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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康熙帝于畅春园离世。他死后，给雍正帝留下了一个海晏河清的太平盛世，也留下了一个国库空虚的“贫穷”王朝。

据说，当时雍正即位后，清查国库，竟然仅有800万两！此事关系重大，倘若稍有不慎，便有覆朝之危，雍正这位新上任的新皇帝，顿时压力山大。

但他也心知肚明：这里面，藏着的猫腻太多了……

官员的贪腐问题积久日重，轻易解决不好。如明太祖朱元璋这种狠角色，在任时杀了15万贪官，都难以杜绝其风。

然而，雍正仅仅用了三招便将这个问题轻松解决。

一、迫在眉睫的财政危机

国库亏空怎么办？

追根溯源，吏治腐败、税收短缺……都和管理的官员脱不了关系。

若换成朱元璋，势必是火从心起，把一个个贪官污吏都剥皮揎草，立在衙门门前，令天下为诫。

然而雍正做事情向来思虑缜密，他这个人素来十分了解下情：国库亏空了这么多银两，就算是贪污，也要有个缘故。

要么就是国库支出问题：如皇亲国戚仗势“借用”国库财物，日久成了习惯，却又忘了归还。

要么就是户部银两收不上来：如官员贪污银两自用，或为了孝敬上级，从中克扣税款等等。

此事牵连甚广，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

为了清查亏空，雍正苦思冥想，最终决定从三个方向发力，试图从根源上缓解国库困局。

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12月13日，康熙帝死后一个月不到，雍正便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治贪”征程——

首先，雍正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清亏空。

想到这里，雍正选择派出钦差大臣查账。钦差大臣的人选，都是履历清白的精明能臣，并且直属中央，与地方毫无瓜葛。

为了令地方官员更好地配合工作，雍正还特地从各地抽出了一些颇有资历的官员随团。

只要钦差查账发现问题，可以立即将官员革职，再从“团员”中选择一位有相关经验的官员顶替职位。由于这些随机抽取的官员跟前任也无瓜葛，继任后清理旧账也更加尽心尽力，绝不会徇私舞弊。

不得不说，雍正这招真的绝，这辞退、招聘一条龙，分分钟就能完成，比现在的大厂HR还有效率。

此外，雍正还成立了一个“会考府”。

这个“会考府”相当于一个中央的独立审核机关。地方向中央上缴税银、报销开支时，其动用的银钱及经费，一应都要由“会考府”过目。

因此，所有的银钱款数，在这样的严密监督下，都被理得分厘不差。

而前期的排查工作完成后，后面便是对贪官污吏的具体惩治工作：

其一，罢官。按照前朝的规定，贪污官员一般是“留任补亏”，也就是说继续留任官职，拿老百姓缴纳的税款，来填补他贪污的亏空。

但雍正的钦差大臣一下，都是“先罢官再赔偿”，一定让官员自己花钱填补亏空！那些犯事的官员也没法借用手中权力找百姓借钱借粮，只能乖乖认罚。

其二，索赔。虽然雍正下的决心坚定，但万事总是说来容易做来难。政策下达之后，各种意外情况都有：有些官员贪污来的银两早就花光了，无钱可赔；还有些官员索性畏罪自杀，把难题留给家人……但雍正表示，人死债不烂。有家产就变卖家产，有亲人就靠亲人代债。

