰布雷赫茨的担忧，却并没有在东京奥运会成为现实。哈巴德的东京奥运会之旅因三次抓举失败而草草告终，中国选手李雯雯则获得了哈巴德所报名项目（女子87公斤以上级）的金牌。哈巴德在东京奥运会的亮相，也并没有为更多跨性别女性打开参赛之门。相反，对跨性别女性运动员参与女子组比赛的争议自此之后愈演愈烈。

莉亚·托马斯（左）与对手之一莱利·盖恩斯（Riley Gaines），后者曾公开指出她因托马斯遭遇NCAA的不公正对待。

但在2022年6月，国际泳联却为跨性别女性运动员参与国际赛事制定了严格的标准，规定在12岁之前完成性别转换或从未经历谭纳标准第二阶段男性青春期的跨性别女性才可以参赛，而且还需要控制体内睾酮水平。在20岁时才开始以激素替代疗法进行性别转换的托马斯自然也不符合国际泳联的新规定，她的奥运之梦尚未开始便已宣告终结。

尽管国际奥委会在2022年发布的新版针对性别认同与性别转换的规则框架明确指出，不应因跨性别身份、外表而假定某些运动员拥有先天的优势，运动员们也不应接受“不必要的”医疗治疗来达到参加比赛的标准。但与此同时，跨性别运动员能否参与比赛的决定权却依旧属于各单项体育协会。

国际奥委会虽然倡导包容与多样性，但如今包括国际泳联、国际田联在内的单项体育协会，都只能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而在多样性上做出取舍。跨性别女性运动员像是为女性体育比赛的天平增加了一颗额外的砝码，在现阶段无论如何调整杠杆，天平都无法达到平衡的状态。顺性别女性运动员担心竞争环境会因为跨性别女性的加入而变得不再公平，跨性别女性运动员则希望拥有同等参与各级别女子比赛的机会。

由来已久的“性别担忧”

保护顺性别女性在女子体育比赛中的生存空间，其实并不是一个随着跨性别运动员出现才浮出水面的诉求。早在哈巴德和托马斯之前，女性体育其实就面临着“性别担忧”。这样的担忧，在田径项目中则表现得尤为明显。

南非短跑名将卡斯特·塞门娅（Caster Semenya），成为21世纪以来最受关注的“个例”。

由于彼时有不少田径选手像斯蒂芬斯一样被卷入“性别疑云”，国际田联从1966年起引入了对女性运动员的性别检测，国际奥委会则从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起，也开始进行性别检测。但在在争议与涉嫌歧视的指控之下，1992年和1999年，国际田联和国际奥委会分别叫停性别检测，转而只对存在争议的个别选手进行检查。南非短跑名将卡斯特·塞门娅（Caster Semenya），则成为21世纪以来最受关注的“个例”。

2009年柏林田径世锦赛，18岁的塞门娅在夺得女子800米金牌之后便因其体格和面庞特征以及快速提升的成绩而引发了外界对其性别并不友善的关注。国际田联则在塞门娅的比赛结束后对其进行了性别检测，并最终在2010年7月批准塞门娅继续参加比赛。

塞门娅重返赛场后不久，国际田联则在2011年颁布了一项关于雄激素过多症选手参与女子比赛的规则，明确规定参与女子比赛的选手睾酮水平必须在10纳摩尔/升以下。睾酮可以让人的肌肉量、力量和血红蛋白含量，对运动表现的提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言，女性的睾酮水平在2.4纳摩尔/升以下，男性的睾酮水平则为10-35纳摩尔/升。国际田联同时要求，激素水平不符合标准的选手需要采用医疗手段进行抑制，否则该选手将无法参加女子组的比赛。

国际田联的这项规则在2015年因印度选手杜提·尚德（Dutee Chand）在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上诉而暂停，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还要求国际田联在两年时间内给出对运动员进行睾酮检测有效性的证明。2017年，一项由国际田联委托进行、刊发于《英国运动医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的研究以2011和2013年两届世锦赛超过2000名运动员为样本，分析后发现睾酮水平较高的运动员确实在400米、400米栏、800米、链球和撑杆跳项目中“有明显的竞技优势”。

