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第四分队长

封｜在活动现场挥舞彩虹旗的参与者/REUTERS

2023年4月23日，沸腾的人群和彩虹潮淹没了日本东京的涩谷区，作为放开后的首次完整骄傲游行，来自日本各地的参与者高喊 "Happy Pride”。2019年年末以来，日本大量的社会活动停办，就连奥运会也被波及而不得不延期。游行队伍高举彩虹旗伴随着呼吁同性婚姻标语，一名参与者说：“日本真的远远落后了……我们会争取直到整个国家都实现同性婚姻。”

挫折要追溯到2022年6月，零星民众守候在大阪地方法院外，等待着即将出炉的判决结果，因为管控，当天到场的人数并不多，但无数人都被牵动着。此前三对同志伴侣向属地民政机关提出结婚请求，后者以同性婚姻不符合法律规定为由拒绝，原告随即向札幌地方法院起诉，这被称为“日本同性婚姻第一案。”

民政机关拒绝的理由是基于日本国宪法第24条规定——婚姻仅在男女双方同意的基础上建立。男女二字，明确限定了婚姻双方必须是一男一女，要修改国之基本，谈何容易？后续更出台了禁止同性结婚的裁定。

原告方就“禁止同性结婚”是否违宪一路上诉，直到大阪地方法院做出判决：“历史上和传统上，人类过着男女交往、繁衍和抚育后代的生活，这种婚姻制度的宗旨从明治民法典传承到现行的民法典，并得到了社会的认同。”最终，认为日本禁止同性婚姻并不违反宪法。该法院驳回了三对伴侣提出的其婚姻自由和平等权利被侵犯应予以赔偿的要求，但同时判决也强调：“同志家庭缺乏法律保护，希望政府采取一些措施以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日本性少数群体的权益进步，从80年代末期就开始了，跟我们一海之隔的日本，既受到儒家文化的浸染，也保持了岛国的特有的封闭性，所以也存在着世俗和政策上的双重障碍。

在过去，日本世俗社会对性少数群体还是相当包容的，古籍就有对性少数群体的记载。贵族之下的武士群体里，也流行众道（わかしゅどう），江户时代所绘制的春宫图当中，亲密的双方不仅有年轻女性（妾和女性工作者），还有男孩（wakashu）和异装男（onnagata）。在女性为主的歌舞伎族群里，也有用“阴间”描述女子之间的关系。由于日本古代社会阶级与男女对立明显，性少数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得到默许和包容，但这种包容更偏向于“享乐”跟“小众生活方式”成分。

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弗朗西斯科·沙勿略就曾记下近代日本社会的性少数群体，他写道：“男女老少看惯以后，也不觉得奇怪。”明治维新以后，性少数群体流行的现状遭到了西方人的批评，试图“脱亚入欧”的日本社会在潜移默化间接受了欧洲中心主义对性少数群体是精神疾病的观点，将其视为“心理残疾”，明治时代的1872年颁布了《鸡法条例》，规定鸡奸行为违法。

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腾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到大城市定居，不同出身、不同阶级的群体开始登上社会运动的舞台。一些自觉无法被社会和家庭所接纳的性少数群体，聚集到东京的新宿二丁目，使其开始成为旧金山卡斯特罗那样的“彩虹区”。1968年，稻垣樽穂的《少年爱的美学》在三岛由纪夫的支持下获得第一届日本文学奖，一时间引起轰动。此外还有大量杂志、漫画，甚至成人录影带涉及性少数群体的内容，

但与美国不同的是，由于日本社会没有经历过全面改造，性少数群体的身份始终没有政治化，使得很长一段时间里，性少数群体在社会中处于“存在，但是又没有被看到”的状态。

2021年，“日本同性婚姻第一案”的判决词中写道：“即使在战后初期，当修改了现行民法典并颁布了宪法，性少数群体被认为是一种精神病患并且同性婚姻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这反映出了世俗社会对性少数群体的偏见。

“日本同性婚姻第一案”，民众在法院外等待结果/AP

80年代后期，日本爆发了艾滋危机，当局迟缓的反应，以及污名化的信息——传闻说只要在男人之间握手，就会感染艾滋病。日本的性少数群体杂志最早开始积极提高人们对艾滋病毒感染预防的认识，并且积极呼吁大家接受艾滋病筛查和安全性行为，艾滋病危机促使性少数群体内部团结起来，成为打破偏见并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

有关艾滋病危机这一历史片段，实际上反映出日本社会整体保守化的倾向，这也是政策上的障碍。

比如日本的户主制度，和我们户口上的户主不同，户主在日本是家庭的“法人”。由于日本存在着大量的全职主妇，她们在法律关系上必须依附于户主，而户主掌握了家庭资产、贷款乃至社保在内的多种权利。