其三，抄家。雍正所说的抄家，不仅限于贪官污吏一人，有时亏空太大的情况下，连其兄弟、子孙的家也照抄不误，犯案严重者，除了抄家，还会被革职、砍头。

一时间朝野惶恐。因为当时雍正抄家太狠，甚至得了个“抄家皇帝”的绰号。

第二件事，就是取缔规礼。

当时朝廷上下的送礼风气极重，每年地方官都会向自己的上级官员赠送“礼银”，部分地区的礼银甚至高达11万两。

为了遏制住这股风气，雍正直接下发政策，明令不许钦差接受地方官馈赠。倘若有人明知故犯，必须严加处理。

做完了这两件事之后，雍正又提出了一个想法，就是耗羡归公。

古代的银锭重量不适宜随身携带，于是经常会剪成碎银。而这些碎银积攒到一定数量，也可以拿到专门的店铺铸银成锭，在锻造过程中出现的少许银两耗损，就被称为“火耗”。

这里的“耗”，是正税以外的附加税。

即官员从百姓那里缴纳税款后，将其铸银时的损耗，也算在了百姓的头上。

当时，各地官员都将这笔额外的财富收入囊中，而朝廷也一般默许了。

但时间一长，负面影响也出来了。由于“火耗”收缴情况无人监管，导致越征越多，某些省份的火耗率竟然达到 80% 左右。官吏因为多了条发财的路子，倒是乐得开心。可就苦了百姓。

雍正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就怒了，于是连夜跟下属们开会讨论，得出结论：“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提火耗以养州县乎！”

意思就是，与其让这群中饱私囊，不如全归朝廷，由我统一发放工资。

狗娘养的

“耗羡归公”的政策下达之后，见效奇快。各省火耗率普遍降低。原本高达百分之八九十的火耗率，纷纷跌到百分之十几。

二、雍正的大胆改革

虽然新官上任三把“火”颇有成效，但雍正却陷入沉思。

这些举措只不过是表面功夫。

国库亏空这么严重，满朝文武，竟然没有一个觉得账目不对劲的？要么个个都是昏聩无能之辈，要么就是知道缘由却不敢声张，更甚者是官官相护、已成了一个小团体。

想到这里，雍正便觉得，说到底，这就是制度出了问题！

雍正在做皇子的时候，就经常和各级官员打交道，明白从中央到地方，需要打点的地方数不胜数。但与此同时，官员的俸禄却是极低。

众所周知，清承明制，许多规章制度都是依循明朝的那套标准，包括俸禄制度。

而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出了名的憎恨贪官污吏，尤其崇尚官员清廉，因此官员俸禄极低。封疆大吏的总督年俸只有180两，正一品官员的年俸不过纹银150两，七品县令则只有45两。

这点银两光是养家糊口都艰难，更不用提还要打点上司、疏通关系、赏赐幕僚了。

可以说，当时的明清官吏，是普遍性的缺钱。

考虑到这点，雍正皇帝大笔一挥，不就是缺钱吗，给你们通通涨薪！

由此，“高薪养廉”政策应运而生。

前面提到，雍正将各省的火耗都收归朝廷，一共有三个用途：一是填补国库，二是作为公费，三是“养廉银”。

顾名思义，“养廉银”，就是为了使官员保持廉洁初心发放的一笔鼓励金。

当时各级官员都能拿到一笔可观的养廉银，从封疆大吏到寻常县令，都能获得上万两到几千两。比如当时的总督年薪180两，那么他的养廉银则有18000两，足足是俸禄的一百倍！

这样，即便是最底层的七品县令，也能拿到几百两的养廉银。

在经济宽裕的基础上，官员们不必为了生计发愁，无需额外花钱讨好上级，也减少了其贪污腐败的概率。

相比朱元璋杀鸡取卵式的苛刻严政，不得不说，雍正这个“高薪养廉”的方法真是妙绝了。

毕竟道德只是人类文明社会所诞生的一种集体意识，但物质的问题却是实打实的。倘若一味要求树立道德楷模，却不给予物质奖惩，再好的想法也难以落地。

可见在这一点上，雍正是要比朱元璋务实的。

三、朱元璋的“暴力治贪”

提到明太祖朱元璋，这位也是“治贪”的老专家了。

但与雍正“给了大棒再给甜枣”的方式不同，朱元璋这位暴躁老哥奉行的是“用重典，治大贪”，在位之时杀贪无数，堪称历代治贪最上心的皇帝。

而大明朝的官员，也被普遍认为是历代最“高危”的官员。

众所周知，朱元璋小的时候家境贫穷，所见所识都是底层百姓的绝望哀嚎，而官吏的贪污行径与毫不作为，就是民不聊生的重要原因。

成为皇帝后，朱元璋为了完善制度，大力革除贪弊，他制定了一套非常严格的法律《大明律》。规定如“一贯以下杖七十……八十贯绞”，就是讲官员收受贿赂而胡乱执法的情况下，其贿赂在一贯以下，就要打70个板子；贿赂金额高达八十贯，就直接处以绞刑。