在这份研究刊出后，国际田联则在2018年重启并调整了“睾酮规则”。新规则要求睾酮水平在5纳摩尔/升以上的DSD运动员，需采用药物控制至少6个月，方可参加女子组的中距离径赛。被这项规则“精准打击”的塞门娅试图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上诉，但是却未获成功。2018年之后，塞门娅再也未曾在世锦赛和奥运会中参与过中距离项目的比赛。

今年3月国际田联的新规则对DSD运动员的约束则更加严格。运动员的睾酮水平上限下调至2.5纳摩尔/升，控制期也延长至2年，规则的覆盖范围也从中距离项目扩大至所有田径项目。

从对斯蒂芬斯和塞门娅的性别检测，再到面向DSD运动员日益严格的睾酮规则，田径界的“性别担忧”其实并不基于性别本身，而更关乎部分运动员异常睾酮水平以及对其竞技表现所带来的影响。

前女子马拉松世界纪录保持者宝拉·拉德克利夫（Paula Radcliffe）在杜提诉国际田联与印度田径协会一案的证词中，便谈及她对睾酮水平影响竞技公平性的看法，她的想法也代表了不少女运动员的顾虑。“比起天赋和付出努力的差异，更高的睾酮水平对比赛公平与否的影响更加深远。睾酮水平更高的运动员在训练和比赛中身体的反应与普通女性不同，她们也更加强壮，这也使得比赛本质上不公平。”

跨性别女运动员的“无依之地”

正像国际田联、国际泳联的规则中总是并列提及对DSD运动员和跨性别运动员的要求一样，对跨性别女性运动员因身体条件让女性竞技体育变得不公平的担忧，与对DSD运动员因过高的睾酮水平而占优的顾虑一脉相承。

一位家长还在接受《体育画报》时采访表示，他们并不是不支持托马斯跨性别者的身份，而只是不满于她为女子体育比赛带来的不公平。“我们支持莉亚也希望她拥有幸福美满的生活，但是我们不能忍受的是她不断改写纪录，把‘生理女性’淘汰出局。”

诚然，托马斯是跨性别女性运动员中一个突出的个例，但这是否就意味着跨性别女性如队友家长们所言，在竞技体育中拥有普遍优势？

美国《科学》期刊则援引了两项研究，表明现有的对跨性别运动员的研究成果，还不足以支持相关规则和政策的制定，而且跨性别女性所保留下的“身体优势”或许并不如人们想象得那么明显，而且有的优势也确实会随着跨性别流程的进行而消失。

NCAA赛场边反对跨性别女性参与女子比赛的抗议者。

在赛事公平性争议不断且并无可靠依据的混沌状况下，单项体育协会大多采取与国际田联相同的方式，把跨性别女性以尽可能严苛的标准隔离在赛事之外，以此维护女子项目的竞赛公平。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跨性别运动员参与男性比赛，几乎鲜有规则障碍。而在尽量规避男性青春期的影响之外，有明确跨性别运动员准入规则的单项体育协会也对跨性别女性选手提出了控制体内睾酮水平的要求。从2022-23学年开始，NCAA也要求跨性别运动员在赛季开始前、赛期中、锦标赛开始前的不同时段记录自己的睾酮水平。

但对于跨性别女性而言，她们若想把自己融入到这些维护竞赛公平的规则中无异于削足适履。国际泳联和田联都只允许未经历过男性青春期的跨性别运动员参赛，却并未关注到让未成年人做出性别转换的决定本身就存有争议。而使用药物及其他医疗手段人为降低睾酮水平同样也会对运动员的身体产生影响，塞门娅等天生睾酮水平较高的DSD运动员也曾经提及，控制睾酮药物为其带来了腹痛、恶心等不适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