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玉倩因在现代京剧《红灯记》中成功地塑造了李奶奶的艺术形象而家喻户晓。后来在现代京剧《平原作战》中又成功饰演了张大娘。她在回忆自己数十年的艺术生涯时曾感慨地说道：“一出现代京剧《红灯记》整个改变了我的艺术人生。”
说起（按，指饰演李奶奶这个角色）这事的原委，是1964年剧院导演阿甲的一个电话，在之前我从来没接到过他的电话。
阿甲说，他刚从外地回来，让我现在到他家来一下，有事要和我谈。我问，什么事啊？他说，你过来就知道了。
于是，我当天就过去了，他给我一个剧本让我回去看看，这就是《红灯记》。回去我就从头到尾细读，读着读着眼泪就下来了，觉得这真是出情节感人催人奋进的好戏啊！但绝没想到这戏里有我什么角色。
第二天上班，我就找阿甲交还剧本并把这读后感谈了，他点了点头随即说，你来演这剧中的李奶奶怎样，可以么？
什么！？我来演李奶奶？听到这话我实在是太惊异了，我是唱旦角的，而李奶奶应是老旦的活儿，这不跳行了么，那怎么行呢？
京剧导演 阿甲
高玉倩与阿甲
阿甲看出了我的意思，说我看你能演，而且肯定行。我说，演了这活儿，今后怎办呀？如果演砸了，我往后在台上就没饭了啊。阿甲让我不要考虑这些，回去再好好读剧本体会人物准备投入排练。
阿甲是京剧院副院长，他是代表领导作的决定我哪能不服从呢。就这样，我接受了扮演李奶奶的任务。
我一遍一遍地再细读剧本，一次又一次的被李玉和一家三代特别是李奶奶的革命情怀感动得唏嘘不已。
很快的，我就真的入戏了，首先是激起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腔仇恨。
记起我小时候从山东回来，正是北京被日本占领时期，每天奔戏园子打从前门楼那儿过，总看见拿枪的日本兵一脸蛮横地对着中国人，那是怎样的国家遭入侵百姓受欺辱的年代呀，一辈子也忘不了啊！
渐渐深入下去，我就开始琢磨起李奶奶这人物该怎么演、怎样才能演得像演得好。接了一个新戏的角色，一般的都是先找表演上的俏头，我不是这样，而是采取一字一句不放过一点一滴下苦功夫的"笨"方法。
高玉倩 红灯记 饰李奶奶
首先是从李奶奶这人物的形态与神态入手，上班下班的路上我就学着老太太走路的步态，平时的手势、眼神也刻意模仿着老人的样子，回到家里呢，就系上一条破围裙在腰里，干什么都琢磨着按照老人的自我感觉去做﹣﹣就这样慢慢地向人物靠拢，进入了李奶奶的角色。
然而，待我去破解的还有更大的难题与挑战，那就是嗓子。我本是唱旦角的从没学过老旦，可李奶奶按行当属老旦，唱念都得用大嗓，怎么办？
既然我接受了这角色，那只有自己另辟蹊径小嗓改大嗓，用心去揣摩、去练。这我都得背着团里人去下私功，因为什么？你练着练着嗓子呲花了、再不就唱半截儿没音儿了这是常有的，让人听见多不好，真是很难的啊！那会儿我整天就跟着了魔似的，结果愣是把大嗓给练出来了。
不过也有个顾虑，心想这戏演完了兴许小嗓也找不回来了，那我就离开京剧院当老师去得了。但没想到的是，这京剧革命以来《红灯记》一演就是那么多年，而我的艺术人生就和李奶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再没分开过。
李少春 刘长瑜 高玉倩 红灯记
李少春 刘长瑜 高玉倩 红灯记
说起这戏给我带来的成就感和荣誉感，那第一就得说是毛主席观看了《红灯记》，而且连看了两次。据摄影师钱嗣杰说，毛主席看《红灯记》时非常入神，还落了泪。
若谈起这戏给我带来的苦辣酸甜也是五味杂陈！1964年排演《红灯记》就是为了参加当年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汇演，从接到剧本到演出，时间不长，那时候阿甲他们和江青对这戏的看法有许多矛盾，又说要这么排吧、又说要那么改吧，总之是掐来掐去。
咱一个演员，接受的是组织上给的任务，对其中详情不了解，也不需了解，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精力都投入到人物塑造中。可以这么说，《红灯记》里李奶奶的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台词乃至每个细小的动作和微妙眼神，那真是反反复复琢磨一点一点打磨才弄出来的啊！
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李奶奶在台上所有的表演空间都没有空白、也就是说每一点的细节之处都是精致化、艺术化的，都是符合剧情总体要求和李奶奶这一典型人物典型性格特征的。
钱浩梁 刘长瑜 高玉倩 红灯记
杜近芳 高玉倩 红灯记
"文革"中这戏成了样板戏，后来又拍成了电影，这时的《红灯记》与原来阿甲排的演出本、有了很大的改动，由原来的三个小时压缩成两个小时，而且为了突出李玉和，把李奶奶的戏减去了不少，光唱腔就删去两段。