在监护权上，同志伴侣有一些不得不跨越的阻碍，毕竟无法通过结婚变更户口和户主关系，一些同志伴侣试图跨越这个政策障碍，利用日本法律中的“收养”条款进行迂回。通常是年长的一方收养年幼的一方，这样可以使双方产生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成员关系，双方可以共享彼此的部分监护权和社保。

同样在居住权上，同志伴侣之间也存在障碍。2005年，一名男子向东京都町田市提起诉讼，要求将其同志伴侣列入一起申请公租房的名额之中，虽然最终的裁决没有支持他的诉求，但这场诉讼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后续有部分同志伴侣试图用合伙同居协议的方式，为自己和伴侣争取居住权。

从2015年开始，民事伴侣“相手を思いやる”法律制度（Partner-System）开始出现，该制度规定，如果一对同居伴侣在满足一定条件（如相互信任、互相帮助、相互照顾等）的情况下，可以在市政厅登记成为“民事伴侣”。一旦登记成功，这对伴侣就可以获得类似于结婚后的一些权利和保护，例如，可以申请家庭抚养补助、社会保险和住房补贴等。民事伴侣制度在一些方面也存在法律不确定性和漏洞，如继承权、离婚和抚养等问题。

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固有价值观相冲突之外，加之经济发展催生的社会分化和不平等，使得大众对文化和道德的混乱感到担忧，他们把问题归结于“西方价值观”的入侵，尤其是在号称“卖掉东京买下美国”的泡沫经济破灭以后，日本进入了“失去的二十年”，支持保守主义的人也随之增加。

日本社会还有一个“顽疾”——终身雇用制度，当时日本的企业和政府需要快速发展自身的产业和社会基础设施，因此需要建立一个稳定的、可靠的、长期雇佣的劳动力。对劳工个人来说，终身雇用固然解决了就业问题，但更多的负面出现在经济停滞后，上级对下级近乎无限地压榨，职场内卷以及性骚扰，都是终身雇用制度下的阴影。

根据2018年的一份调查，超过30％的女性受到过工作场所的性骚扰，而且超过70％的受害者没有报告这种行为，主要是出于遭到报复的担忧。此外，一些男性也报告了在工作场所受到性骚扰的情况。同年的一起案件中，一名性少数身份的教师向学校提出了关于性别认同的问题，之后该学校解雇了他，虽然法院裁定该学校违反了就业机会均等法，但法院的判决并未考虑职场出柜的问题。

以上便是日本性少数群体“存在，但是又没有被看到”的一系列写照，日本性少数群体权益近些年的进步，除了社群的努力，还有很大的因素是日本遇到了社会变革的窗口——城市化、老龄化和少子化拐点。

东京是日本第一个实施民事伴侣登记制度的地区，后续所有辖地内实施了民事伴侣登记制度，当地议员曾直接表态，推动的目的就是“吸引更多年轻人前来定居。”一些日本的大型企业开始为性少数员工争取更多的权益保护，例如三菱、索尼等大型公司就为员工的同志伴侣购买社保，企业当然不是做慈善，其核心的目的还是在于吸纳更多人才以保持企业竞争力。

1994年，为了庆祝同性恋去病理化，东京的性少数群体走上街头，促成了第一次骄傲游行，用聚会来描述可能更为合适，当时只有约100名参与者。到了2023年的东京骄傲游行，参与者已达到20万之众。而且自2019 年上一次管控前骄傲游行以来，允许同志伴侣签订民事伴侣协议的日本城市数量从 26 个激增至约 300 个，覆盖了约 65% 的人口。

2023年东京骄傲游行/REUTERS

“保守派政客对传统家庭的观念可能很难改变，但提振日本经济的想法肯定会引起共鸣，”加藤武治说，作为“全日本婚姻”的成员，他参与并推动了“日本同性婚姻第一案”。最近一次民意调查显示，约 70% 的公众支持同性婚姻。

就在今年年初，日本前首相秘书荒井胜喜被问及对同性婚姻的看法时，荒井回答称，“看到他们就讨厌，要是住在隔壁就更讨厌了。”他还说“同性婚姻会改变社会现状”，因为发表上述不当言论，荒井胜喜被解职，然而他的说法代表了日本高层在面对性少数群体时的态度，岸田文雄紧急表态称“我们一直尊重多样性，并一直致力于构建包容性的社会。”同时又强调：“同性婚姻合法化与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将带来剧烈的社会震动，相关政策需要慎重研究。”

2023年3月6日，日本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正式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同性婚姻合法化草案，将修改《民法典》中“婚姻是不同性别伴侣之间结合”的措辞，道阻且长，但第一步已经踏出。