明朝的一贯钱约等于现在人民币的1000多块钱，八十贯约等于现在的八九。这个刑罚严格程度属实是“空前绝后”的。

同时，跟雍正的钦差大臣制度和“会考府”一样，朱元璋也设立了相应的制度与机构来监督官吏。

都察院，前身是御史台，与刑部、大理寺并称三法司。电视剧中常常提到古代的大案重案需要“三司会审”，就是指的这三法司。

都察院一开始只是对于部分官员进行监督，确认有无违法乱纪情况。后面，都察院的职责范围扩大，开始监督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机构。

六科给事中，这个机构独立于都察院之外，主要负责监控六部的工作情况。只要发现官员不法情况，可以直接向皇帝禀告，其独立性比都察院还要强。

按察司制度，人员设置比较灵活，正官为按察使，副官则可以从地方调取，数量不定；这个职位兼具司法和监察职能。

相比较前面的都察院、六科给事中，按察司制度更加偏向于监督地方官员。

光是机构设置，就足以令人瞠目了，完全可以感受到朱元璋的拳拳治贪之心了！

而遇到具体贪污案例时，即便对方是自己的女婿，朱元璋也是毫不留情。

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安庆公主的丈夫欧阳伦仗着妻子的权势，不顾朝廷禁令贩卖私茶，遇到巡检税吏也敢拳打脚踢。一般人看在他皇亲国戚的面子上，大多都忍气吞声了。

欧阳伦却没想到，他所打的这位巡检税吏是个硬茬，竟然跑去找他的老丈人朱元璋告状了！

朱元璋得知女婿的种种作为后，大怒不止，当即下令处死欧阳伦。

而朱元璋的铁腕手段，在处理著名的空印案和郭桓贪污案上，则展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由于案情牵涉官吏人数达七万人之多，相当于一个小县城的总人口数了。

而且，这些官员遍及了长江中下游六个重要省市，个个都是职位在身。倘若将其一网打尽，恐怕这些地方的官僚体系也几乎瘫痪了。

但朱元璋非常坚决，哪怕整个朝廷都瘫了，人也是照杀不误！

除此之外，为了令官员“闻贪色变”，朱元璋还为此制定了一系列残酷的刑罚，比如剁手、挖眼、破肚、刖足、凌迟等酷刑，还有尤其耸人听闻的“剥皮揎草”。

剥皮揎草，望文生义，就是剥去贪官的整块皮肤，又在皮肤内塞入稻草，将其做成一个“标本”竖立在各州县衙门前，用来警诫进出的官吏。

其灵感大约是从农民地里的“稻草人”那里得来的。

就这样，朱元璋还觉得不够。他为了让这个刑罚的震慑程度拉到极致，还在各州县设立了“皮场庙”，令众人围观犯人行刑……当时不少官员被吓得神经衰弱，每天上岗前都要先给家里交代一通遗言，生怕晚上就回不来了。

相比较朱元璋的“暴力治贪”行为，一直被人指责“严政”的雍正帝，都显得温和多了。

而且，在这样的高压政策下，朝野虽然为之惶恐，但官员们该贪的还是贪，洪武年间的贪污舞弊之案依然屡禁不绝。

结语

面对这样的情形，朱元璋也百思不得其解，晚年曾感慨：“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

这一句话，也被后世称为朱元璋之问。

从古至今，治贪都是一个令统治者头疼无比的旷世难题。贪婪源于特权，特权源于人性。不管是朱元璋还是雍正帝，两人困囿于封建专制的时代背景里，又作为这套制度的最大受益者，明知特权会滋生腐败，但没有特权也无法惩治腐败。

再加上约定俗成的人情社会，大到朝野小到家庭，无人可以独立于关系网之外。关系意味着什么？就是特权。

在依托条件与实现目的相悖的情况下，他们面对的是一整个勾连盘结的人情社会。哪怕是贵为皇帝，也注定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