对此，我没意见，全接受，只是具体处理起来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得费很大的心思。
我抱定的宗旨是，不论怎么改，只要是该到我的戏，比如"痛说革命家史"那场，我就要竭尽全力把戏做足、把人物演好，这总没错的啊！
然而，还是遇到些令我无所适从的为难事。"文革"中我受到过冲击，特别的胆小，在八一厂拍电影的时候，我是处处小心谨慎唯恐出什么差错。
每天的拍摄工作完了有专车接送大家回家，我不敢回家就住在厂里，为的是充分利用时间琢磨戏，也为第二天早起化妆时间充裕。
那时候我才四十来岁，满头黑发，化李奶奶的妆就要刷白，四五个人给弄，费好长时间，结果一照镜头效果不行，后来，就借鉴《智取威虎山》里老旦的化妆方法，戴头套解决，没想到就大祸临身了。
钱浩梁 刘长瑜 高玉倩 红灯记
一天，京剧院叫我回单位开会，一听是组织上叫，我就吓得直发抖。到了京剧院，领导厉声问：谁叫你戴的头套？江青同志指示拍电影不许戴头套，都得是自己的头发，你知道不知道？
我就连忙解释，戴头套并不是我个人出的方子，是通过剧组决定的，而且确实是我头发黑怎么染也染不白，解释半天才把我给放了。可我心里啊就别提多害怕了，好嘛，对抗江青同志指示，那该是多么严重的罪行啊！
后来，样片出来一部分，大家都去看，我躲在化妆间里不敢去，怕砸了吃罪不起，整个楼就我一人坐在那儿发抖。因为之前听人说过，拍样板戏电影用的是进口伊思曼胶片，非常昂贵，一尺就得很多很多钱。
过了一会儿，他们回来了，一见到我就大声说，老高啊，演吧！你就放开了演吧！这回行了啊！我这悬着的一颗心吧嗒一下子就放下。这种滋味啊，真是旁人难理会，唯有自身知！
还有拍电影和台上演出不尽相同，特别是有的场景动作调度，往往是台上由这儿到那儿，电影里就得不一样了，总之是细枝末节差异很多，有时我难免搞混了，这就有人说我是装糊涂，而且是当着众人大声地训斥我。我怎么敢呢？
在拍摄现场，凡我不上的时候，我总是在布景后面静静地等着，不像别人似的在一旁有说有笑。那是一个人与人之间斗来斗去的时代，我是唯恐出差池，一旦上不了台演不成戏那就一切全完了啊！
那些年京剧院走到哪儿《红灯记》就演到哪儿，场次多得数不清，又拍成了电影，说是红遍全国一点不为过。然而，我却有个心结，就是再没和过去的恩师我的义父姜妙香先生联系过，怎么呢？我可是经他介绍拜了梅先生的梅派弟子啊，就演了这么一出现代戏，怎么就把以前学过演过的传统戏全压过了呢？所以我觉得没脸去见我的这位义父和老师。
《红灯记》一演多少年，这出戏演完了我还能演什么呢？，我心里一点没底，就盘算着等这戏一搁，就去当教师得了。没想到京剧院"样板团"的第二个戏《平原作战》又把我给拴上了。
我这回扮演的张大娘和李奶奶在人物形象、典型性格方方面面都有了很大的不同。
首先是年龄定位上，张大娘要比李奶奶小二十来岁，她也就四十多岁，不像李奶奶六十来岁了，这就要求你在塑造张大娘这个全新的人物形象时，第一得把年龄感体现出来。
就拿脚步来说，李奶奶是一步一步都透着饱经风霜沉稳坚毅，而张大娘呢，则是脚下生风似的大步走显出农村妇女的豪爽劲儿，就为这，真没少下功夫，当然了，更得费心思琢磨下苦功夫钻研的还是张大娘的唱念表演。
就说的一场吧，"暗夜中见光明眉舒目展，三天前子弟兵来到平川﹣-"这段，张永枚写的唱词很有诗意，唱腔刚中有柔很动听，而且一大段唱中间还有几句"夹白"，有唱有念声情并茂，非常利于演员在台上尽情发挥。我表演起来也非常有戏。
记得刚排出来时上边审查，"四人帮"都在台底下看，我们那会儿单派个人凑在一旁，专听首长看戏时有什么反应，后来听那人转述，说王洪文看戏时对我很夸奖，认为高玉倩的唱，不用看字幕就能听明白。
我演张大娘时台底下观众反响热烈，很受欢迎。结果，不知什么原因就把我给掐下去了，换了别的演员，不让我演了，不让演就不演呗，我只有服从又哪儿敢说什么呢。
再后来又来审查，江青看了戏，提了二十七条意见，说还是高玉倩来吧，这么一句话，我就又上了。只是根据江青的指示，我的戏得掐，如第一场，不能让我唱得那么多，得短一些，要不就夺戏了。
就这么着，"暗夜中见光明眉舒目展"这段唱后半段就全掐掉只剩下四句了。好不容易琢磨出来的一段唱，观众那么的欣赏，说掐一下子就给掐了，我心里实在是不舍。
高玉倩与刘长瑜
高玉倩与袁慧琴
其实在《平原作战》里我有戏的地方还多着呢，只不过掐来改去的都没了。好多表演的细节、零碎的动作，从细微的感情捕捉到瞬间的眼神刻画，我真是付出了不少的心血啊！只可惜观众都没能看到。
《平原作战》拍电影时也是这样，崔嵬、陈怀皑多么大的导演啊，也得处处按照"三突出"的原则办。拍摄过程中，一再对我强调，咱们可得记住，张大娘是第三位，所以你的戏、你的镜头不能多，绝不能压过一号人物赵永刚，也不能盖过二号人物李胜。
对一个演员来说，我绝不能也绝不敢有任何表示，让我怎么着我就得怎么着，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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